第七章教育子弟，提倡先進學習思想
曾國藩雖是一個沒落皇朝的封建官僚，但是卻有著先進的思想意識，這種思想意識不論是在為官中還是教育子弟中，都有深刻的體現。
1 讀書求變，變則生智
曾國藩所在的滿清王朝已經走向了沒落，內憂外患使曾經雄踞東方的大清朝千瘡百孔，他就在這個時候登上了曆史的舞台。越是在危難的時候，越可以顯示出一個人的膽略與見識，在治學方麵，曾國藩更顯示出超前的智慧與遠見。
中國古代士大夫的通病是固步自封，他們對於外國的東西總是持著一種鄙視的心理，總以為中國是強大無比、無人可敵的。在近代中國，一些頑固的人總是不肯麵對現實，仍舊做著天朝上國的輝煌夢。與這些人相比，曾國藩顯示出非凡的遠見與卓識。他深知，中國日益落後，而外夷日益強大，所以，在強敵麵前，要保持清醒的頭腦，不可自高自大，隻有積極主動地向先進的外國人學習，才能使自己逐漸強大起來，才可以避免被動挨打的情況發生。
中國傳統文化對曾國藩的影響很深，這使他對封建政體懷著極強的使命感，使他積極地去扮演好中國古代封建社會的士大夫形象，但是，他是一位與眾不同的士大夫。
當瘋狂的西方列強邁著侵略的鐵蹄踏上中國這片沉睡的大地時，曾國藩顯得很冷靜，他沒有像其他頑固保守的士大夫那樣，抱有夜郎自大的優越感，盲目地排斥一切外來的事物，把先進的西方科技視為“奇技淫巧”，甚至嗤之以鼻。相反，他開啟了學習西方先進科學文化之風，給閉塞的清王朝帶來了一縷“自強”的曙光。
在同治元年（1862）十二月，曾國藩在日記中記下了徐壽、龔之棠、吳嘉善等科學家的名號，同時還記下了現代科學的學科名稱：光學、重學、流學、化學、電氣學、磁石學、動物學、植物學等。除此之外，他非常喜愛天文學，但是由於沒有足夠的時間去研習，所以他對天文學不夠精通，並自稱此為平生“三恥”之一，他傾心研究科學的精神是常人難以做到的。
曾國藩認為，人的本性是與生俱來的，因此，通過其他方法很難改變人的本性，但是讀書可以改變一個人的本性。如果說人的本性是一個人最核心的靈魂部分，而讀書卻可以改變這個核心部分，那麼，通過讀書就可以改變一切，讀書的作用是非常強大的，因此，曾國藩首先提出了以學習求變的方法。
曾國藩把讀書放在了一個很重要的位置上，讀書是他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事情，他的一生從來沒有間斷過讀書。對他來說，讀書不是為了消磨時光，也不隻是為了做學問，而是為了不斷地汲取新的養分和智慧，以及增加求變的積累，達到質的飛躍。
他的自我求變曆程也是通過讀書來實現的。在第一次求變時，他以程朱理學為依據，在唐鑒的指導下精讀《朱子全書》；後來，他精讀申不害、韓非等法家書籍，改行刑名之學，並且將這種思想應用到編練湘軍、圍剿太平軍中，實現了他為官生涯中的第二次求變；但是曾國藩屢遇挫折，後來在回鄉守喪之時，他仔細研讀了《道德經》、《莊子》等書，從此開始信奉黃老之道，這是他的第三次求變，也成就了他的仕途夢想，使他最終成為一個在宦海中自如遨遊的高手。
在我國近代史上，一些開明的有識之士紛紛倡導學習西方先進知識、推行洋務，而曾國藩就是較早提出這種先進思想的官員。在鴉片戰爭後，魏源提出了“師夷長技以製夷”的口號，這是中國人在思想意識領域的一大進步，但將這一口號真正落到實處並且付諸行動，是從曾國藩開始的，是他開創了學習西方的先河。
曾國藩之所以有如此先進的思想與遠見，主要是因為他對學習的高度重視以及對知識的熱忱渴求。他的府中聚集了一大批當時最先進的知識分子，例如精擅邊境史地學的張穆、何秋濤，還有近代史上最著名的科學家徐壽、華蘅芳，以及中國第一位留美學生容閎。
這些傑出的人才代表了當時最先進的觀念，也引導了當時中國科學研究的浪潮，這給曾國藩的幕府注入了相當雄厚的科學力量，也充實了曾國藩的思想與觀念，使他可以比較全麵地了解形勢的發展趨勢，比較清醒地認識到時代的節奏與背景。
曾國藩求知若渴，他不僅精心拜讀過上述幾位的著作，而且還對《朔方備乘》、《校邠廬抗議》、《幾何原本》等書有過專門的評價，不僅如此，他還讓自己精通數學的兒子曾紀鴻為《幾何原本》譯本作序。
許多人認為讀書人隻懂得讀書，卻不懂得世事，因此，讀書人有些迂腐，這是一種嚴重的偏見。讀死書、死讀書的人確實不少，食古不化、食洋不化的也大有人在，這些人或許不僅不懂讀書的真正目的，而且也不懂得讀書求變的真正意義，所以才把讀書當做一種脫離世俗的事情。
其實，從古至今，任何一本書都與人類社會有很大的關聯，每一本書都是通過不同的形式表現了對人生以及社會的認識與理解，雖然內容各有不同，但都是思想與智慧的體現，會讀書的人，就可以從中汲取精華，剔除糟粕，使之成為自己的思想積澱。
書籍代表著知識，而知識是促使社會不斷走向進步的動力，也是一個人各方麵能力發展的源泉。古人信奉“學而優則仕”，在古人眼裏，讀書讀得好，學問做得好，人的素質就會提高，人的能力就會增強，這樣的人才能做好官，才能管理好國家。但是，由於古人癡迷於舊知識的魅力，未能及時地去更新自己的思想與觀念，這使自己日益落後，逐漸跟不上社會發展的步伐，於是，這一信條的作用被大大地打了折扣。
2 留學活動開眼界
曾國藩開創了留學風氣，為沉悶閉塞的古老中國開辟了一條通往世界的道路，開闊了中國人的眼光，增長了中國人的見識。功勞不可埋沒。
鴉片戰爭後，中國的有識之士已經逐漸認識到：中國各方麵都需要進行徹底改革，否則難以圖存。然而，前進的路上卻障礙重重，深閉固守的社會、驕傲自大的士大夫、腐敗無能的清政府都在阻礙著社會發展的步伐，使得任何變革都顯得寸步難行。
鹹豐末年，馮桂芬寫了一部書，進一步對學習西方、革除中國政治傳統上的許多積弊的問題，提供了具體而又係統的方案與依據。馮桂芬特地將此書送給當時的兩江總督曾國藩，曾國藩看後很受啟發，他稱讚這部書是“名儒之論”。感慨、興奮之餘，曾國藩認為其中的許多方案難以實行，因為在當時的社會環境和政治背景下，進行如此重大的改革有些艱難。但是，中國的積弱使清政府的確有必要進行一次大的改革。
同治九年（1870），容閎向曾國藩提出一套選拔學生留學美國的計劃：初次試辦，以4年為期，每年選派30名12—14歲的聰穎幼童前往美國讀書。預定每人留學15年，學成之後，回到中國服務。這樣一來，中國今後自己就有了富國強兵的人才，不再需要外援。曾國藩對他的建議非常讚同。
在對西方先進科學技術已有深刻認識的基礎上，曾國藩做出了一件在當時可以稱得上是驚世駭俗的事情，他興致勃勃地奏請清政府選派幼童赴美留學。
派遣幼童留洋活動“固屬中華創始之舉，抑亦為古來未有之事”。因此，許多人都不讚同這一做法。在中國曆史上，隻有日本、朝鮮等國向中國派遣過留學生，而中國向外國派遣留學生卻是一個先例，也是我國近代教育史上的一件大事。
曾國藩認為，派遣幼童留洋是一個學習外國先進知識的最好機會，但是，他的建議一經提出，就遭到了許多保守派官僚的強烈反對。曾國藩沒有退卻，他堅持自己的想法，不斷地向清政府陳請，最後，他的這一具有遠見卓識的建議得到了清政府的許可。
於是，他不顧自己的身體衰弱，積極地行動起來，為留學事宜投入了極大的精力。他與李鴻章、容閎等酌定留學章程十二條等，並且詳細地規定了招募學生、施教步驟、管理及經費等相關事宜。
這些留洋幼童代表著國家的希望，曾國藩對他們寄予了高度的重視與期待。在致留洋幼童監督陳蘭彬的信中，他這樣寫道：
“（幼童留美）第以西法精奧，必須專心致誌始克有成。漢文之通否，重在挑選之際先行麵試一二，以決去留，此後隻宜專學洋學。耳不兩聽而聰，目不兩視而明，未可因兼課漢文而轉荒洋業。”
由此可見，曾國藩仍以“專”責以教育留洋學生，這也反映了他對待學習與專研的態度。
同治十一年（1872），曾國藩去世了，他雖然沒有看到此項計劃的真正實現，但在李鴻章、容閎、丁日昌等人的努力下，在次年夏天，第一批留美學生30人由容閎、陳蘭彬等人率領著，漂洋過海到達了美國，開始了學習外國知識的生涯。同治十四年（1875），第四期中國學生前往美國留學。與此同時，左宗棠創辦的福州船政局也選派了30名留學生赴歐洲學習。
無論是幼童赴美留學還是船政局派遣學生留歐，都是曆史發展的必然結果。如果說幼童赴美留學主要是側重學習語言，那麼船政局派遣留歐學生的活動更側重於學習技術。
在當時，隨著新科技在中國的不斷傳播與滲透，人們越來越認識到新科技的重要作用，船政局派遣留學生的作用也日益突出，貢獻越來越大。因此，當時派遣留學生活動是一種與時代同步發展的體現。
當這批漂洋過海的留學生回國後，他們逐漸被當做人才而受到了重用，特別是被賜予的“官學生”或者“官生”出身，躋身於《大清會典》規定的官紳之列，這對於那些所謂的“正途出身”之人是一大衝擊，他們深感自豪的優越感受到了動搖。不僅如此，留學生活動也是對科舉製度的一次重大挑戰，它為中國近代社會向“民主”與“科學”邁進開辟了一條通道。
曾國藩主導的派遣幼童留學活動為落後、閉塞的中國開辟了一條通往世界的道路，也是中國人睜開眼看世界的一種途徑，更為以後的留學活動奠定了基礎。在這120名留洋學生中，出現了許多傑出的人才，例如詹天佑、鄺榮廣、蔡紹基、唐紹儀等著名的專業人才，這些受到中國傳統文化啟蒙的學子，把西方的新思想、新理論源源不斷地介紹到中國，推動了中國近代思想的發展，為中國近代社會的發展作出了許多傑出的貢獻，而曾國藩的創始之舉，功不可沒。
曾國藩不僅僅是一位文治武功的政治家，也是一位洞察世事的改革家，他倡導洋務、積極主張學習西學、興辦學堂、派遣留學生等等，這一係列創舉為國家圖強奮發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3 學有所長，專精有突破
凡成就大事者，都注重辦事方法，在學習方麵，曾國藩打破了中國長久以來“抑專”的局麵，提出了“專精”的口號，從而為中國學習西方文化開辟了一條通道。
受多種原因的影響，在學習西方科技方麵，曾國藩顯得有些力不從心。但是，中國社會上卻從此興起了學習西方知識的風氣，如開翻譯局、送幼童出國留學，這些都是千古未有之舉，體現了曾國藩超人的遠見卓識。不僅如此，他辦事腳踏實地的風格，使得向西方學習的行動不僅僅隻是停留在口頭上，而是落實到實際行動中，這在當時並未彰顯出多少功效，但在幾十年後顯示出了巨大的現實意義。曾國藩被稱為“中國近代化之父”，實非過譽。他在探究發達的西方科技時，沒有停留在表麵，而是追尋其中的文化精神，深刻挖掘其中的原因，這更顯示出曾國藩高人一籌的智慧。
曾國藩說西方人的技藝所以妙絕，是因為他們無論做任何事情，都會集中精力，執著專注，喜歡專研，因此，才可以逐漸達到極致。他的這一看法在當時很是獨到，可以說，他認識到了近代西方科學發展的根本規律。
與中國相比較，西方的學科劃分較早，在古希臘時期，亞裏士多德就對世界上的各種學科進行了劃分。他按照不同的門類，對不同的領域與對象進行了探求，並且研究了其中的規律，西方近代學科的劃分基本上是在此基礎上逐漸深入的。對不同範圍的學科進行歸類與劃分，這樣有利於人們去發揮自己的專長，集中精力去專研，從而取得較大的成果。
曾國藩的認識與此大致相同，在擔任京官時，曾國藩就認識到了術業有專攻的道理。他把必須掌握的治國安邦大計的學問歸為十四類，在他的《綿綿穆穆齋日記》中留下了這樣一段話：“天下之大事宜考究者凡十四：曰官製，曰財用，曰鹽政，曰漕務，曰錢法，曰冠禮，曰昏禮，曰喪禮，曰祭禮，曰兵製，曰兵法，曰刑律，曰地輿，曰河渠。皆以本朝為主而曆溯前代之沿革本末，表之以仁義，歸之於易簡。前世所襲談者可以自我更之，前世所未及者可以自我創之。其苟且者知將來之必敝，其至當者知將來之必因。所謂雖百世可知也。”
雖然以上十四門學問並不完全是現代意義上的科學，但卻是當時社會中非常重要的知識技能，涉及政治、軍事、水利、財政、運輸、稅收、法律、地理等各個方麵。曾國藩“自我更之”與“自我創之”的精神，正與現代科學的創新精神如出一轍，這也體現出了曾國藩的遠見卓識。
隨著思想認識的不斷發展與逐漸深入，曾國藩日益認識到科學分類的重要性。在鹹豐十一年（1861）九月初四，他給曾紀澤的信中這樣寫道：“大抵有一種學問，即有一種分類之法；有一人嗜好，即有一人摘抄之法。”
曾國藩總結了學科分類對科學研究的重要性，但是，他對“專精”的認識並未局限在學科劃分的表麵上，他認為，研究的方法與精神更為重要，這也是他欣賞西方人的主要原因。他認為，西方人“處心積慮，不臻絕詣不止”的精神是中國人所缺乏的，中國人若想學有所長，有所突破，就應該集中精力專研。
在中國的傳統社會裏，綜合的“通才”有一些，但專精一術的專才很缺乏。傳統的儒家教育本身就是一種“通才”教育，修身、治家、治國等幾乎各個方麵都要涉獵，這種教育力圖培養一些綜合素質全麵發展的人才。
一個多年學習儒家文化的知識分子在入仕以後，就變成了治國理政的官員，而一個封建官員所要掌管的職務，包括了行政、軍事、司法、財政、社會福利、學校教育等幾乎各個方麵。因此，已經做官的儒家知識分子若想仕途通暢，就要了解社會中的各個層麵。因此，當時社會流行“全才”，這種“全才”的要求導致了一個嚴重的結果，整個社會形成了一種“抑專”的風氣。於是，“專才”被埋沒、被扼殺，受到歧視而失去生存的土壤，這就是封律時代缺乏專門人才的主要原因。沒有專才而空有“通才”的社會若想朝著縱向發展，確實有些困難，這恰恰是中國近代科學發展的致命障礙。
認識到當時社會發展落後的根源所在，曾國藩極力推崇專精，這一方麵表現在他直接倡導學習西方科技上，另一方麵，表現在他的用人方式上。曾國藩用人也獨具慧眼，他認為完美的人才是不存在的，因此，他從不求全責備，他的用人原則是揚長避短，盡量發揮個人專長。所以，他手下吸收了許多突出的專門人才，例如，近代科學家徐壽、華蘅芳、李善蘭、鄒漢勳等人。
曾國藩經常教導兒子學習要專精。曾紀鴻天分不高，學習不夠勤奮，在作八股文、寫詩、練書法等方麵平平庸庸，無所長進。因此，曾國藩認為兒子肯定考不中，於是，他引導兒子在自己擅長的方麵發展，曾紀鴻便選擇了自己最感興趣的數學進行苦心鑽研，最終成為一代數學家。《清史稿》將他專門列入《疇人傳》中，李善蘭將《幾何原理》譯成中文後，即由他作序。
與此同時，關於專精，曾國藩還有這樣的告誡：“要想在某一領域有所創見，即必須專致以求，但事物間往往都有聯係，如果在不該專的地方專，或者過於專一，則會大大限製自己騰挪應變的餘地。越是技能單一，在迅速發展的社會中便越是被動。因此，在專精與廣博之間應該找到一個平衡點。觸類旁通，才更容易立足。”曆史上許多有成就的人，因為專注於某一方麵，結果取得了極大的成功。曾國藩常常這樣感歎道：“古往今來有大作為者，他們的才智隻發揮到三成，而七成卻沒有用上。”
曾國藩對專精的大力提倡給沉悶的中國傳統社會注入了科學學習的精神以及探索專業的激情，自此，中國知識界開始踏上近代科學研究的路途。
古語有：“天道五十年一變，國之運數從之。”這句話正是曾國藩思想變化觀的濃縮。連“天道”都五十年一變，更何況國家、家庭、個人，更要隨著周圍情況的變化而變化，這樣才可以保持活力，使國家、民族、個人得到充分的發展。
曾國藩是一位極具現實感的政治家，他以敏銳的目光覺察到了西方科學技術的精妙之處，在他看來，西洋人的“專精”是值得學習的。在同治十年（1871）八月，他在致吳大廷的信中說道：“凡事患在不為，不患不能。西洋技藝所以卓絕古今者，由其每治一事，處心積慮，不臻絕詣不止。心愈用則愈靈，技愈推則愈巧。要在專精，非其才力聰明果遠過於中國。”
曾國藩以敏銳的眼光洞察著形勢的變化，在事關國家、個人命運的大事上，他表現出了超前的遠見與卓識。
4 能者為師，學以致用
曾國藩是封建傳統社會最後時期的一位成大事者，在社會動蕩不安的關鍵時刻，他力挽狂瀾，積極興辦實業，扶搖搖欲墜的清王朝於將傾，他的言行影響了當時整個社會。
學習的最高境界是：不管師自何處，均無定法，隻要學有所長，能者即為師。
因為懂得因時而變，曾國藩由一個保守的傳統儒家知識分子轉變為治繁理亂、再造“盛世”的豪傑，實現了由“內聖”而“外王”，由“修身”到“平天下”的重大飛躍。在曾國藩的一生中，他的思想發生了三變：在京城時信奉儒家，在治理湘軍、鎮壓太平天國時信奉法家，在晚年功成名就後專研道家。可以說，這三次變化都是曾國藩懂得及時調整人生策略的表現。
就是憑著這種開明的觀念與積極學習的勇氣，在這種境界下，曾國藩把眼光放在了向敵人學習的基礎上，他積極引進西方科技，興辦實業，成為洋務運動的先驅，他把此舉稱為“自強禦侮”之計。
名垂千古之人往往不是墨守成規之人，而是敢於因時而變之人、敢於開創新風氣之人。曾國藩就是一個敢於變革與創新的人，他具有繼承與發展、守舊與革新的雙重性格，他拋棄了夜郎自大的盲目自重感，認識到了學習西方先進知識的重要性。因時而變、實事求是的精神是推動曾國藩積極學習西學的重要原因。
19世紀中後期，英、法、德、意、日等世界列強把魔爪伸向了中國。在這種情況下，能主動向敵人學習，需要的不僅是眼光，更是勇氣。
第一次鴉片戰爭後，中英簽訂的《南京條約》使曾國藩認識到情況的不妙，他認為當前的“大局已壞”。在第二次鴉片戰爭後，他給朝廷的奏折中，有這樣的肺腑之言：“此次款議雖成，中國豈可一日而忘備？”由此可見，滿腔憤恨、國事危機使他整天憂心忡忡，他清醒地認識到，外國列強每次發動侵華戰爭所倚仗的都是堅船利炮，中國也需要堅船利炮才可以自強禦侮。因此，他認為辦洋務勢在必行。
1860年12月19日，曾國藩在《遵旨複奏借俄兵助剿發逆並代運南漕折》中說：“無論目前資夷力以助剿、濟運，得舒一時之憂；將來師夷智以造炮製船，尤可期永遠之利。”曾國藩的遠見卓識是當時一般達官貴人無所能及的，他並不讚成清政府借“夷力”來鎮壓太平天國，他認為清政府“永遠”的目標應是自強、禦侮。他將魏源提出的“師夷長技以製夷”的口號落實在實際行動中，向西方學習、興辦近代工業、造炮製船，成為興辦洋務的先驅。
在鎮壓太平天國運動中，曾國藩就表現得很有遠見，當恭親王奕提出“購買外洋船炮”時，他立即附和。與恭親王相比，曾國藩的目光看得更遠，他不僅僅滿足於購買船炮，而是立足於自己設廠製造，這樣不僅可以“剿發逆”，更可以“勤遠略”、“富國強兵”。
1861年攻克安慶後，曾國藩率先開辦了中國第一家近代軍事工廠——安慶軍械所，用來“製造洋槍洋炮，廣儲軍實”。安慶軍械所是一所綜合性的軍工企業，主要生產子彈、火藥、山炮及洋炮洋槍。曾國藩由此成為“洋務派”的領袖。1862年2月19日，曾國藩隨李鴻章、李鴻裔在安慶城下觀看一隻準備出售的洋船，此船“無一物不工致”，曾國藩不禁感慨萬千、讚歎不止，這也誘發了他試造中國第一艘輪船的決心。他認為，“求自強之道，以學船炮為下手功夫”。
他在日記中這樣寫道：“中國要講求自強，就得革新政治，訪求人才，以學西洋製造船炮技術為基本要務，一旦學會了船炮的製造，那洋人的長處我們也有了。無論是與洋人和平相處還是相互敵對，我們都可有所倚恃，否則，‘曲固罪也，直亦罪也，怨之罪也，德之亦罪也’，與洋人沒道理可講，隻能受人欺侮。”
曾國藩白手起家興辦實業，其艱難程度可想而知，不僅缺乏資金、技術，人才也很難得。曾國藩一直重視網羅各類人才，因此，在他軍內也儲備了一些人才。徐壽和華蘅芳這兩位技術專家就是曾國藩新事業的頂梁柱，兩位被曾國藩委任為安慶軍械所的工程師，開始了他們轟轟烈烈的偉大事業。
1862年3月，在徐壽、華蘅芳通力合作與不斷研究下，安慶軍械所製造出了一部輪船發動機。曾國藩喜出望外，試驗結果使他非常滿意，他非常興奮，洋人的長技終於被中國人學到手了，從此，洋人再沒有恃以藐視中國的東西。他的滿腔愛國之心、報國之情，溢於言表。
然而，已有成果在實際中還存在很多不足，還需要長時間的努力，從一部略具雛形的發動機到一艘可以在水上行駛的完整輪船，中間還需要進行艱苦複雜的研製工作。而且，若要進行大批量生產，還需要“製造機器的機器”。當時中國的技術水平比較低，這種設備要靠進口，曾國藩為此十分著急。這時，徐壽、華蘅芳把留學美國的容閎推薦給曾國藩，曾國藩非常欣喜，他通過李善蘭去請精通西學的容閎。
此後，曾國藩多次召見容閎，奏準賞加他五品軍功頭銜，並且委派他遠赴美國采購“製器之器”，以供“母廠”所用，同時給他白銀6.8萬兩用於采購機器。1860年12月17日，容閎受命轉赴美國購買機器。
在容閎遠赴美國時期，造船工作仍在不停地進行著。經過不懈的努力，1864年1月，中國造船史上的第一艘火輪船誕生了。雖然輪船的體積很小，但卻是中國人自己製造的最先進的輪船。曾國藩欣然登船試車，他給這艘船取名為“黃鵠”號，他認為造船業可以使中國獨立自強，他期望中國能像黃鵠那樣，自由自在地“一飛衝天”，不再遭人宰割。
1865年6月，江蘇巡撫李鴻章在上海虹口購買了一座美商的鐵廠，該廠設備比較齊全，李鴻章將鐵廠改名為“江南製造總局”。對於李鴻章興辦實業的熱情，曾國藩給予了大力的支持。1865年春，容閎購買之機器抵運上海，曾國藩大喜，他特意為容閎請獎，並且將所購的機器歸為“江南製造總局”，這為曾國藩的事業帶來了新的希望。
曾國藩興辦實業有決心、有信心，在他的苦心經營下，江南製造總局麵貌煥然一新，蓬勃發展。當時有洋人這樣評論道：“查各局之建，始於丁中丞日昌任蘇鬆太道時，然不過小有規模而已。至曾國藩督兩江，於局務事事講求，且遣人往西國購買機器多件，於是局中製造，燦然可觀。其於富強之道不甚偉哉！由此觀之，不數年間，中國陸路之兵，將舍弧矢之戲，而專恃洋槍之威；水師之船，將舍風篷之笨，而獨取火輪之速矣。”由此可見曾國藩興辦實業的雄才大略。
曾國藩對江南製造總局非常重視，1868年6月，曾國藩親臨上海視察了江南製造總局輪船洋炮等製造工程。當時，容閎建議曾國藩在附近設立一所“兵工學校”，招收一批中國學生，讓他們學習機器工程理論及實驗，這樣，自行培養一批造船機械師和工程師，不用再受製於他人。曾國藩對此建議深表讚賞，於是，他馬上著手興辦學校。這所“兵工學校”不僅開創了中國近代職業教育的先河，更重要的是，培養了一批“製器之師”，這為中國造船業的發展帶來了許多便利與希望。
1868年8月，江南製造總局的第一艘輪船完工，這是中國人自己製造的第一艘真正的近代化火輪船，曾國藩給這艘輪船命名為“恬吉”號，“意取四海波恬，廠務安吉也”。10月15日，曾國藩登上“恬吉”號試航。當初，曾國藩造“黃鵠”號時，他就視造船為開風氣之先，“中國振興之象”。現在，真正可以與西洋的堅船媲美的第一艘近代輪船試造成功了，確實使人振奮。
曾國藩上《新造輪船折》，將“恬吉”輪船的試航情況向慈禧太後報喜。慈禧太後聞報，非常驚喜，隨後發了一道上諭，誇獎曾國藩說：“中國試造輪船，事屬創始，曾國藩獨能不動聲色，從容集事，將第一號輪船造成……足見能任事者，舉重若輕，深堪嘉賞。”曾國藩按照時代的需求，苦心經營自己的事業，一方麵，他深得當時當權者的重視與賞識，另一方麵，他的創舉也促使自己事業不斷地走向發達與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