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改掉自己的缺點與毛病，曾國藩的決心之大、意誌之堅，是一般人難以做到的，他的這種堅定的意誌與決心，對他一生的性情修養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他告誡自己一定要謹記三個字：不自欺。他認為人之所以修己不利，做事無恒，就是因為不敢正視自己的錯誤與不足，人如果能做到不自欺，就可以發現和改正缺點毛病，不斷完善自我，因此，他要求自己“禁欺如火”。為了做到這些，曾國藩采取了兩個辦法：一是給弟弟們去信，向朋友們打招呼，請他們經常給他指出缺點；二是堅持每天寫日記，借此每天反省自己。
曾國藩這種嚴於律己的行為值得後人去學習，他的這些勇於改過的思想，實可用來救治當世之病。不人欺也不自欺，是修身的必備條件，也是處世與為官之道應該注意的環節。
6 處世四忌：妄言、自大、非議、計較
曾國藩宦海沉浮多年，由一介儒生逐漸轉變為深諳處世之道的官場中人，他的幾次轉變都是在不斷蛻變中實現了飛躍，這與他不斷思考、不斷分析、總結自己過錯得失有很大關係。
毛澤東一直稱讚曾國藩是“地主階級中最厲害的人物”，他一生“獨服曾文正”，不僅欽佩他的做事風格，還有他的品格力量以及他的思想，這些無不顯示出曾國藩是一個“辦事兼傳教之人”。
人必自毀，方能他毀；人必自強，才能真強。處世交往中有許多禁忌，如果輕易觸犯，會招致意想不到的惡果。曾國藩積一生為官處世之大法，提出四個禁忌來警示自己，發人深省。
第一，忌妄言
妄言之人多喜歡誇誇其談，往往自視清高，自命不凡，自以為是。曾國藩年輕時，就是一個喜歡誇誇其談、有很強表現欲的人。
有一天，曾國藩拜訪好友陳岱雲，與其談論詩歌。曾國藩“傾筐倒篋，言無不盡”，他把自己所見、所聞、所想全部吐露出來，滔滔不絕，反反複複，沾沾自喜，興致極高。半夜回家後，他為自己天天沉溺於詩文而深感後悔，他覺得這樣不僅耽誤了自己，也耽誤了朋友。如果一個人隻重視外表，而輕視了內修，總是誇誇其談，就是驕傲、自大的表現，長久如此，不僅遭人厭惡，還會惹禍上身。
於是，曾國藩決定應該從戒懼、慎獨上切實用功。他的長處就是能夠反省自己。《詩經》中的一句話：“匪言勿言，匪由勿語。”意思是告誡人們要有自知之明，不要輕言妄語。
在給弟弟的信中，曾國藩多次提到了要克服“多言”的毛病，他告誡弟弟，謹言慎行不是解決問題的根本，關鍵要自省、自知。“凡心中不可有所恃，心中有所恃則達於麵貌”，言語傷人或者盛氣淩人，都是不可取的。
曾國藩經常以理學家的標準嚴格要求自己，無論是做人、做學問、做事，都要遵循“敬”字，但他對自己仍不滿意，他曾對一位朋友說：“國藩平生坐患‘不敬’、‘無恒’二事，行年五十，百無一成，深自愧恨……仆待人處事，向多失之慢；今老矣，始改前失，望足下及早勉之。”由此可見他不斷追求更高境界的進取之心，他的一生就是在不斷自我反省中度過的。
他在一封家書中這樣寫道：“家中兄弟子侄，總宜以‘勤敬’二字為法。一家能勤能敬，雖亂世亦有興旺氣象；一身能勤能敬，雖愚人亦有賢智風味。吾生平於此二字少功夫，今諄諄以訓吾昆弟子侄，務宜刻刻遵守。至要至要！家中若送信來，子侄輩亦可寫稟來嶽，並將此二字細細領會，層層寫出，使我放心也。”
第二，忌自大
自大之人心中常有得意自滿之氣，喜好為人師。早在兩千多年前，孟子就提出“人之患在好為人師”。翻開《曾國藩全集》，洋洋一千五百萬言中，包括了許多警言與經驗總結，包括了他的全部知識、智慧和才情。
曾國藩生性剛強倔強，剛出山時，因為太過剛硬，不懂得柔能製剛，因此，他處處碰壁。再次出山後，他認識到，與人相處就應該變剛為柔，寓剛於柔，這樣才能化解危機。
曾國藩對子侄，隻有教訓，沒有商討；對兄弟，商討的少，教訓的多；對同僚，商討多，但教訓也多。在家裏，他是門麵，一言九鼎；在軍營，他是統帥，軍令如山；在省府，他是總督，昭示一方。因此，對他而言，真可謂四處優越，八方權威。他性情耿介，祖父又教他男兒不可懦弱無剛，於是，他養成了一股倔強之氣，總會有意無意地流露出指導教訓他人的習慣性言行。
但是，他在日記中記下了許多檢討、反省自己的話語。1860年8月，他在日記中這樣寫道：“恭讀朱批（皇上禦筆），而戒餘之師心（好為人師的思想）自用。念昔己亥年（1839）進京，臨別求祖父教訓，祖父以一‘傲’字戒我，今皇上又以師心戒我。當刻圖章一方，記此二端。”
他以“師心”上奏，皇上要他力戒好為人師之心。當時，恰逢皇上疾病纏身，又麵臨內外交困的局麵，所以僅僅這樣警告他。否則，於他而言，重則大禍臨頭，輕則冷遇荒野。得到皇上的如此禦批，回想起曾經多次冒犯他人，曾國藩意識到了好為人師的嚴重性，他清醒地認識到了必須要改變自身的處世方式，不然後果不堪設想。
第三，忌非議
在背後議論他人的過失與缺點，對他人的言行妄加猜測與評論，不僅是一種缺乏修養的表現，也是招惹是非的禍端。曾國藩說：“凡事後悔己之隙（過失），與事後而議人之隙，皆閱曆淺耳。”每個人的內心都翻騰著永不止息的波浪，表麵上看，大家一團和氣、春光明媚，可在私下卻勾心鬥角、春光鎖閉。不當的言論會引發陰謀詭計，導致針鋒相對，稍有不慎，就會掀起軒然大波。
在給弟弟的信中，他這樣寫道：“當此亂世，黑白顛倒，辦事萬難，賢弟宜藏之深山，不宜輕出門一步。澄弟去年三月在省河告歸之時，毅然決絕，吾意其戢影家園，足跡不履城市矣。此次一行，實不可解。以後務須隱遁，無論外間何事，一概不可與聞。即家中偶遇橫逆之來，亦當再三隱忍，勿與計較。”曾國藩在信中反複告誡弟弟，千萬不要過問外邊的事情，以免惹來是非。
第四，忌計較
曾國藩說：“若想做一個好人，做一個完人，首先不可貪財。”如果能做到不貪不吝，那麼就能夠使鬼服神欽，見識日進，正氣日剛。人一旦有貪念，就會不知不覺墜入卑汙一流，終有一天會被人看不起。
清廉不貪是為官者的基本要求，曾國藩也十分崇尚清廉，據他的女兒崇德老人說，無論曾國藩的官位多大，“署中沒有敢以苞苴進者”，他的夫人也沒有“珍玩之飾”。
除此之外，他還告誡子孫後代不要貪戀功名，早享大名乃不祥之兆，他提出“少年得誌”為戒，他認為，少年得誌固然值得慶幸，但是成名太早，因為根基淺、器量小，就容易沾沾自喜；視天下事過易，就會掉以輕心，臨以狂傲，結果一不小心可能就會掉入矛盾複雜的境地。
曾紀澤得萌生後，曾國藩也很高興，但是他命紀澤至二十四歲再行鄉試。在《致諸弟弟》中，他寫道：“澤兒現在本係萌生，例不準赴小考。故擬令照我之樣，二十四歲始行鄉試。若十九、二十即行鄉試，無論中與不中，又有何味？”他認為，如果一個人早享盛名，就會停止進取心，以後就會很難超越自我。
7 謙是為官之道、立身之本
驕傲自滿的人，總是隻見自己的長處和他人的短處，自高自大，瞧不起任何人。而謙遜的人不僅能夠發現他人的優點，還能積極、虛心向他人學習，集眾人之長，補己之短。
《周易》中說：“天道虧盈而益前，人道惡盈而好謙，滿則招損，謙則受益。”謙虛作為一種美德，既表現了對自己的嚴格要求和積極的進取精神，又體現了對他人的尊重；既能夠使人得到充實與完善，又有利於建立和諧的人際關係。曾國藩說，人若保持謙虛，自可進境無窮。
謙虛禮讓也是儒家強調的重要處世原則。古語有：“謙者，君子。”也即人無論在什麼時候都能夠謙虛，才能算做真正的君子。劉向在《說苑·敬慎》中概括出六種謙遜的美德：“德行廣大而守以恭者榮，土地博裕而守以儉者安，祿位尊盛而守以卑者貴，人眾兵強而守以畏者勝，聰明睿智而守以愚者益，博聞多記而守以淺者廣。此六守者，皆謙德也。”
從古至今，謙虛一直是用來衡量一個人品質良好與否的重要標準。一個謙虛的人無論處於何時、何地，都能覺察到自己的不足之處，永遠懷著一顆上進之心。曾國藩曾經這樣說：“人必中虛，不著一物，爾後能真實無妄，蓋實者，不欺之謂也。”
身處清末亂世之中，曾國藩在僅僅不到10年的時間裏，就由一個默默無聞的守節閑官，逐漸升階為權高位重的封疆大吏，究其根源，可以用他自己說過的一句話來概括：“謙以自持，嚴以馭下，則名位悠久矣。”謙虛也是一種以退為進的人生謀略，曾國藩曾說：“勤而不自言其勞，廉而不覺其介、謙而出之以真樸之氣，乃不犯人之忌，亦即保身之道。”
曾國藩經常告誡他人要以謙虛為本，在手下大將鮑超因功晉職時，他這樣告誡說：“閣下當威望極隆之際，沐朝廷稠疊之恩，務當小心謹慎，謙而又謙，方是載福之道。”
曾國藩曾經說過一句話：“天下無窮進境，多從‘不自足’三字做起。”他曾打過一個比喻：一個人埋頭看書，即使每天不吃不睡不玩，而且堅持看到一百歲，在一般人眼裏，可能算是知識淵博了。但是中國的古籍浩如煙海，即使有人認為他已經博覽群書，但是，他所看過的書與整個史籍比較，卻是九牛之一毛，大海之一粟。因此，一個人不要自滿，天下之大，強中更有強中手。
在讀書方麵，曾國藩認為，“吾人為學最要虛心。”他以切身體驗告誡弟子：“讀書窮理，必得虛心。”
在治軍方麵，曾國藩受命組建湘軍之後，便常常自責，“誠恐有師心自用之處”，於是“唯有敬濯不敢師心，而務要虛心，以收集思廣益之效。”這種想法一直伴隨著他。在他的日記中這樣寫道：“古之得虛名而值時艱者，往往不克保其終；思此不勝大懼。將具奏折，辭謝大權，不敢節製四省，恐蹈覆轍之咎也。”
在仕途方麵，曾國藩年少時比較輕狂，經常清議時政，因此，遭到了某些官僚的反對，經曆過挫折之後，他改變了為人處世之道。在長沙城的綠營中，他不僅在內部培植力量，還主動謙虛地與當地官員交好，不僅給他人台階下，也緩和了人際關係。
曾國藩視為立身之本的“謙”字，同時也是他的保家安身之道。若要做到以謙立身，首先要戒除驕氣，因為，驕傲自滿是人生的大敵，盛氣淩人是人際交往中的敗德。曾國藩認為驕必然會導致敗，他經常諄諄告誡子弟部下，不可驕傲。
他曾這樣告誡子侄：
“蓋達官之子弟，聽慣高議論，見慣大排場，往往輕慢師長，譏談人短，所謂驕也。由‘驕’字而奢、而淫、而佚，以至於無惡不作，皆從‘驕’字生而出之弊。而子弟之驕，又多由於父兄為達官者，得運乘時，遂自忘其本領之低，學識之陋，自驕自滿，徑致子弟效其驕而不覺。吾家子侄輩亦多輕慢師長，譏談人短之惡習。欲求稍有成立，必先力除此習，力戒其驕；欲禁子侄之驕，先戒吾心之自驕自滿，願終身自勉之。”
謙虛也是一種尊重他人的體現，隻有尊重他人才可以獲得他人的尊重。因此，不要過分謙虛，甚至於卑躬屈膝，這樣不僅不會獲得他人的尊重，反而令人輕賤自己，結果適得其反。
謙虛要以事實為依據，不能過於貶低自己。本來自己做得不錯，卻說成一塌糊塗，本來自己很有能力，卻把自己說得一無是處，這是一種過謙的表現，也就是“偽”。而且如果謙虛隻是一種形式，而不加強自身精神素質的培養，這種謙虛並非出自本心，也是一種虛偽的表現。
謙虛是一種美德，也是保身持家的重要方法，更是自我修養的必備手段。但謙虛必須要把握一定的分寸，要分清什麼時候該謙虛，什麼時候不該謙虛，謙虛到什麼程度。謙虛不僅因人而異，也因時代和社會風氣不同而不同。
8 待人以恕，寬和得眾
寬以待人，是為官為將為領袖者的一項基本品德。以誠待人，可以以誠換誠、收服眾心，成就一番大事業。
寬容和氣是立德的根基，也是處世之道，更是修養之法。曾國藩認為：欲成大事，首先要有寬廣的胸襟，平淡的心境，凡人之際，須看得平；功名之際，須看得淡。曾國藩洞悉世情，明徹史實，他曾經對諸弟說：“管子雲：‘鬥滿則人概之，人滿則天概之。’餘謂天之概無形，仍假人手以概之。霍氏盈滿，魏相概之，宣帝概之；諸葛恪盈滿，孫峻概之，吳主概之。待他人來概而後悔之，則已晚矣！”寥寥數語卻是真知灼見。
要寬以待人，不可求全責備，隻有這樣，才能得到人們的尊敬與擁戴，被寬容的人才會以德報德。寬容他人可以免災，而尖刻待人則會招禍。
曾國藩提倡“恕”，其中心內容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應該站在別人的角度考慮問題，“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每個人都有缺點與不足，人無完人，如果過於苛刻要求他人，就沒有朋友，也無人可以為己所用，也即“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而做到“恕”就可以容人之短，甚至可以接受旁人不可容忍之事。
在初辦團練時，曾國藩手中無一勇一卒，但是他能夠突破深厚的宗族觀念、地域觀念，敢於重用有識之士，使得好多人也願意為他忠心效勞，這些都得益於他坦蕩的襟懷和識才善用的本領。可以說，在用人上，曾國藩高出諸葛亮一籌。諸葛亮無分巨細都要事必躬親，使自己雖鞠躬盡瘁，卻難顧周全，皆因他用人過於苛刻。曾國藩常告誡他的幕僚和兄弟說，斷不可輕視有一技之長者，“人才難得，恐因小瑕而遽去有用之才也。”
他極力提倡“待人以誠，待人以恕”。“雖盡立天下之人，盡達天下之人，而曾無善勞之足言，人有不悅而歸之者乎？”俗話說“量小非君子，無度不丈夫”、“宰相肚裏能撐船”，一個人的胸懷會影響他的事業發展，如果身處高位，卻整天為一些小事耿耿於懷，被小事所困擾，是不會有大作為的。凡是成大事者，都有著博大的胸懷和豪邁的氣概。
曾國藩主張嚴格要求自己、寬於對待朋友。在交友方麵，他提倡交友要有雅量，如果朋友間出現意見不一致的情況，雙方應該寬宏大量，這樣才不傷和氣。
在《答歐陽勳》的信中，他這樣寫道：
“春季承蒙惠賜，收到您寄來的信劄及一首詩，情意深厚而且期許很高，有的不是我這淺陋之人所敢承當的。然而鑒於您教導我的一片心意，不敢不恭敬從命。由於我天資愚鈍，無法憑自身求得振作、進步，常常借助外界的幫助來使自己不斷向上、完善，因此一生對友誼一向珍視，謹慎而不敷衍。我曾經思慮自己心胸不夠寬宏、器量狹小的話就不能博取天下的美德，因此不敢拿一個標準來強求他人。哪怕是一點長處、一點善行，如果它有益於我，都廣泛吸取以求培養自己的德行；那些以正大之詞、勸勉之論前來告知我的人，即使不一定投合我的心意，也從來都沒有不深深感念他的厚意，認為他對我的關心，和其他人的泛泛之詞迥乎不同。去年秋天和陳家二位兄弟見麵，我們一起討論爭辯，其中有十分之六七的觀點和我不一致，但我心裏還是十分器重他們，認為他們確實是當今出類拔萃的人物，其見解雖不完全合乎大道，然而關鍵在於這些是他們自己悟到的，不像是一般讀書人僅從讀書、道聽途說中得到的；其觀點雖然不一定臻至爐火純青毫無雜質，然而他們所批評的切合實際，完全可以匡正我的不足、欠缺。至於說到我們彼此之間的情投意合，又別有微妙難言的默契。離別之後唯獨經常思念他們，覺得像這樣的人實在是朋友中不可缺少的，絲毫不敢以私心偏見摻雜其中。平時我之所以不斷勉勵自己，並且大體上還能相信自己，原因就在於此。要做到交諍友，頌雅量。”
曾國藩提出待人要做到“恕”，不可懷有偏見心理，不可求全責備，要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道人善，即是善；揚人惡，即是惡。”要與人為善、寬以待人應該尊重和關懷他人。
曾國藩認識到讀書人常有兩大通病：一是尚文而不尚實；二是責人而不責己。“責人之弊，則無論何等人，概以高深難及之道相苛，韓公所謂‘不以眾人待其身，而以基人望於人’者，往往而是。”
曾國藩經常教導弟弟要以“恕”立身，他說，為人處世中，自己若要步步站得穩，須知他人也要站得穩，自己若要處處行得通，須知他人也要處處行得通。不欲人以虛偽待我，自己就不能虛偽待人，不欲人以權術待我，自己就不能以權術待人。今日自己處在順境，要想到他日自己也可能會處於逆境，今日自己待人盛氣淩人，他日也可能有人會盛氣淩人對待自己。因此，無論何時，要常以“恕”字自惕，常給他人留有餘地。
曾國藩強調要做到立己達己，就應該嚴於律己、寬以待人。他認為：
“無故而怨天，則天必不許；無故而尤人，則人必不服……凡遇牢騷欲發之時，則反躬自思：吾果有何不足而蓄此不平之氣？猛然內省，決然去之。”
因此，他主張“以能立能達為體，以不怨不尤為用”。
曾國藩與左宗棠的關係經曆了幾次波折，但卻可從中體現出曾國藩“待人以誠以恕”的精神。
曾國藩死後，左宗棠在給兒子的信中給他這樣的論定：
“念曾侯之喪，吾甚悲之，不但時局可慮，且交遊情誼，亦難恝然也。挽聯雲：‘知人之明，謀國之忠，自愧不如元輔；同心若金，攻錯若石，相期無負平生！’蓋亦道實語。君臣友朋之間，居心宜直，用情宜厚，後前彼此爭論，每拜疏後，即錄稿谘送，可謂往去陵穀，絕無城府。至茲感傷不暇之時，乃複負氣耶。‘知人之明，謀國之忠’兩語亦久見章奏，非始毀今譽。兒當知吾心也。吾與侯有爭者國事兵略，非爭權競勢也。”
曾國藩為人拙誠，語言遲訥，而左宗棠恃才傲物，語言尖銳，二人的性格反差很大。左宗棠雖然很有才華，但是卻屢試不中，科場失意，便蟄居鄉間，半耕半讀。鹹豐二年，才由一個鄉村塾師升為“刑名師爺”，鹹豐四年三月又入湖南巡撫駱秉章幕共達6年之久。他們二人雖非同僚，卻同在湖南，經常意見不一致，容易起分歧。
有一次，曾國藩幽默地對左宗棠說：“季子才高，與吾意見常相左。”他把“左季高”三字巧妙地嵌了進去。左宗棠也絕不示弱，立即這樣回敬道：“藩侯當國，問他經濟又何曾。”他生性桀驁，言詞尖銳，鋒芒畢露，也把“曾國藩”三字喻在其中，並嘲笑曾國藩不懂經濟學問。
鹹豐四年四月，曾國藩初次出兵卻以失敗而歸，欲投水自盡卻未遂，於是垂頭喪氣地回到省城。左宗棠聞訊，便指責曾國藩說，事情還未到不能辦的時候，自尋短見是不當的行為，速死非義，何必出此下策。左宗棠雖然直言，但是在為主帥打氣，話語中也流露出幾分敬愛之意，使得曾國藩無言以對。
鹹豐七年二月，曾國藩父親病逝，他聞訊立即返鄉。左宗棠認為，曾國藩在江西瑞州營中不待君命，舍軍奔喪的做法是很不應該的，湖南官紳也都附和這一說法，這使曾國藩處於了十分尷尬的境地。後來，曾國藩奉命率師援浙，路過長沙時，他特地登門拜訪了左宗棠，並以“敬勝怠，義勝欲；知其雄，守其雌”十二字為聯，請求左宗棠篆書，以表謙抑之意。
盡管二人性情不同，經常意見不合，但都是關於“國事兵略”之事，而不是私人的權力之爭。曾國藩認為左宗棠是個不可多得的人才，於是不遺餘力地向清廷舉薦左宗棠，這也顯示出他大度待人的精神，他說左宗棠“深明將略，度越時賢”，正因他的保舉才使左宗棠能夠一展抱負與膽識。曾國藩對左宗棠始終有讚揚、無貶詞，甚至說：“橫覽七十二州，更無才出其右者。”
鹹豐十年，曾國藩為杜絕王有齡分裂湘係的企圖，在進至祁門以後，遂奏請鹹豐皇帝將李元度調往皖南道，並派他率軍三千進駐徽州。不久，李世賢攻克徽州，李元度沒有逃往祁門大營，卻敗退至浙江開化，這表明李元度有傾向王有齡的跡象。而他不僅不閉門思過，竟然擅自向糧台索餉，並擅自回到了湖南。曾國藩悔恨交加，決心參劾李元度失徽州之罪，以申軍紀。
曾國藩此舉本無可厚非，但文武參佐卻群起反對，指責曾國藩忘恩負義。李鴻章“乃率一幕人往爭”，聲稱“果必奏劾，門生不敢擬稿”。曾國藩說：“我自屬稿。”李鴻章表示：“若此，則門生亦將告辭，不能留侍矣。”曾國藩聞此，非常氣憤地對他說：“聽君之便。”李鴻章便負氣離開了祁門。後來，幾經輾轉波折，他又想回到曾國藩的門下，曾國藩不計前嫌，大度能容，並且寫信懇請李鴻章回營相助。
曾國藩虛懷若穀、雅量大度，深深影響了他的同僚，李鴻章就深受他的影響，當有人指出他的錯誤時，他深深自責，並且會立即改過不吝。
縱橫官場者，胸襟坦蕩、大度寬容，這不僅是一種人格魅力的體現，也可以獲得他人的支持和真誠相助，少樹一些敵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