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重視以儉養德。為了維持生計，他也曾經向他人借過錢，但是，借錢的辛酸使他嚐到了人情冷暖，也使他更加堅定了自立自強的決心。他告誡兒子說：“受人恩情，當為將來報答之地，不可多求人也。”他認為，如果一個人持身節儉，偶爾向別人借一次錢，別人會鼎力相助。但是一個人如果為人奢侈，以致用度不足，就很少有人願意借錢給他，還會被人輕賤。生活奢侈，會刺激自己的物欲，這不僅會破壞自身形象，也會在欲望的泥潭中越陷越深，難以自拔，不利於自立自強。
曾國藩的節儉並不是要省幾兩銀子，最重要的是要保持一種良好的品德，養成一種自立自強的作風。他不愛錢，不斂錢，不聚錢，直到去世時，家中僅有一萬多兩銀子。他想保持勤儉風氣，使兒女們能自尊自立，以免養尊處優，喪失努力進取的動力。
4 戒除惡習，克服弱點
宦海風波，仕途通塞，因為個人能力或性格的問題而遭遇坎坷與打擊，在所難免。曾國藩認為，如果一個人沒有戒除不良習氣的決心與勇氣，就不能夠擔當大任，所以，置身官場，應該注意自己的習慣，力戒自身惡習，警惕自己的弱點。
雖然一個人的性情與品性是很難改變的，所謂“江山易改，本性難移”。《中庸》中這樣說：“天命之謂性。”品性似乎是天定的，因此一般不容易改變，多年的積累與沉澱已經把一個人的性情牢牢地定格在那裏，因此，人的性格和飲食男女之性，是不容易發生改變的。
《中庸》中提到的“天命”之性，沒有善與不善之分。但是，人在後天的環境中受到極大的影響，性情逐漸發生改變，才有善惡之分。因此，人的性情與品格既有天命的成分，也有後天的影響因素，這樣，對於受後天的影響而形成的品性是可以改變的。
既然人的性情與品格可以改變，那麼對於食色之性也可以改變。雖然食色之性沒有善惡之分，卻有適度與否的問題，如果不適度就會影響人的身體，這是一種習慣，人的性格、品性在很大程度上與後天環境中的習慣有關。
曾國藩初到京師，隻是一個凡夫俗子，無任何特殊之處。他每天的應酬特別多，這並不是說他的官職做大了，而是他把這種應酬作為一種消遣時光的方式。
道光二十年（1840）四月，曾國藩經過深造，以第二等第十九名留在了翰林院。這一官職深得好多人的羨慕，因為，中國傳統的做官之道是重中央輕地方，雖然在中央做官，所受的俸祿並不一定就要比地方的高，但是卻有好多機會去結交朝中大臣，所謂“朝中有人好做官”，有了靠山或者有人提攜，自己的前途就寬廣一些。更重要的原因是，在中央做官，屬於“天子近臣”，如果一個人有能力、有才華，就會有脫穎而出的機會，也會有升官發財的機會，而在地方做官則不然。
在翰林院做官，曾國藩“本要用功”，但“日日玩憩，不覺過了四十餘天”。他每天在吃酒、讀書、閑侃中度過，他這樣感歎道：“餘皆怠忽，因循過日，故日日無可記錄。”因此，他常常在日記中“檢討”自己，但每天卻重複著這樣的生活。他清醒地認識到，如果不能自察自改這種品行，就會沉迷其中，不思進取，也成就不了一番大事。對於翰林院的官員來說，讀書養望、切磋交往是“本職工作”，本無可厚非，但是每天在消遣中度日卻養不成經世的韜略。
道光二十二年（1842）十月的一天，曾國藩讀了《易經·損卦》後，就出門拜客，白天會客，慶賀他人生日，晚上欣賞昆曲，直到深夜才拖著疲倦的身軀回到家中。在當天的日記中，他寫下了自己的自責。他在“檢討”自己的同時，還在告誡自己力戒不良習氣，他不斷反省自己，他在日記中這樣寫道：“寫此冊而不日日改過，則此冊直盜名之具也。既不痛改舊習，則何必寫此冊？”
曾國藩認識到“往來征逐”就是浮躁所致，雖然他可以強迫自己靜下來讀《易經》中的《旅卦》、《巽卦》，但是由於心浮氣躁，卻一無所得，甚至連“白文都不能背誦，不知心忙什麼。丹黃幾十頁書，如勉強當差一樣，是何為者？平生隻為不靜，斷送了幾十年光陰。立誌自新以來，又已月餘，尚浮躁如此耶！”他也仔細分析其中的原因，發現隻有減少往來，才可以“漸改往逐之習”。因此，在以後的日子裏，就把自己的空餘時間盡量放在讀書上，以此來約束自己，達到自戒。
曾國藩的妻子歐陽氏身體較差，經常患病。一次，曾國藩參加進士同學的團拜，他所拜之家大都鍾鳴鼎食、姬妾如雲，這使他“大開眼界”，他的“喜色”之心油然而生，東張西望，頗失大雅。他在日記中這樣寫道：“是日，目屢邪視”，“恥心喪盡”。
熱鬧非凡的一天結束了，晚上當他回到家中，有些惶然不適。妻子正在鬧病，而且呻吟不斷，使他情緒很亂，“入夜心情不暢，又厭聞呻吟聲”。白天所見的佳麗美景與晚上病榻上妻子的呻吟之聲，這種明顯的反差使他實在無法忍受。此時，他的全身都為私欲所填塞，不能靜下心來讀書研究，因此理學功夫大減，每當聽到別人談論理學，便感到隔膜不入，於是，他感到後悔莫及。
後來，吳竹如來到曾國藩的寓所與他談論理學，並談自己的體驗，認為舍“敬”字別無下手之方，總以嚴肅為要。曾國藩聽後，覺得很有道理。他明知應該從“敬”字處下手為緊，他自己也承認，“有用之歲月，半消磨於妻子”，三月初二日，“日中，閨房之內不敬。去歲誓戒此惡，今又犯之，可恥，可恨！竹如來，久談。久不克治，對此良友，但覺厚顏。”他說自己“明知體氣羸弱，而不知節製，不孝莫此為大”。曾國藩的此種“不敬”很快得到遏製，他逐漸成為一個詼諧而不失君子形象的人。
為了將來能有所作為，他嚴格控製自己的情欲，甚至對於夫妻間正常的情感交流也有很大約束。按照儒家的思想，“食色，性也”，但曾國藩認為，人的私欲、情欲一旦膨脹就會一發不可收，終會妨礙大事業，因此，他堅決不納妾，嚴格自律自己的生活作風。與同時代的封建士大夫相比，這是他品格的突出之處，一般人是很難做到這樣的。
為了戒除自己的不良習慣，實現“澄清天下之誌”，曾國藩對自己提出三戒：吃煙（鴉片）、妄語、房闥不散。他以“三戒”嚴格要求自己，後來他也確實做到了。
他認為吸煙會對人的精神造成不利影響，應酬太多，難以集中精神做事，就會出現差錯。他說：“精神要常令有餘，做起事來才能精氣十足而不散漫。”他還說：“說話太多，吃煙太多，故致困乏。”曾國藩把初次戒煙喻為嬰兒斷乳，形象地說明了他對吸煙的溺愛及戒煙的痛苦。因此，剛開始戒煙時，他經常找朋友們下棋、聊天，以此來打發難熬的時光。
曾國藩不僅有此“三戒”，其實還有“一戒”，就是戒圍棋。他早年就有弈棋的愛好，與好友聚在一起，大家往往要弈棋幾局，然後再飲酒暢談。但是，下棋須精神貫注，因此很耗心血。曾國藩決心戒掉圍棋，但幾次欲戒也戒不成。
曾國藩有自己的興趣與愛好，比如，聽戲或者去琉璃廠逛街、購書買紙等，除此之外，在“正業”之餘，他也讀點《綠野仙蹤》、《龍威秘書》之類的書。但是，戒除下棋的嗜好使他傷透了腦筋，他認為“溺情於弈”不僅有礙於進德修業，而且頗耗精力，他講究養生之道，身體略感不適，便決定戒棋。忍了很長一段時間沒有下棋，可是最終沒有戒掉。以後，無論是在軍旅還是在總督任內，圍棋仍然是他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且每日必下一二局不可，直到他去世。曾國藩做事一向有恒心，但是卻戒除不掉下棋，走不出“圍城”，連他自己也弄不明白何至於此。其實，圍棋是一種緩解緊張精神的“轉移法”，他長年殫精竭慮於軍事謀略和仕宦瑣事，當然是必須有轉移注意力的渠道才能得到片刻休息的。
能否做到自律是一個人能否成功的最為重要的性格因素之一，克己修身可以使人的意誌變得堅強，保持良好的作風以及高超的技術，還可以建立良好的人際關係。做到克己修身，就要“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這樣才能達到“得道多助”，否則“失道寡助”。曾國藩深明此理，因此，他處處嚴格要求自己，非常重視“修身之道以律己，以身垂範而教人”。曾國藩勇於改正自己的不良習氣，從而使自己的品性得到不斷完善。
關於如何防止人生和事業的失敗，曾國藩提出了戒“傲”戒“惰”。他說：“天下古今之庸人，皆以一‘惰’字致敗；天下古今之才人，皆以‘傲’字致敗。吾因軍事而推之，莫不皆然。”因此，他告誡自己要戒“傲”戒“惰”。曾國藩發現“憤激愈久”與“得意愈久”，都有可能產生傲氣，因此，自古德厚修深者都把“戒傲”作為自己人生修養的必修課，而他將“戒傲”作為自己終身的修養。
他在給四弟的信中這樣說道：
“吾人為學最要虛心，嚐見朋友中有美材者，往往恃才傲物，動謂人不如己，見鄉墨則罵鄉墨不通，見會墨則罵會墨不能，既罵房官，又罵主考，入學者則罵學院。平心而論，己之所論詩文，實亦無勝人之處；不特無勝人之處，而且有不堪對人之處。隻為不肯反求諸己，便都見得人家不是，既罵考官，又罵同考而先得者。傲氣既長，終不進功，所以潦倒一生而無寸進也。”
他認為，儒者和為將者的傲氣最重，而他自己恰好既是讀書的儒者，又是帶兵的將領，因此，戒除傲氣是曾國藩窮盡畢生之意誌而力戒的。他在家書中就多次談道：
“餘平生科名極為順遂，唯小考七次不售。然每次不進，未嚐敢出一怨言，但深愧自己試場之詩太醜而已。至今思之，如芒在背。當時之不敢怨言，諸弟問父親、叔父及朱堯階便知。蓋場屋之中，隻有文醜而僥幸者，斷無文佳而埋沒者，此一定之理也。”
由此可見，曾國藩對於戒除傲氣可謂謹小慎微。
曾國藩在仕途上可謂官運亨通，仕途通達，十年之中連升十級，並在京師贏得了較好的聲望，如果是其他人可能會趾高氣昂，洋洋得意，但曾國藩卻以“深愧自己試場之詩文太醜”而自謙，由此可見他對自身修養的重視，以及他“戒傲”的決心。
雖然他戒傲如毒，防之甚嚴，但是帶兵打仗，他也有過因勝而傲、因傲而敗的經曆，親身驗證了“驕兵必敗”的說法。他由此認識到，傲氣極易滋生，極易失控，因此更要時刻小心提防。除此之外，他認識到“傲”也可使一個大的家族迅速衰敗，曾氏家族具有遠見之明，很早就教導自己的子孫後代力戒傲氣，曾家對於傲氣的警惕不亞於對毒蛇的驚悚。
曾國藩不僅要求自己“戒傲”，還勸勉其弟“戒傲”，他多次寫信勸諫家人。在給四弟曾國藩的信中，他這樣說：
“弟言家中子弟無不謙者，此卻未然，餘觀弟近日心中極其驕傲。凡畏人，不敢妄議論者，謙謹者也；凡好譏評人短者，驕傲者也。弟於營中之人，如季高、次青、作梅、樹堂諸君子，弟皆有信來譏評其短，且有譏至兩次三次者。營中與弟生疏之人，尚且譏評，則鄉間之與弟熟識者，更鄙睨嘲斥可知矣。弟尚如此，則諸子侄之藐視一切、信口雌黃可知矣。”他還寫道：“傲為凶德，惰為喪氣，二者皆敗家之道。戒惰莫如早起，戒傲莫如多走路，少坐轎，望弟時時留心戒傲。如聞我有傲惰之處，亦寫信來規勵。”
曾國藩還告誡兒子：雖為“世家子弟”，但要牢記“極力去傲惰二弊”，在兒子赴科考時，一再叮囑兒子進場前“不可與州縣來往”，“不可送條子”，這就是這位堂堂的一等侯爵所擔心的。
曾國藩認識到，懶惰乃人生之大敵。他的一生可謂戒惰如仇，在給諸弟的家書中，他這樣寫道：“唯兄弟俱懶，我以有事而懶，六弟無事而亦懶，是我不甚滿意處。若三人俱勤，則氣象更興旺矣。”在他的日記中，有很多是關於告誡自己要力戒懶惰，在他的家書中，也有許多是在警示諸弟和子侄務必要戒除“惰”習。
戒惰是曾國藩修身智慧的又一體現，戒惰如仇、勤勞不懈的習慣貫穿了曾國藩的一生。在給陳俊臣的回信中，他這樣寫道：“鄙人近歲在軍，不問戰事之利鈍，但克一己之懶惰。”在複葛章山的信中，他也寫道：“國藩生平，坐不敬、無恒二事，人年五十，百無一成，深自悔恨！”他還說：“人生唯有常，是第一美德……年無分老少，事無分難易，但行之有恒，自如種樹養畜，日見其大而不覺耳。”
無論是在京師還是在軍中，曾國藩都堅持黎明即起、深夜方息的習慣，不僅如此，他還嚴格要求部下也都這樣做。在軍中，他早起有定時，即使在戰爭時期也不例外。他還規定，每頓飯都必須等幕僚到齊方才可以開始，差一個人也不能動筷子，以此來督促部下戒掉睡懶覺的習慣。
他還經常勸導諸弟和子侄要戒除惰性，勤奮讀書，並且不要脫離勞動。他的弟弟、子侄們謹記他的教誨，平時在讀書之餘，也經常拾糞、下田，保持了耕讀之家的優良傳統。
對於內眷、女兒、兒媳等，曾國藩也從不姑息，同樣嚴飭勤勞。他規定：“新婦始至吾家，教以勤儉……”他要求內眷養成不染官家習氣、勤勞而不閑逸的精神，至今仍然有著鮮活的生命力。
曾國藩重視自身的修養，力戒不良習氣，這不僅是他的處世智慧，也是他的為官之道。
5 勇於改過，不斷自省
人非聖賢，孰能無過？關鍵是麵對自己的錯誤時，懷著何種心態。能夠勇於改正自己缺點的人，就是明智的人，克服了缺點，就相當於戰勝了自己，這樣才可以不斷完善自己，也可以在險惡複雜的環境中，求得生存與發展的機會。
“求過”是積極地發現自己的過錯，並且勇於改正錯誤，而好多人總是自我感覺良好，隻看到別人的缺點，而發現不了自己的缺點，這種人永遠不會有進步的時候，隻會固步自封。正視缺點和不足，並設法克服並改正，這樣才會有所突破，曾國藩就是這樣做的。他提出了“悔缺”之道，即不斷地反省自己的缺點與過錯，然後堅決徹底地改正。
曾國藩的性格發生過多次轉變，在現代人的眼中，曾國藩似乎是一位手執羽扇、不苟言笑之人，總是一副寵辱不驚的君子形象，這隻是他成熟時期的性格表現。其實，他早期的個人修養也並非如此深厚，相反，—遇不順心的事情就勃然大怒，脾氣性格很不穩定。他早年善於言談、愛出風頭，“言多尖刻，惹人厭煩”。他自己也意識到了問題的嚴重性，他認為，知過即改，從善如流，對一個人的修身養性至關重要，因此便下定決心改變這種性格，但是卻屢有困難。
有一天，好友竇蘭泉來拜訪曾國藩，兩位學人商討理學，然而曾國藩並未真正理解竇蘭泉所說的意思，即開始妄自發表見解，“詞氣虛矯”。“與人談理”本來是一件增益學業的事情，但是他這一行為卻使人十分尷尬，結果適得其反，事後曾國藩指責自己：不僅自欺，而且欺人，沒有比這更厲害的了。由於不誠實，所以說話時語氣虛偽強辯，談文說理，往往文飾淺陋，以表示自己學理精湛，這是一種虛榮心的表現。
曾國藩意識到了自己的毛病，表示一定要悔改，可又身不由己，控製不了自己的情緒。幾日後，朱廉甫前輩與邵蕙西來訪，這二人都是如孔子所說的正直、見聞廣博的人，尤其是朱廉甫前輩屈尊來訪，確實難能可貴，但是曾國藩故伎重演，說了許多大言不慚、沽名釣譽的話，過後他非常後悔，可是說出去的話如覆水難收。
1842年十一月的一天，曾國藩先是到岱雲家為其母拜壽，本是喜慶之事，曾國藩卻出言不慎，結果弄得氣氛十分尷尬。隨後他又到何子貞家，不久又到岱雲家吃晚飯，“席前後氣浮言多”，與湯鵬討論詩文，“多誇誕語”。晚上回家，他非常後悔，內心經曆了激烈的折磨與爭鬥，給自己約定法章：大凡往日遊戲隨和的人，態度不能馬上變得孤僻嚴厲，隻能減少往來，相見必敬，才能漸改爭逐的惡習；平日誇誇其談的人，不能很快變得聾啞，隻能逐漸低卑，隻有少言多聽、慎思，才能力除狂妄的惡習。
在1842年2月的日記中，他這樣寫道：“一切事都必須每天檢查，一天不檢查，日後補救就難了，何況修德做大事業這樣的事？湯海秋說：‘別人道德行為比我高的我得找到自己不足之處，與抱怨者相處而能保持心情平靜，就可以算是一個君子了。’”
曾國藩的父親看到兒子身上的確有不少毛病，便給他寫信提醒他多加注意，曾國藩在日記中這樣寫道：“大人教以保身三要：曰節欲、節勞、節飲食。又言凡人交友，隻見得友不是而我是，所以今日管鮑，明日秦越。謂我與小珊有隙，是盡人歡竭人忠之過，宜速改過，走小珊處，當麵自認不是。又雲使氣亦非保身體之道，小子讀之悚然。小子一喜一怒，勞逸屙癢，無刻不縈於大人之懷也。若不敬身，真禽獸矣。”父親的信對曾國藩的觸動很大，但是在以後的不少歲月中，他仍重蹈覆轍。
1843年正月，曾國藩的兩位同年來看他，飯後，下人有不如意事，曾國藩大發脾氣，忿不可遏，完全忘記了自己的決心，雖然友人多次勸阻，他仍然肆口謾罵，肆無忌憚。事後，曾國藩很後悔，又檢討自己。
同年正月，湖廣籍的舉人同學在文昌館舉行團拜，曾國藩當時主持會館事宜，無論是於公還是於私，他都應盡力招待好昔日的同學，但“陪客時，意不屬，全無肅敬之意”，他自己也承認怠慢了同學，並且“憂悔並生”。
曾國藩一心想要檢討自己，他改過心切，卻又走向了另一個極端。他有意與朋友們疏遠，認為保持一定的距離，不經常交往，就可以增加幾分敬意，但是這樣就有一種不合群的表現。吳竹如開導曾國藩說，交情雖然受天性投緣的影響，但是好多種情況下，交情也是由人力所決定的，所以，人能勝天，不要把一切“歸之於數”，如知人之哲，友朋之投契，君臣之遇合，本有定分，然亦可以積誠而致之。
曾國藩深受啟發，他認識到自己性格中的缺欠，開始有意識地調整。從此以後，在處事待人方麵，他日漸成熟，逐漸地改掉了自以為是的毛病，與人交往時，他懂得給人留麵子，削弱自己的鋒芒。與此同時，他堅持寫作《治心經》以懲戒不好的習氣，並且告誡自己盡力改正。
對於自己的言行，他不僅逐日檢點，而且事事檢點，嚴格要求自己。曾國藩的這種檢點思想紮根於深厚的文化傳統的自然秉承中。孔子就說過“見賢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也”。孟子也是一個善於反省的大師，曾國藩最服膺於他，表示“願終身私淑孟子”。孟子是從別人對自己行為的反應中來反省的，他最著名的方法就是“反求諸己”。除此之外，曾國藩認真鑽研的程朱理學也強調“正己為先”。因此，承襲文化傳統的曾國藩嚴格要求自己，把“逐日檢點”自己視為事關進德修業的大事。
曾國藩的一生是在日日嚴於自律中度過的，他對自我反省和批判嚴厲而苛細，如針如刺，直指心靈中最漆黑的部分。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弱點和局限，每個人都會犯錯誤，不同的是所犯過錯的大與小，多與少。《周易》說：君子“見善則遷，有過則改”，《尚書》也說：“改過不吝。”
因此，過錯是難以避免的，人們要有過必糾，有錯必改。曾國藩認為，知己之過失，毫無吝惜地承認並且改正它，這是最難得的。注重頤養德性的人，會經常不斷地洗滌自己所犯的過錯，並且常常反省、告誡自己勇於改過，這樣才會使自己不斷走向完善。豪傑之所以是豪傑，聖賢之所以是聖賢，就是因為他們能夠坦然地麵對自己的過錯，並且可以積極地去改正，內心求得安樂，省得多少糾葛，多少遮掩，還有那掩飾裝點的醜態。
在經曆了多次磨難後，曾國藩的性格漸漸走向完善，為人處世方麵也變得圓通，尤其是在鹹豐八年再次出山後，他的性格發生了很大的轉變，在此期間，他經曆了多次成敗勝負的考驗。
曾國藩認為，人的欲念太重，過分追求某些東西，就犯了通病，即“忮”心、“求”心。“忮不常見，每發露於名業相類、勢位相近之人；求不常見，每發露於貨財相接、仕進相妨之際。”將欲造福，就得先去“忮”心，所謂“人能充無欲告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將欲立品，就得先去“求”心，所謂“人能充無穿逾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因此，他說：“餘於此二者常加克治。”但是他認為自己仍然沒有將這二者清掃幹淨。
曾國藩說：“人必中虛，不著一物，而後能真實無妄。蓋實者，不欺之謂也。人之所以欺人者，必心中別著一物，心中別有私見，不敢告人，而後造偽言以欺人，若心中不著私物，又何必欺人哉。其所以自欺者，亦以心中別著私物也。”
他根據自己的經驗得出：克服這種心理障礙應以“廣大”二字為“常用藥”。所謂“廣大”，就是要把自己擺在一個渺小的位置上，使自己的心態保持平衡。他說：“靜中細思古今億萬年，無有窮期，人生其間，數十寒暑，歎須臾耳。大地數萬裏，不可窮極，人於其中，寢處遊息，晝僅一室耳，夜僅一榻耳。古人書籍，近人著述，浩如煙海，人生目光之所能及者，不過九牛之一毛耳；事變萬端，美名百途，人生才力之所能辦者，不過太倉之一粟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