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下功夫修養心身
修身養性是一個人一生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成就事業的首要步驟。良好的修養可以雕琢性情、陶冶情操，也可以開闊視野、提高自身素質。但若想真正實現修養目的，非下一番苦功夫不可。曾國藩能達到“內聖外王”，與他精於勤修之道有很大關係。
1 自我修養三部曲
人生修養是成就事業的第一步，擁有良好的修養才可以不斷地改正錯誤，不斷地完善自我，使自己的人生有所作為、有所成就。曾國藩把自身的修養與“齊家、治國、平天下”聯係起來，並且按部就班來進行。
曾國藩在中國傳統文化的熏染陶冶下，經過嚴格的科舉考試，最後成為一個典型的封建知識分子。因此，他把儒家信奉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人生信條視為平生待人接物、處世治事的基本準則。
自宋明以來，一般正統士大夫往往把“修身、治國、平天下”對立、割裂開來，分別強調各自的重要性，結果失去了精神支柱，終歸難成大業，即使滿腹經綸，也不能擔當天下大事。因為，人們把“傳教”與“辦事”對立起來，把“修身”二字孤立起來，從而缺乏實際，不能使“修身”同“治國、平天下”有機地結合。
曾國藩主張修身必須結合實際去進行，無論是讀書做學問，還是待人接物，或者帶兵打仗，為官從政，都要重視修身的重要性，都要將修身與具體的實際結合起來，並且要立足於精神修養。
精神是人生的本源，有什麼樣的精神狀態，就會有什麼樣的人生觀。曾國藩認為，精神的修養全是內心所要做的功夫。所謂治心之道，如懲忿窒欲、靜坐養心、平淡自守、改過遷善等等，都屬於精神方麵的修養。因而，在他的遺著中，尤其是在他的日記和家書中，關於這方麵的言論頗多。他主張，精神修養必須按照“靜坐、平淡、改過”這三個步驟去進行。
關於“靜坐”，儒道佛三家所共有的初步門徑就是強調“靜”。東漢以來，儒家的積極入世人生哲學與老莊自然淡泊的消極出世人生哲學始終是互為補充的，佛家所說的“明心見”更是要求人們先有靜的境界。
因此，儒道佛都強調一個“靜”字，因此，“靜”也成為中國士大夫階層必修的基本功夫。
曾國藩綜合儒道佛三家之說，非常重視“靜”字功夫。他在日記中這樣寫道：“‘靜’字功夫要緊，大程夫子成為三代後的聖人，亦是‘靜’字功夫足。王陽明亦是‘靜’有功夫，所以他能不動心。若不靜，省身也不密，見理也不明，都是浮的。”
關於“平淡”，主要是對老莊淡泊寡欲之說的繼承和闡發。如果一個人對世間之事不能平淡處之，而是看得相當重要，貪念過重，對好多事情都放不開，都想得到，那麼他的心境就會被外物所擾亂，精神就會受到控製與牽累，心情就會常常受到影響，情緒波動自然就會大了起來，不能控製自己欲望，自然就會影響到待人接物、處世治事。
曾國藩主張，要提高自我修養，不僅要在“靜”字上多下功夫，還要有平淡的心境。他說：“思胸襟廣大，宜從‘平’、‘淡’二字用功。凡人我之際，須看得平，功名之際，須看得淡，庶幾胸懷日闊。”並表示要“以莊子之道自怡，以荀子之道自克”，“世俗之功名須看得平淡些”。
一個人若把功名看得太重，必然俗見重，於是，便對好多事情充滿了期待，就要求事事周全、樣樣完滿、件件順心，這便是俗見。他認識到，一般人之所以胸襟狹窄，全是物欲之念太重，功名之念太深。
具體來說，就是私欲圍繞於心，精神無安靜之日，心境自然就不愉快。他強調的在“平”、“淡”二字上用功，就是要做到心中平淡，不為私欲所擾亂，使精神恬靜，不受外物之累，對於外界的事物，可以坦然處之。
曾國藩教導自己的子孫，從詩文入手可以陶冶性情，培養淡遠之誌。他對兒子曾紀澤說：“爭名爭利，凡人尚且難免。”何況曾國藩位極人臣，權傾朝野。
在繁忙的公務之外，他仍可以保留一分平淡之心，確實難能可貴。在他功成之後，又能悄然身退，自削兵權，力求不顯山、不露水，更非修養平平者所能及。這是因他精識“淡”之妙用。
古今不少胸懷大誌之人，要麼為名，要麼為利。即使事業有成，也成了名與利的奴隸，誌得意滿，也無快樂可言。而更有許多人，因背負名利之累，不但無益於事業成功，反而為自己製造了許多障礙，因之而身敗名裂者，不勝枚舉。
道家為破除名利的束縛，主張無為，佛家則幹脆教導人逃離紅塵。這兩種辦法棄功名如糞土，固無拖累，但僅為一身快樂而計，非有責任感、使命感的聖賢豪傑所願為。人生於世，苦難眾多，誌士仁人，應以治國安民為己任。此外，又要不受名利之累，就更加困難。
關於改過，曾國藩認為，如果一個人在心境上不能平淡，就應該找出未能平淡的原因，然後對於這個問題，再認真去檢討、改過。就因為如此，他一生都在堅持寫日記，他把每天的所作所為，都如實地記錄下來，正所謂“靜坐常思己過”。
在他寫下的一百多萬字的日記中，有相當一部分內容是在自艾自責。例如，他在朋友家中見到別人奉承賣唱之女子，“心為之動”；夢中見人得利，“甚覺豔羨”，等等。對於這些，他痛責自己：“好利之心至形諸夢寐，何以卑鄙若此！方欲痛自湔洗，而本日聞言尚怦然欲動，真可謂下流矣！”此處可見曾國藩的自省之嚴苛達到何種境地。
曾國藩對於友人的忠告，總是虛心地接受，力求改過。邵蕙西曾當麵指責他“交友不能久而敬”、“看詩文多執己見”、“對人能作幾副麵孔”，他視為“直哉，吾友！”
除此之外，他所作的銘聯箴言以及格言警句單字等，大部分都體現了他要借以提醒自己不忘改過、立誌自新的精神。
曾國藩不斷提高自我修養的曆程，也是他在做人處世以及為官方麵不斷完善自我的曆程。在靜坐、平淡、改過中，他不斷思考、磨練，從而可以以冷靜、豁達的心態去麵對已知或者未知的事情，在享受一片安閑自適天地的同時，也推動事業的發展。
2 靜以修身，不變中看萬變
靜是一種精神狀態，也是一種修身養性的方法，更能反映一個人的人生觀與處世之道。靜可製動，還可以減少錯誤、避免禍端；靜不僅是內心修持之法，也是臨危處變之道。無論是儒家、道家、佛家，都強調一個“靜”字，以靜修身，恬淡養生，乃是人生的最高境界。
身處亂世，社會動蕩不安，伴君如伴虎，曾國藩在險惡的處境中，卻可以保持一顆平靜、安泰之心，這與他的修養有很大關係。自古聖賢豪傑、文人才士，都擁有豁達的胸襟、衝融虛廓的心境。在曾國藩的遺著中，尤其是在他的日記和家書中，有很多關於精神修養方麵的言論，他認為精神修養首先應該做到靜。
麵對物欲橫流，人心總會受到羈絆，若要“靜”下心來，以一顆平淡的心來麵對自己的處境，確實很難得。曾國藩很欽服顏回的淡泊，他認為，一個人不經曆高山，就會一直仰慕高山，對於自己沒有得到的，總是充滿渴求與希冀。人在登臨高山後，能夠大徹大悟，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
“靜”有益於人立身處世，它蘊含著奧妙無窮的人生真諦和成功謀略。諸葛亮最早體悟到“靜”字的妙用，因此在《誡子書》中，他諄諄告誡兒子，無論修身、立誌、治學，都要以“靜”為本。
曾國藩不斷地汲取古代先賢及同時代的優秀人物的人生智慧與精華，反省之後認為自己“胸多抑鬱，怨天尤人”，不但不能養心，且不能保身。中年以後，麵對許多事情，他一直克製自己，使自己的胸襟寬廣。
在給弟弟的信中，他這樣寫道：“不若就現有之功，而加之以讀書養氣，小心大度，以求德日進，言日醇。譬如築室，譬之立功，弟有絕大基址，絕好結構，以後但加裝修功夫，何必汲汲皇皇，茫若無主乎？”
此信中所說的也是曾國藩心靈的真實寫照，他說：“放翁每以美睡為樂。蓋必心無愧怍，而後睡夢皆恬，故古人每以此自課也。放翁胸次廣大，蓋與陶淵明、白樂天、邵堯夫、蘇子瞻等同其曠逸，其於滅虜之意、養生之道，千言萬語，造次不離，真可謂有道之士。惜餘備員兵間，不獲於閑靜中，探討道義，夜睡頗成寐當思玩索陸詩少得裨補乎！”
養氣的方法不在於坐與不坐，而在於是否擁有一種恬淡衝虛的意境。隻要可以靜下心來，即使在緊張的工作中同樣可以養氣。身心長期處在高度緊張下，人的心理壓力過大，就會傷身害體。曾國藩經常想辦法“專求怡悅”，達到精神上的解脫和怡養性情。
身為一介儒生，剛登金榜，曾國藩躊躇滿誌，意氣風發。但一旦為官，由於治國平天下的誌氣一時無法伸展，由於初入仕途缺乏為官經驗，更由於耐不住翰林的清苦和孤寂，他的脾氣極其暴躁。弟弟曾國荃隨他在京城學習時，竟因無法忍受他的脾氣憤而歸鄉。
此時，他拜唐鑒和倭仁為師，研究理學。唐鑒告訴他“靜”字功夫最為重要。針對曾國藩“忿狠”的缺點，唐鑒提出了“主靜”的建議。倭仁也告訴他要從“靜”字下手。曾國藩銘記二位老師的教誨，也覺得自己應當在“靜”字上下功夫，並把此作為自己的修身要訣。
曾國藩聽從兩位師友的教導，遵照唐鑒的指示開始精讀《朱子全書》，並且以倭仁為榜樣，訂立十二日課，使自己每天做事有章可循，有據可依。為了每天反省自我，他養成了每天記日記的習慣。
倭仁把“靜坐”視為“克己”的不二法門，曾國藩效法行之，他給自己規定每日必做的功課中，第二條就是靜坐：“每日不拘何時，靜坐半時，體念來複之仁心，正位凝命，如卵之鎮。”倭仁的“靜坐”並不是指坐下來什麼都不想，而是要從內心深處反省自己的言行。
因此，靜坐十分勞累，異常痛苦，曾國藩剛開始對此極不適應，每次靜坐不久，他就昏然睡去。他在日記中這樣寫道：“因心浮故，靜坐而已昏睡，何不自振也！”他的身體本來就很虛弱，由於剛開始不能適應，不久之後，他就得了失眠之症，後來突發吐血之症，從此身體更加虛弱，但曾國藩最後還是將靜坐的功課堅持了下來。
不過，以後“靜坐”的內涵也在發生變化，與倭仁的靜思己過有著根本的不同。此後，每當身患疾病或者心煩意亂時，曾國藩都會堅持靜坐，以此來調和血氣、緩和情緒。後來，曾國藩精讀了《老子》，深受道家清靜無為思想的影響，此時，他的“靜坐”內涵便由修身之法轉為養生之術。
“靜坐”是一種積極的休息方式，有利於調整人的情緒和機能，也有助於恢複和增強自身的抗病能力。曾國藩深受“靜坐”之益，將之視為養生金方。他一生遵法，不信醫，不吃藥，更不願吃補藥。即使生病，他也靠靜坐來調養，這一習慣一直堅持到他去世前不久。曾國藩的體質孱弱，又整日憂心操勞，把自己的心血放在治國平天下上，靜坐使他得以擁有充沛的精力。
通過修煉“靜”，他的人生旅途也上了一個新的台階。他努力鍛煉自我適應官場，並且立誌自新。諸葛亮不得誌時躬耕南陽，卻沒有失去平定天下的大誌，因為他懂得“淡泊以明誌”、“寧靜以致遠”。曾國藩認為，“非靜無以成學”、“非學無以廣才”，因此，他開始在靜中求變。
鹹豐三年（1853）曾國藩在籍守喪，奉命編練團練，抵抗太平軍。一開始，朝中君臣誰都沒有注意他。當他在無數個團練中異軍突起之時，許多人都覺得意想不到。曾國藩隻是一介儒生，卻能在軍事上一枝獨秀，這與他在任京官時能耐得住清靜，並且能在清靜中奮發自勵有很大的關係，這就是“寧靜致遠”在他身上的體現。
“靜”不僅有益於修身、養生，還是成大事者必備的心理素質。頭腦冷靜的人不會魯莽行事，而是謹慎有加，仔細分析事情的發展情況，從而做出正確的判斷。
“靜”的內涵得到了升華，曾國藩在磨練中逐漸成熟，也變得圓滑老練，頭腦越來越冷靜。
曾國藩在鹹豐八年複出之後，更加注重自己的言行，他謹言慎行，凡事必三思而後行。當時他不僅要全力對付太平天國，而且還要小心謹慎地應付朝廷、地方官甚至是自己身邊的部將親友。處在此等環境中，他如履薄冰，處處謹小慎微，每遇事情，他都要奏報朝廷、通告同僚，盡量減少阻力。即使取得戰績，大功告成之日，他也表現得異常冷靜，不僅裁撤了五萬自己親手練出來的湘軍，還把奪得首功的弟弟曾國荃送回了老家，從而保全了自己以及親人的安全。
在用兵過程中，他也有一套“靜字法”，他認為“靜”字是軍隊最好的氣象，他在用兵時最常用的計謀就是以靜製動。他以諸葛亮為楷模，以穩慎為主，不輕易冒險，不輕易變動，而是以靜製動，先穩住自己的陣腳，然後再隨著形勢的變化來改變用兵的策略。
曾國藩身處軍營，每天在與太平軍激烈的對抗中生存，要時時謹慎小心。而且，他的身體狀況不是很好，長時間的車馬勞頓以及軍政要務，常常使他不得安寧，這使他的身心承受了極大的壓力。但是他有自己的放鬆方式，懂得去尋樂、求樂。他寫詩、練習書法，通過這種方式來調節自己的心理。曾國藩每日需要批閱的文件、書信很多，他學問淵博，文學功底甚深，但非常認真、仔細、幽默，而且耐人尋味。
同時，他認為，要保持心情舒暢，還要有一顆平常之心，古人淡泊名利的心胸是他一直不斷追求的。但人的性格一旦生成，往往很難有所更易，何況曾國藩身居高位，政務、軍務纏身，他能夠踐行的就是不斷提醒自己，要以古人心胸開闊者為學習榜樣，讀他們的詩作文章，體會他們寬廣的胸襟。
除此之外，曾國藩將這種體會訴諸筆端。後人讀他的詩文，其中自有一股雄渾之氣與淡定之懷，但細細品味，又有一種閑淡雅致。他的文章風格，也體現了他的辦事風格。
鹹豐十年（1860）十二月，曾國藩駐軍祁門。一日，在批閱文書時，他看到浙江省建德縣團練把總李元的文書用了“移封敵體”。
“移”是一種官方文書，主要有兩種：文移和武移。文移是譴責性公文，後來成為官府平行機構間交涉的文書；武移是聲討性公文。當時，曾國藩任兩江總督，集四省軍政大權於一身。而團練把總最高為正七品銜，他竟用“移封敵體”。曾國藩看後，心想此人是無知還是幽默？於是，他在封麵上題十七字令雲：
團練把總李，行個平等禮。雲何用移封敵體？
並自記：
見者無不絕倒。
由此可見曾國藩批閱公文的詼諧風格。
平時與僚佐親朋相處，他也處處表現得很幽默，從而使氣氛活躍起來。郭嵩燾、郭倉燾、郭昆燾同胞三兄弟與曾國藩的交往甚深。曾國藩這樣評價他們：嵩燾是著述之才，論學大哥嵩燾第一；政則三弟昆燾第一；二弟倉燾兩者居其中。因此，他常常戲稱這三兄弟：“湘陰三郭，論學一二三，論才三二一。”曾國藩曾寫過一副對聯：“養活一團喜意思，撐起兩根窮骨頭。”這副對聯也是他自我修養的反映。他懂得在靜中取樂。
曾國藩反複強調，如果一個人不能靜下心來，那麼他的心思總是散漫而浮動的，不會清楚地看清事理，不會踏實地做事，而且還會影響身體。
養心與養身是本與源的關係，如果一個人一生以老、莊為法，可能會失去進取心，會很難有所作為，因為，成大事與老莊的養心說是矛盾的。曾國藩的養心學問注重身心兼治，在遭受磨難時，他主張要把心放得下，養得靈，不要因為身處困境而鬱鬱寡歡，否則永遠不會有東山再起之日。
人生中難免會有諸多不如意之事，在追求功名利祿的道路上，成敗得失皆有可能，有時，個人的努力並不能達到預想中的結果，有時會受到運氣的限製，因此，切不可心浮氣躁。鬱鬱寡歡是養生的大敵，要想過得輕鬆自如，就要想方設法去掉名利之心，這樣才可以給自己減壓，對於好多煩惱，以一顆平靜的心態待之，自然就化解心結，心情舒暢。
3 儉以養德，貧而自強
貪欲過旺會使人身敗名裂，而節儉生活則可以使人名揚天下。縱觀曆代的貪官汙吏，或口腹之欲，或聲色犬馬，或酒色財氣，皆與貪欲有關。而是否節儉不僅會影響一個人的功名事業，更甚者會影響個人和國家成敗興亡，因此，一個人如果能夠戰勝自己的貪欲，以儉養德，以儉持身，他的事業與人生就會走向成功。
古語有“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節儉是一切美德的基礎和來源，而奢侈則是一種惡行。先秦時，墨子提出：“儉節則昌，淫佚則亡。”“儉”不僅僅是一種內在的美德，也是成功學中的一個關鍵性因素。所以，崇尚節儉的精神在曆代都受到了推崇與發揚。
桓範在其《政要論·節欲》中，對節儉進行了深刻總結：“曆觀有家有國，其得之也，莫不階於儉約，其失之也，莫不由於奢侈。儉者節欲，奢者放情，放情者危，節欲者安。征諸史實，可謂不易之論。”
石成金在《傳家寶》中總結出“儉”有四益：“凡貪淫之過未有不生於奢侈者，儉則不貪不淫，是儉可養德也；人之受用自有劑量，省嗇淡泊有長久之理，是儉可養壽也；醉濃飽鮮，昏人神誌，若蔬食菜羹，則腸胃清虛，無滓無穢，是儉可養神也；奢者妄取苟求，誌氣卑辱，一從儉約，則於人無求，於己無愧，是儉又可養心也。”
“儉”在“養德”、“養壽”、“養神”、“養心”四個方麵都有很大的作用，“儉”雖一人之作為，但其作用卻不僅僅局限在一個人身上，“儉”字在治家、為官、治國方麵，都有著顯著的作用。
曾國藩崇尚節儉，他一生生活儉樸。在衣著上，他的布袍鞋襪都是由其夫人、媳婦所做，而且，他平時舍不得穿新衣服，往往隻在慶典或過新年時才穿；在飲食上，他從不挑剔，吃的是粗茶淡飯，後來官至大學士，除非有客人來，他每次吃飯時也僅吃一個葷菜。如此節儉的作風，在當時封建官吏中，確實很難見到。
曾家一直就有儉樸持家的風範，曾國藩作為同輩長男，從持家之始，他就將“儉”字放在頭等重要的地位。
曾國藩經常教育子侄，不要穿華麗衣服，不要多用仆婢雇工。做到後者不僅可以節省錢，更重要的是可以培養家人親自勞動、愛惜勞動成果的習慣。曾家有這樣的傳統：男子要親自下地耕田，婦女要親自紡織。不僅如此，男子在選擇配偶時，不願與官宦之家聯姻，而是選擇勤儉之家，以免沾染奢惰之習。
曾國藩的節儉在日常生活中的一些特殊的事情上也有所體現。他告訴家人要把生活中的一些零碎物件，如碎布、小紙片收集起來，以備使用。他說：“務宜細心收拾，即一紙一縷、竹頭木屑，皆宜撿拾。”“可珍之物固應愛惜，即尋常器件亦當彙集品分，有條有理：竹頭木屑，皆為有用，則隨處皆取攜不窮也。”這種變廢為寶的方法，既節省了財物，又養成了辦事有條理的好習慣。
在傳統社會中，家是一個人事業的根基，治家與治國相通相關。不善治家者，必不能治天下。一個人即使很有能力，倘若家庭出了問題，也就如木拔其根，難以立足。曾國藩認為，為官不是長久之計，而家庭則與一個人相伴終身。所以，他認為治家比為官更重要，治家則首倡以儉。因此，他曾專門寫信告誡四弟要節儉，他這樣說：“凡多欲者不能儉，好動者不能儉。多欲如好衣、好食、好聲色、好書畫古玩之類，皆可浪費破家。弟向無癖嗜之好，而頗有好動之弊。今日思做某事，明日思訪某客，所費日增而不覺。此後講求儉約，首戒好動。不輕出門，不輕舉事。不特不做無益之事，即修理橋梁、道路、寺觀、善堂，亦不可輕做。舉動多則私費大矣。其次，則仆從宜少，所謂食之者寡也。其次，則送情宜減，所謂用之者舒也。否則今日不儉，異日必多欠債。既負累於親友，亦貽累於子孫。”
總之，他告誡家人，要愛惜物力，保持寒士之家風。莫怕“寒村”二字，莫怕“慳吝”二字，莫貪“大方”二字，莫貪“豪爽”二字。
在曾國藩的屢次諄誡下，曾家基本上保持著節儉的家風。曾國潢對此功不可沒，但是曾國藩認為他在“儉”字上所下的功夫還不夠。曾國潢是曾家諸兄弟中最勤勞的一個，但是，他還是未達到曾國藩的要求，可見在當時的情況下，曾國藩對保持節儉家風的堅持，實屬難得。
在湘軍將領中，兄弟一同參軍的大有人在，但家族常保不衰的，卻隻有曾家，是因為曾家有專人主持家政，並且能以儉持家。
元代名臣達理麻識理說過這樣的話：“俸薄儉常足，官卑清自尊。”可以稱得上至理名言。曾國藩考中進士後，入選翰林院任庶吉士，雖然這裏是儲才之處，但隻是一個沒有實權的閑職，俸祿很低。因此剛開始時，他的生活過得很清貧，每月的薪銀根本無法滿足日常開支。他不僅要寄錢孝敬父母、接濟兄弟、供養一家人，還要應酬官場。他意識到，一個閑職官員沒有其他的收入渠道，隻有自力更生才能渡過難關，在此期間，他養成了節儉的好習慣。在京為官時，曾國藩勤儉節約的習慣得到了進一步加強，並行之一生。
他在日記中經常提醒自己，要盡量減少交遊，但是這並沒有影響他的仕途，反而使他在交友時日益慎重，他所交的都是肝膽相照的知己，這些人後來成為他仕途上的主要幫手。其中，吳廷棟是曾國藩最要好的朋友，他一直貧寒，卻以儉自強，從不願求助他人，在他退休後，連一間完整的房子都沒有，即使日食不給，也能處之晏然。當時曾國藩正任兩江總督，見他過著如此清貧的生活，便帶著三百兩銀子前去探望他。當詢問起他近來情況，吳廷棟說：“貧吾素也，不可幹人。”曾國藩領會了他的深意，沒有敢將銀子拿出來。曾國藩的舊交大多節儉自強，他們品德高尚、互相勉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