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女哭了之後，淒淒寂寂地走了。
魚兒在淚池中便漸漸蘇活了過來。
這是一個多麼幽靜、純潔而美麗的靈魂，郭沫若把它放在神話般的故事中加以禮讚。她使魚兒蘇活，她使鍾情的男子重新獲得生命，她體現了郭沫若後來所謳歌的女神的創造精神。
1917年3月，安娜考取了東京都市穀女子醫學校。她就要離開這個剛剛築起的愛巢到東京讀書去了。
入校一個月以後，安娜發覺自己懷孕了。5月，安娜嘔吐得很厲害，無法堅持上課。郭沫若立即來到東京，把她接回岡山。12月12日，一個小生命誕生了，男兒，取名和生。家庭從此更加充滿生機。
郭沫若是一個窮留學生，經濟拮據，要維持一個家的生活是艱難的，但他們都感到幸福，他們有一個溫馨的家。他們在不同的國度裏都遭遇過封建宗法製度的壓迫，都是從舊式婚姻禮教逃離出來的“縹緲的浮生”；但他們都是舊道德、舊習俗的叛逆者，都企盼著做新世紀的主人，重新獲得獨立的人格，確認自我的價值，所以郭沫若在詩中呼叫著要“涅槃”，要“更生”。
1918年8月初，郭沫若升入九州帝國大學醫科，帶著安娜及兒子和生從岡山遷到福岡。棲身於學校後麵千代鬆原內一家類似當鋪的倉庫樓上，麵積隻有一丈見方，人立起來可以抵著望板。東北兩麵各有一堵鐵格窗，看來很像鳥籠，也很像監獄。就是這樣一間小房，每月要六元房租。郭沫若一家三口就靠他每月四十八元的中國官費來維持生活，常常是連吃飯都是在節省著的，有時甚至還得把買好了的參考書又拿去進當鋪。後來成仿吾看他們生活很艱難，便提議讓他們與一位來福岡就醫的盲人（陳老先生）同住，請安娜幫助老人管理家務。安娜聽說後，雖然這意味著是在出賣氣力，但她歡喜得幾乎流出了眼淚來，因為這總算暫時渡過了生活的難關。陳老住兩個月便回國了。郭沫若一家不久也隻好搬出另租一間小屋。“到處隨緣是我家，一篇秋水一杯茶。朔風欲打玻璃破，吹得爐燃亦可嘉。”［12］為了養家糊口，郭沫若打算利用課餘時間寫小說賣錢，易稿三次寫出第一篇題為《骷髏》的短篇，但投到雜誌社不久便被退還，他氣得把稿子“火葬”了。更可氣的是他唯一的一件嘩嘰學生裝，放在破了一隻角的藤篋裏，被老鼠咬破了幾個洞。安娜安慰他說：“沒有法子！待我今晚把它補補，想來還可以穿得，到明年做件新外套吧！”貧困的生命，使郭沫若發出了“回首中原歎路窮”的感慨。但他沒有因此沉淪下去。這年秋冬之交，他寫了《解剖室中》一詩，呼籲著把象征舊中國的一切毒瘤、癰疽離解、切除，預示著“新中華”的“誕生”，鼓動青年們“快唱新生命的歡迎歌”。這首詩，寄托了詩人的朦朧的革命追求，它出現於“五四”前夜，反映了詩人高度的政治敏感性。
1918年夏，郭沫若在日本博多灣海岸遇見張資平，共同議論了籌辦文學同人雜誌的事，當時考慮到的文學同人隻有郭沫若、張資平、成仿吾、鬱達夫四人。郭沫若把這次談話稱作是創造社的“受胎期”。
1919年偉大的“五四”運動爆發了。這“在日本報上自然作為天變地異的事情敘述著”，郭沫若等幾位同學，出於愛國的要求，也“生了反應”。5月中旬，他和夏禹鼎、徐誦明、劉先登、陳中、錢潮等同學組織了一個愛國的小團體——“夏社”。同學們捐錢買了一部油印機和紙張油墨，主要工作是“翻譯日本人仇華的消息，有時由我們自己撰述些排日的文字。印出之後，向上海各報館分寄”，郭沫若常常是“自己執筆，自己寫鋼板，自己油印，自己付郵”。
此外，強烈的創作欲望，促使郭沫若要把自己的“內發情感”痛快淋漓地傾吐出來。偶然的原因，使他和上海《時事新報》副刊《學燈》有了聯係，投寄去的《抱和兒浴博多灣中》、《鷺鷥》兩首新詩，很快被發表了。當時《學燈》編輯宗白華很喜歡郭沫若的新詩。他熱情稱讚郭沫若“有Lyrical（抒情——筆者）的天才”，為了鼓勵郭沫若的創作，他希望《學燈》每天發表郭沫若的一首新詩，使《學燈》“有一種自然Natur的清芬”。他鼓勵郭沫若常投稿，“一有新作，就請寄來”。［13］這些勉勵與期待，給他以莫大的鼓舞，1919年下半年至1920年上半年，是他的新詩創作的爆發期，他自認是“最可紀念的一段時期”。其中許多新詩，收入他的第一部新詩集《女神》（1921年8月上海泰東圖書局出版）；除此也還有許多集外佚詩。
《女神》除《序詩》外，共收詩五十六首。它像是一顆璀璨的彗星出現在中國詩壇上，光耀奪目，照徹大地。它以嶄新的思想內容和獨特的藝術風格，開一代詩風，成為中國新詩發展史上一塊巍峨的豐碑。
愛國主義是《女神》的詩魂。對於“五四”以後的祖國的熱情歌讚，對於正在崛起的中華民族的殷切期望，是郭沫若獻給“五四”運動的最美好的詩情，也是貫穿《女神》詩集的基本精神。郭沫若說：“‘五四’以後的中國，在我的心目中就像一位很蔥俊的有進取氣象的姑娘，她簡直就和我的愛人一樣。”［14］他恨不得插翅西飛，立即投入祖國懷抱。《爐中煤》一詩表達了詩人這一感情，副題就是“眷念祖國的情緒”：
啊，我年青的女郎！
我自從重見天光，
我常常思念我的故鄉，
我為我心愛的人兒
燃到了這般摸樣！
詩人漫步在日本海岸，西望祖國，在“千載一時的晨光”中，向“年青的祖國”、“新生的同胞”，向革命的先驅者，藝苑的巨擘，向揚子江、黃河、萬裏長城，向人間一切美好的事物，一口氣喊出了二十七個“晨安”。他熱情地呼喚著：
晨安！梳人靈魂的晨風呀！
晨風呀！你請把我的聲音傳到四方去罷！
這火一般的熾熱感情，海一般的無限深情，表達了詩人對新生的祖國的最崇高的敬意。
《鳳凰涅槃》是一首莊嚴的時代頌歌，是充滿徹底反叛精神和熱烈向往光明的詩篇，是最能體現《女神》愛國主義這一中心主題的代表作。詩人用五百歲的鳳凰集香木自焚、複從死灰中再生的故事，象征著舊中國的滅亡和“五四”以後中國的新生。麵對著“黑暗如漆”、“冷酷如鐵”、“腥穢如血”的冷漠的現實世界，鳳凰是無法忍受痛苦和羞辱而生存下去的。火光熊熊，香氣蓬蓬，鳳凰在安排火葬，迎接一場肅穆莊重的自我犧牲。臨死前，鳳凰唱出了一支“天問”體的悲歌，對黑暗現實發出了強烈的詛咒：
啊啊！
生在這樣個陰穢的世界當中，
便是把金剛石的寶刀也會生鏽！
宇宙呀，宇宙，
我要努力地把你詛咒：
你膿血汙穢著的屠場呀！
你悲哀充塞著的囚牢呀！
你群鬼叫號著的墳墓呀！
你群魔跳梁著的地獄呀！
你到底為什麼存在？
一場漫天大火終於把鳳凰——舊中國化為灰燼。一群從天外飛來觀葬的凡鳥，喋喋不休，根本無法理解鳳凰的自我犧牲精神，它們瘋狂地在爭奪地獄的統治權，顯得那樣庸俗醜惡、淺薄猥瑣，從反麵襯托了這場悲劇的壯美性。然而，死了的宇宙更生了。詩人以汪洋恣肆的筆調和重疊反複的詩句，著力渲染了“五四”以後大和諧、大歡樂的氣氛。“光明”、“新鮮”、“華美”、“芬芳”，這是對未來社會的頌詞；“生動”、“自由”、“雄渾”、“悠久”，這是對我們英雄的時代精神的讚語。詩人用他手中的火把，給“五四”青年照亮了前進的路：
火便是你。
火便是我。
火便是他。
火便是火。
這是火的禮讚，也是光明與理想的禮讚。這種執著現在、展望未來、尋求光明的態度，使詩歌洋溢著濃厚的英雄主義和樂觀主義的情調。
詩劇《女神之再生》也深刻地揭示了破壞與創造的主題。詩人借古代神話顓頊與共工為爭奪地位而進行戰爭這一題材，憤怒揭露了曆代統治者專製獨裁的暴虐行徑，譴責了民國以來南北軍閥之間的混戰。詩人通過女神的歌，表示了不願意再做修補的工作，提出“待我們新造的太陽出來，要照徹天內的天外的世界”的偉大抱負。
此外，郭沫若那時受著泛神論思想的滋潤，對於大自然懷著深情。《女神》處處表現了詩人酷愛自然、讚美自然的進化觀念。在《地球，我的母親！》一詩裏，詩人懷著一顆赤子之心，傾吐了他對仁厚的地母的深沉而真摯的感情：
地球！我的母親！
天已黎明了，
你把你懷中的兒來搖醒，
我現在正在你背上匍行。
地球！我的母親！
你背負著我在這樂園中逍遙。
你還在那海洋裏麵，
奏出些音樂來，安慰我的靈魂。
地球！我的母親！
我過去，現在，未來，
食的是你，衣的是你，住的是你，
我要怎麼樣才能報答你的深恩？
詩人熱愛生活，讚美地球，他表示願意赤裸著雙腳，永遠和地母相親。詩人進而讚美勞動，讚美在地球上為人類造福的農民、工人，稱他們是“全人類底褓母”，“全人類底普羅美修士”。他——大地的兒子，要向工農學著勞動，來報答大地的深恩。應該指出，郭沫若從謳歌自然，進而謳歌勞動，謳歌工農大眾，更進而謳歌二十世紀的科學精神與物質文明，這是一個很大的進步，說明他已經敏銳地注意到了時代飛躍前進的趨勢，把握住了時代的脈搏。
在“五四”高潮期，郭沫若不再追隨泰戈爾，因為泰戈爾的詩清淡、平和，屬於“沉靜調”，難以適應“五四”時代的特點和要求，所以他轉而喜歡美國詩人瓦爾特·惠特曼。
我們不妨把《女神》與惠特曼的《草葉集》作一比較，可以發現郭沫若的許多詩篇是深受惠特曼的影響的。如《鳳凰涅槃》中的“和歌”，同惠特曼《神秘的號手》中的“歡樂讚歌”：“歡樂！歡樂！在自由裏，在崇敬裏，在愛情裏！歡樂在生之喜悅裏！隻要有一口氣，隻要有生活！歡樂！歡樂！到處都是歡樂！”格調的相似是顯而易見的。又如《地球，我的母親！》，也是在惠特曼《大陸之歌》的啟迪下孕育出來的。借惠特曼的詩風、詩形，郭沫若的創作找到了“噴火口”和“噴火的方式”，他的一些具有“男性的粗暴”的詩篇，便是在時代的催促下應運而生了。
在外國詩人中，第三個對郭沫若的思想和創作產生過較大的影響的，是德國詩人約翰·沃爾夫岡·歌德。歌德的文學主張及其早期作品強烈反封建的革命精神，同“五四”初期郭沫若的世界觀和創作傾向相吻合。歌德的“主情主義”、“泛神思想”、“對於自然的讚美”、“對於原始生活的景仰”和“對於小兒的尊崇”，都使他“有種種共鳴之點”，［15］在《女神》中都有著明顯的印痕。郭沫若把自己新詩創作的第三階段稱作“歌德式”，即“情熱失掉了，而成為韻文的遊戲者”。［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