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留日十年，“女神”再生
1912年初春，郭沫若奉父母之命與張瓊華女士結婚。草率完婚後的第五天，他就急於回成都念書。他的母親來到大渡河邊送行，再三叮嚀：“八兒，你要聽娘的話，娘已經老了，你不要又跑到外洋去罷！”母親的悲傷使他感受到了別離的愁緒，他在返校途中曾作五律《舟中偶成》三首，其中第二首雲：
阿母心悲切，送兒直上舟。
淚枯惟刮眼，灘轉未回頭。
流水深深恨，雲山疊疊愁。
難忘江畔語：休作異邦遊。
這首詩，生動地描述了母子依依惜別之情。
辛亥革命以後，因宦海中起了新陳代謝的洪波，許多學生轉入了軍界和政界。僅成都就有四五十所私立法政學校。“三月速成，六月速成，愈快的班級，學生也愈見多。那時候真可以說是做官欲的洪水時代！”［1］郭沫若是厭惡學習法政、經濟的，他沒有隨波逐流，遠離了那條通向富貴的仕途，於1913年春中學畢業後，考入了成都高等學校理科。
這年，郭沫若從英文讀本中看到了美國詩人朗費洛（Longfellow）的短詩《箭與歌》，不必借助字典就能讀懂。郭沫若說：“那詩使我感覺著異常的清新，我就好像第一次才和‘詩’見了麵的一樣。”這首短詩使他“悟到了詩歌的真實的精神”。［2］
但那個時代是鄙棄文學的時代。凡有理想、有資質的青年，都走“實業救國”、“科學救國”的道路，好像古老的“精神文明”的中國，有了西方“物質文明”的補救，就可以自強於天下了。在這種風氣之下，即使自幼就傾向於文藝的郭沫若，也拒絕了學文。
1913年7月，郭沫若考取了天津陸軍軍醫學校。10月，他走出夔門，先是赴軍醫學校報到，因不滿意於學校當局而不願入學；後來在他大哥的資助下，於同年年底赴日本留學。走出鄉關，走出國門，反映了郭沫若為要尋求報國濟民的真理而乘風破浪去施展自己才能的決心，也是他走上社會、認識社會的起點。
從1914年至1923年，郭沫若先後在東京第一高等學校預科、岡山第六高等學校、九州帝國大學醫科讀書。他赴日學醫，是為時尚所動，是受他的愛國主義思想激勵的，他說他這次“認真是想學一點醫，來作為對於國家社會的切實貢獻”。［3］他從日本寄回的家書中也說：“男來東留學，誌向在實業及醫學兩途，寓東年限，舉不能定”；“男現立誌學醫，無複他顧，以醫學一道，近日頗為重要”；“思習一技，長一藝，以期自糊口腹，並借報效國家；留學期間不及十年，無夏、蘇之苦，廣見聞之福，敢不深自刻勉，克收厥成，寧敢歧路忘羊，捷徑窘步，中道輟足，以貽父母羞，為國家蠹耶”。［4］一方麵，國家積弱，振刷需材，激勵著郭沫若認真學醫，以便將來對國家社會做一點切實的貢獻；另一方麵，他說：“我研究科學正想養成一種縝密的客觀性，使我的意誌力漸漸堅強起去。”［5］
留日十年是郭沫若學生時代最勤勉的一段時間。除學習日、英、德幾門外語，在九州帝國大學四年的醫科，郭沫若學習了解剖學、組織學、生理學、醫化學、病理學、藥物學、細菌學、精神病理學等基礎學科以及內外兒婦、皮膚花柳、耳鼻咽喉、眼科、衛生學、法醫學等臨床學科。他還親自解剖過八個屍體，觀察過無數片的顯微鏡片。功課相當繁重，但郭沫若“很感覺興趣”，發憤讀書，努力去掌握這門“純粹的自然科學”。大學畢業時他獲得了醫學士學位。郭沫若後來以欣慰的心情回憶了他這一段的學生生活：“這四年也確是嚴重的四年。學問是嚴整的一套，你不能夠躐等，也不能夠中斷。日本人的醫學相當可觀，在他們是很盡了心力的”。［6］郭沫若並不失悔自己學醫，他說學醫使他“知道了人體和生物的秘密”，“知道了近代科學方法的門徑”，“這些，對於我從事文藝寫作，學術研究，乃至政治活動，也不能說是毫無裨補”。［7］
郭沫若後來之所以放棄學醫，其中一個原因是他十七歲在嘉定中學讀書時患過傷寒，後遺症便是兩耳重聽，使他在臨床實習時，無法辨別打診、聽診等微妙的基本醫術，終於迫使他走上了文學的道路。
郭沫若留日初期，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野心勃勃的日本帝國主義一直在覬覦著中國，除了把大量日貨傾銷中國，還於1915年5月，脅迫北洋軍閥政府簽訂二十一條，袁世凱竟然無恥地全部接受了亡國的條件。那時郭沫若曾與幾個同學回國抗爭，沒有成功，在上海的客棧裏住了三天，就又回到日本。
初到日本的幾年間，異國流浪生活所受的民族歧視，以及國內黑暗腐敗的社會現實和軍閥之間連綿不斷的戰爭，使郭沫若的愛國熱忱受到沉重打擊，他的情緒複又陷於苦悶、消沉之中。他說他在日本讀的是西洋書，受的是東洋氣。加上他在東京第一高等學校預科讀書時，“因為過於躐等躁進的緣故”，竟得了“劇度的神經衰弱症”，“心悸亢進，緩步徐行時，胸部也震蕩作痛，幾乎不能容忍。睡眠不安，一夜隻能睡三四小時，睡中猶終始為惡夢所苦。記憶力幾乎全盤消失了，……頭腦昏聵得不堪，沉重得不堪，熾灼得如像火爐一樣。我因此悲觀到了盡頭，屢屢有想自殺的時候”。［8］郭沫若那時感到“對於精神修養的必要”，每天捧著《王文成公全集》來讀，並買了一本《岡山靜坐法》，清早和晚上堅持“靜坐”，努力淨化自己。郭沫若說他此後身體還算健實，精神還見靜定，“這都是王文成公賜給我的”。［9］
正是在心頭布滿愁雲的時候，郭沫若接觸了印度詩人泰戈爾的作品。1914年，他看到泰戈爾《新月集》英譯本中《岸上》、《睡眠的偷兒》等幾首詩，分外感受著清新恬淡的風味，享受著詩美的歡悅。在日本流行“泰戈爾熱”時，他也成了泰戈爾的崇拜者。1916年秋，他從岡山圖書館借到泰戈爾的幾本詩集——《吉檀伽利》、《園丁集》、《暗室王》、《伽毗百吟》等，欣喜若狂。他默誦這些詩，身心蕩漾著一種“恬靜的悲調”，享受著“涅槃的快樂”。稍後郭沫若又接觸了德國詩人海涅的愛情詩。這些作品給他以啟迪，成了他的“詩的覺醒期”。［10］這時郭沫若對自由體新詩的創作真正發蒙了。泰戈爾式的無韻詩的寫作是他走上新詩創作的第一步。《Venus》、《新月與白雲》、《死的誘惑》等，寫於1916年和1917年間，是我們所見到的郭沫若的最早的新詩創作。
郭沫若於1915年9月升入岡山第六高等學校讀書。1916年暑期，他前往東京探訪患肺病的友人陳龍驥。他見陳龍驥在聖路加醫院醫治了很久，總不見效，病情反而愈發嚴重，慘白的麵孔暈起桃紅色的血潮，不停地幹咳。於是他勸友人轉到養生醫院，不久便在養生醫院病故。
郭沫若在給亡友料理後事時，再次來到了聖路加醫院，他要為亡友取出那張X光透視的底片，在無意之中，他遇見了佐藤富子。
據日本仙台市廣瀨町九番一號尚綱女子學校有關資料的記載，佐藤富子是仙台市宮城縣黑川郡大衡村大衡字中山三十四番地土族傳道師卯右衛門的長女，明治二十八年（1895年）4月5日生，明治四十二年（1909年）4月13日入學，大正三年（1914年）3月26日卒業。
佐藤富子畢業後，家裏忙著給她包辦婚姻，她因此拋棄家庭，隻身由仙台逃到東京，在京橋區聖路加醫院當護士，立誌獻身於慈善事業。
郭沫若初次見到佐藤富子的時候，覺得她眉宇之間有一種不可思議的潔光，令他肅然生敬。約莫一個星期的光景，富子寄去了陳龍驥生前拍的X光片，並寄去了一封英文的長信安慰郭沫若，說了許多宗教上認命（Resignation）的教訓。郭沫若讀後，感受著一種苦澀的甜蜜。他覺得，這位日本姑娘的出現，大概是上帝對他的憐憫，見他失去了一位契己的良朋，便送來下一位嫻淑的膩友。
從此，郭沫若與佐藤富子時常通信。郭沫若向富子訴說了他心靈的創傷，即由父母包辦在四川家鄉娶了妻子張瓊華；富子在回信中認為相似的命運是他們相愛的基礎。
近一個月岡山——東京，東京——岡山的書信往返，他們的愛情，閃電般地急速發展。
這一對以兄妹相稱的戀人，已經不滿足於靠書信來傳遞感情。他們如饑似渴地盼望著早日見麵。果然，上帝幫助了他們。這年，10月中旬，佐藤富子有五天的假期，他們便相約到濱川、大森和房州去旅遊。
五天的旅遊生活，他們除了對彼此的事業、理想、家庭等更多的了解外，他們的歡樂和苦惱，也在情感的交流中融彙在一起了。沐浴著愛的大海，那心潮也由微瀾急速地推進到狂濤。他們已經如醉如癡地傾飲著愛的瓊漿了。
別離的月夜，郭沫若得到了長長的、甜甜的一吻之後，心花怒放，便抒發了他燃燒了的熱情，以及那熱吻在心頭湧起的波瀾。
這年12月上旬，郭沫若來到東京接佐藤富子來到岡山的“家”。這意味著這對戀人結合了。為了遮人耳目，郭沫若給富子取了一個中國名字——郭安娜。
郭沫若說他崇拜莊子、王陽明近乎癲狂時，“把我從這瘋狂的一步救轉了的，或者怕要算是我和安娜的戀愛吧？……因為在民國五年的夏秋之交有和她的戀愛發生，我的作詩的欲望才認真地發生了出來。”［11］
郭沫若給安娜獻上了一首首情詩，愛情成了他新詩創作初期的“酵母”。第一首題為《Venus》的新詩，詩人把安娜比作是羅馬神話中司美與戀愛之女神維納斯——
我把你這張愛嘴，
比成著一個酒杯。
喝不盡的葡萄美酒，
會使我時常沉醉！
我把你這對乳頭，
比成著兩座墳墓。
我們倆睡在墓中，
血液兒化成甘露。
郭沫若曾經把自己比作一條快要幹渴死了的小魚，安娜來到後，在安娜的淚淵中才得以複蘇，得到愛情的喜悅。
這是一個堆滿一塊塊突兀的岩石，青如螺黛的海島，一灣平如明鏡的海水，在夕陽的光照下，呈現出一片片的魚鱗狀，島濱經過晚潮的衝洗，顯得平坦而潔淨。……啊！一隻小魚被晚潮拋在窪穴裏快要幹渴死了。
從海島的鬆林裏，傳來一位少女的歌聲：
月光一樣的朝暾
照透了蓊鬱的森林，
銀白色的沙中
交橫著迷離疏影。
歌聲在海空中蕩漾，歌聲傳進奄奄一息的小魚的耳朵裏。
一個穿白色的唐時裝束的少女走了出來。她頭上頂著一幅素羅，手中拿著一支百合。兩腳是精赤裸裸的。她一麵走，一麵唱歌。她的腳印，印在雪白的沙岸上，就好像一瓣一瓣的辛夷。
她在沙岸上走了一會，走到魚兒睡著的岩石上來了。她仰頭眺望了一回，無心之間，又把頭兒低了下去，便看見窪穴中的那匹魚兒。
她把腰兒弓了下去，詳細看那魚兒時，她才知道他是死了。
她不言不語地，不禁湧了幾行清淚，點點滴滴地滴在那窪穴裏，窪穴處便彙成了一個小小的淚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