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戎馬書生，炮火洗禮
1923年4月1日郭沫若帶著家眷離開日本回到上海。當天，他寫了《留別日本》一詩，他不再歌讚日本島國的風光和日本的物質文明，而是把日本比作“新式的一座文明監獄”；但是他卻把自己的祖國美化了，認為自己的故鄉“雖然是荊棘滿途”，但“那兒的牢獄是雖有如無”。詩人這種天真的夢幻很快就被中國的社會現實所粉碎。在散文《夢與現實》中，郭沫若已經覺察到，現實人生並非他想象的那樣美好、歡愉、和諧、幽閑，祖國處處是饑寒、汙穢、災難、死亡：
……人生的悲劇何必向莎士比亞的傑作裏去尋找，何必向川湘等地的戰地去尋找，何必向大震後的日本東京去尋找呢？
這就是郭沫若歸國後體察了人生的悲劇所得出的唯物主義的結論，他的夢與現實發生了矛盾，他感到了迷失方向的彷徨與苦悶。如他自己所說，“我們內部的要求與外部的條件不能一致，我們失卻了路標，我們陷於無為，所以我們煩悶，我們倦怠，我們飄流，我們甚至常想自殺。”［1］
寫於1923年10月的《太戈兒來華的我見》，同樣反映了郭沫若對自己思想的初步清算。他回顧自己過去對泰戈爾的崇拜，現在覺悟到了自己和泰戈爾的精神是不可能維係在一起的。因為“他是一個貴族的聖人，我是一個平庸的賤子，他住的是一個世界，我住的是另一個世界。以我這樣的人要想侵入他的世界裏去要算是僭分了”。
1923年，郭沫若還寫了兩篇曆史小說《鵷芻+鳥》、《函穀關》。［2］這是作者在領略人生苦味之後的創作，開始意識到自己世界觀空想、唯心的成分，因此才有可能來批判以老子為代表的道家學說超現實、反科學、利己主義的虛偽本質，批判高蹈派莊周所鼓吹的恬淡無為的人生哲學。“五四”初期，郭沫若對老莊的超客觀的本體觀是傾心地加以追求和領悟的；而小說所描述的老聃懺悔、“頹然思返”這一空托的故事，則曲折地反映了郭沫若1923年回上海以後在思想上的一個進步，是他從“昂首天外”到直麵人生、崇尚實際的開始。
實際情況也是如此。郭沫若歸國後，拚命地工作，除負責編輯《創造周報》外，還寫了不少的詩歌、散文、文藝論文、短篇小說、曆史劇，翻譯尼采的《查拉圖司屈拉》（未譯完），德國歌德的《迷娘歌》、《牧羊者的哀歌》，希萊的《森林之聲》，法國魏爾倫的《月明》，印度迦梨陀娑的《秋》，以及選譯《詩經·國風》的《卷耳集》等。郭沫若如此勤奮地著譯，靠賣稿為生，但他一家子仍然“過著奴隸加討口子的生活”。郭沫若後來回憶說：“我的日本老婆自從回到上海以後，她便很少開朗的日子。生活自然是和她所想象的‘幸福’完全背馳”。那時郭沫若已有三個孩子，在十裏洋場的上海，窮得“連坐電車的車費都時常打著饑荒”，安娜因此“時常吵著要回日本”。［3］1924年2月中旬，母子四人便折回日本福岡。郭沫若把妻兒送走後，寫了自傳體小說《漂流三部曲》（包括《歧路》、《煉獄》、《十字架》三個連續性的短篇）。主人公愛牟實際上是他自己，曉芙則是他的日本夫人安娜。小說描寫了一個愛國知識分子在物質上與精神上感受著貧困的苦悶心情，以及在人生道路上艱難掙紮的勇氣與努力前行的決心。漂泊的生涯如同奔流的溪水，崔巍的高山可以衝斷，堅固的長堤可以衝決，溪水總有彙入浩瀚大海的一天。這是在艱難行路中的愛牟的自信，也是郭沫若在“五四”退潮後的自況。
1923年2月，郭沫若創作了他的第一部曆史劇《卓文君》。它取材於西漢武帝時孀居的卓文君私奔司馬相如的故事。這個故事自古以來就被封建統治階級視為大逆不道，即使到了民國，許多所謂道德家、教育家、正人君子者流，也仍然斥之為不道德。郭沫若有意識地要做翻案文章，著意刻畫卓文君“不從父”的典型性格。他大膽地肯定了卓文君對司馬相如的慕才生愛，熱情讚揚了卓文君敢於反抗封建家族統治，勇敢衝破封建禮教藩籬的反叛精神。由於郭沫若借卓文君的形象巧妙地傳達了二十世紀初期新時代女性覺醒的呼喊，因此劇本的發表與公演，反響格外強烈。浙江紹興女子師範學校演出這個劇本，甚至引起很大的風潮，縣議員們竟因此要罷免該校的校長。後來浙江省教育會以劇本“不道德”、“大傷風化”為名，禁止中學以上學生表演這個戲。
曆史劇《王昭君》寫於1923年7月。郭沫若說，“我做這篇劇本的主要動機，也可以說我主要的假想，是王昭君反抗元帝的意旨自願去下嫁匈奴。”［4］在劇本裏，郭沫若突出地刻畫了王昭君反抗強暴的倔強性格。作者沒有把昭君寫成為遠嫁匈奴而悲哀，更沒有讓昭君感傷自己的命運而“倦倦舊主”、“戀戀不忘君”；麵對廣漠連天的塞北和富麗堂皇的宮殿的去留，王昭君不畏權勢，不圖享受，堅定地反抗漢元帝的意旨；自願到沙漠去遠嫁匈奴。作者把命運悲劇的解釋完全改為性格的悲劇，一改過去文藝作品中為昭君和匈所定下的屈辱的性質，把王昭君塑造成一個“出嫁不必從夫”的標本。史書沒有記載王昭君與漢元帝之間的矛盾衝突，郭沫若在劇中卻虛構了王昭君勇敢地向君王的權威挑戰的精彩的一幕來，為維護婦女的人格獨立唱出了一曲壯美的悲歌，為喚醒“五四”新女性奮起砸碎封建鎖鏈，爭取男女平等的政治權利，敲起了振聾發聵的警鍾。
《卓文君》、《王昭君》以及寫於1925年“五卅慘案”以後的兩幕史劇《聶嫈》，是郭沫若前期的曆史劇。郭沫若後來把這三個劇本彙編成集，取名《三個叛逆的女性》，於1926年4月由上海光華書局出版。這些曆史劇顯示了郭沫若前期戲劇創作的才華，他的好做翻案文章是從這時開始的；這些史劇雖然在藝術上不如後來的圓熟，但卻形成了他後來劇作中一直保持著的浪漫主義的藝術風格。
在安娜與孩子們折回日本後不久，長兄郭開文來函介紹郭沫若去四川省立成都醫院當醫務主任，並已派人攜帶路費迎接。郭沫若怕回家鄉遭到元配夫人的糾纏，因此謝絕了這一聘任。他這時“家國也不要”、“事業也不要”，隻想再回日本與妻兒團聚。他想，到日本後，或在生理學研究室當助手，或送報，送牛奶，幹什麼都行。1924年4月1日，郭沫若帶著一腔淒涼的情緒重赴日本福岡，他覺得“在上海的一年真是一場迷夢”。
再度跑回福岡，郭沫若本打算一麵研究生理學，一麵研究社會科學，但從事自然科學研究首先要有一筆購置儀器設備的經費，在全家生活毫無保障的情況下，這自然隻是一張畫餅而已。由於“對於社會科學的憧憬，更加上一家的生活迫切地有待解決之必要”，這年春夏之交，郭沫若用了近兩個月的時間，翻譯了日本經濟學家河上肇博士的《社會組織與社會革命》一書。那時他譯書的條件是非常艱苦的，家裏連桌椅都沒有，便“把一口中國式的皮箱拿來作了代替”；稿紙是由上海帶來的中國紙，非用墨寫不可，但他家沒有硯台，又舍不得買，就“隨便撿了塊磚頭磨平”當硯台。就這樣，郭沫若“坐在草席上，從清早起來寫到深夜，寫了有五十天的光景，終竟把那部二十萬字以上的大著譯完了”。［5］因為這部譯著作為叢書之一種出版，隻能抽版稅，所得甚微，一家五口每月百元以上的生活費仍無著落，好在天氣漸暖，冬衣、棉被暫不用了，便陸續送到當鋪裏去。全家人在苦熬著。一部《歌德全集》當了一張五元的老頭票；《社會組織與社會革命》的原本，郭沫若剛譯完也被送進當鋪，換來了五角錢。熬到這年6月底，因為交不起每月二十元的房租，又搬了一次家，搬回六年前住過的那家當鋪的倉庫的樓上，仍住那間立起來可以抵著望板的小房。
但是郭沫若當時的心情還是愉快的。因為他通過翻譯這本書學習了馬克思主義，開始懂得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基本原理，“科學的社會主義所告訴我們的‘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時代，我相信終久能夠到來”；人類社會向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發展，這是曆史的昭示，是我們“所當走的唯一的路徑”。這個理想的社會，“在我們一生之中即使不能看見”，我們也要“努力促進它的實現”，“使我們的後代得以早日解除物質生活的束縛而得遂其個性的自由完全發展”。這本書的翻譯，成了郭沫若向馬克思主義世界觀轉換的重要轉折。譯完這本書，郭沫若一家仍然“窮得沒法”，於是郭沫若於7月初又著手翻譯屠格涅夫的小說《新時代》（今通譯《處女地》），從清晨到夜半，整整用了四十天譯完。他說：“我假如能變換得若幹錢來，拯救我可憐的妻孥，我也可以感受些清淡的安樂呢。［6］
1924年11月16日，郭沫若攜妻兒由日本重返上海。他通過學習馬克思主義，意識到了參加社會活動的重要性。這年12月上旬，應“孤軍社”之邀請，與周全平同往江蘇宜興調查江浙軍閥齊（燮元）盧（永祥）戰爭實況。這次宜興調查，也是郭沫若第一次接觸和體驗中國農村的實際。他說：“那次的調查使我於戰禍之外卻深深地認識了江南地方上的農村凋敝的情形和地主們的對於農民榨取的苛烈。”［7］他開始意識到要改變自己的感情、態度，“要把頭埋到水平線下，多過些受難的生活，多領略些受難的人生”。［8］
郭沫若回到上海後不久，即1925年正月十四晚，收到了一封由浙江新登三溪口寄來的、署名“餘抱節”的信。文句寫得十分柔和，字跡也很秀麗。但是，郭沫若並不認識這位“餘抱節”。
信的大意是：孤山的梅花這幾天一定開得很好，月也快圓了，你如果想到西湖去玩，最好在這幾天去，我們也可借此得以一敘。我對於你正像在《殘春》裏從白羊君M中說出的“得見一麵雖死亦願”一樣，正渴望得很呢。你如有回信，請寄杭州某某女學校餘猗筠小姐轉，因為我沒有一定的住處。你到杭州後，可住錢塘門外的昭慶寺前錢塘旅館。那個旅館隻要三角錢一天（且可住二人或三人），又是臨湖的。我到杭州後也住那裏。我明日不動身，後日一定動身，由此至杭須一日半的路程，預計十三日我總可抵杭了。啊！你恐怕還不知道我這個人罷？但是要這樣才有趣呢！
郭沫若把信看完一遍以後，猜想這“餘抱節”的署名就是“餘猗筠小姐”的化名。那麼，為什麼回信要由學校轉交呢？這恐怕是擔心信被別人看見，所以故意化出一個男性的假名，用意周到，用心良苦。
“啊，她這人真好。她知道我素來是讚美自然而且讚美女性的人，所以她要選著月圓花好的時候，叫我到西湖去和她相會。她並且知道我很窮，她怕我住不起西湖的上等旅館，竟把那麼便宜而且又是臨湖的旅館也介紹了給我。啊，她替我想的真是無微不至了！”郭沫若捧著餘小姐的信，癡想了一番，心尖子微微跳動。
“啊，在風塵中遇見一位知己，已經是不容易的事，更何況這位知己還是一位年輕的女性呀！……她一定是年輕的，她不是自稱‘小姐’嗎？……但是，她怎麼知道我現在的住址呢？她從什麼地方探聽到的呢？……”
郭沫若想了一連串的問題，有驚歎，有疑惑，最後的結論是：“不管她是從什麼地方打聽來的，她總是我的一位很關心的知己，而且是一位女性的知己呀！”
“啊，這杭州我是一定要去的！我是一定要去的！”郭沫若自言自語道。
那時，安娜不懂得中國話，而且在這一兩個月內臨產，生下第四個孩子。萬一就在他旅杭期間發生意外，這怎麼對得起妻兒呢？……一想起這些，去杭州的事，郭沫若不免又躊躇起來。
接信後的第四天，郭沫若已經決定不去杭州了，便把餘猗筠小姐的來信，當成故事一樣講給安娜聽，並且向她表示了不去的種種考慮。
安娜聽後，卻揮著手說：“去！你一定要去！不要辜負了人家的一片好心。而且，去走這一趟，回來還可以寫出一兩篇文章。這正是一舉兩得的事。你還猶豫什麼呢？”
於是郭沫若給餘猗筠小姐寫了封回信，約定19日動身，並且說身邊帶兩個孩子。他是希望餘小姐能到車站接他，兩個孩子便是辨認的記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