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亡命日本，自勵堅貞
在郭沫若公開表示反蔣以後，1927年5月6日，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致函國民政府，提出開除郭沫若國民黨黨籍，並通電嚴緝歸案懲辦。國民政府於5月10日行文至各軍兵種軍部和各省省政府發布捉拿郭沫若的通緝令。因此，郭沫若於這年10月下旬繞道香港到上海後，不能久留準備帶家眷去蘇聯。當時蘇聯同國民黨政府的關係已經很緊張，蘇聯領事館要全部撤回。他打算乘蘇聯撤回領事館的輪船去蘇聯。在行期未定之前，即這年年末，郭沫若突然患斑疹傷寒，延誤了船期。後來改去日本。郭沫若1928年2月10日日記載：“豪（即周恩來——筆者）和民治（即李一氓——筆者）來，同吃中飯。仿吾亦來，約了初梨等來談話……決延期乘十八號的‘坎拿大皇後’。”［1］臨行前，周恩來要資助他一些錢，他謝絕了，說黨組織現在也很困難，創造社以後可以在經濟上給他一些接濟。
1928年2月24日，郭沫若乘船離開上海去日本。他是“頂著一個三萬元的賞格的腦袋子到日本去亡命”的。郭沫若在《跨著東海》一文中寫道：
我真個是孤孤單單地離開了我很不情願離開的祖國。祖國並不是不需要我，然而我卻不能不離開了。在開船的時候，我望著沉默的祖國，潸潸地流下了眼淚。
郭沫若於2月27日抵神戶，後定居在日本千葉縣市川市須和田一個鄉鎮的陋巷裏。當時正是日本的思想統治開始走向極端反動的時候。曾經盛極一時的左翼文藝運動，馬克思主義的研究和介紹，以及日本共產黨組織，逐漸受到摧殘和迫害。作為曾經被日本政府視為“左派的要人”的郭沫若，來這裏避居，也難於幸免。日本刑士（便衣警察）、憲兵已懷疑“吳誠”即郭沫若。後來他們從暗中扣留的成仿吾自柏林的來信裏得到了證實；特別是在偵查京華堂店主小原榮次郎的走私案中，發現了創造社出版部每月資助郭沫若的一百元，是由上海的內山完造托小原轉交的，郭沫若因此涉嫌被關進警察局。多虧安娜及時請求橫田兵左衛門同去拜托平田熏檢事斡旋，他被拘留三天便獲釋。
但是在日本刑士、憲兵的嚴密監視下，郭沫若的行動仍不自由，穿著長統馬靴的憲兵常常破門闖入他的住宅：
——怎麼樣？他咆哮著。我是奉命看管你的！
——豈有此理！你管不著我！——我也咆哮起來了：你犯了你們的國法！
——哼，你是支那人，我們的國法不是為“槍果老”（日本對中國人的惡稱）設的。你有膽量就回你的支那去，我卻有膽量就在你支那境內也要橫行，你把我怎麼樣？
我的腦袋子快要炸裂了。他確實是在中國境內也可以橫行的人，而我自己呢，連祖國都不能見容，我能把他怎麼樣呢？
後來，市川當局派了一名刑士，專門監視郭沫若，無論走到哪裏，那位刑士總是跟蹤。刑士把他視為“中央的要犯”，嚴加防範。有一次，郭沫若去東京，把提包交給刑士，那刑士竟順從地給他拎包。因為刑士怕他跑掉，不過這位刑士倒真正成了“義務跟班”了。
這位刑士不知從哪裏得知，郭沫若曾領受過中將銜。有一回，談話之間，他客客氣氣地問：“閣下，你的部下還有多少人？”
郭沫若想和他開個玩笑，便伸出四個手指頭，那意思本是說有四個孩子。
不料那刑士大吃一驚：“哦！不得了啦！——四萬人嗎？那，給養費，可要很大的一筆數目啦！”
四個兒女等於四萬軍隊，郭沫若覺得好笑，但也隨他去罷，就讓他把我看成是四萬軍隊的頭領罷。
不久，市川當局又派來一名專橫、暴躁的憲兵，加強對郭沫若的監視。麵對種種難堪的侮辱，郭沫若既不屈服，也不蠻幹，他很懂得保存自己。海外亡命十年，郭沫若始終感覺著有黨和人民這強有力的支柱在支持著他。他常常這樣鞭策和勉勵自己：“無論在怎樣環境中，你得拿出勇氣和耐心來，更堅毅地生活下去。你雖然離開了祖國，離開了工作崗位，你不應該專門為全軀保妻之計，便隱沒下去的。”日本長統馬靴在他頭上的踐踏，使他牢牢記住：“我是中國人！”
郭沫若的確沒有因此沉溺下去。定居市川以後，他開始考慮如何運用馬克思主義來研究中國曆史，並在研究過程中實現自己從舊時的唯心史觀向唯物史觀的轉變。他說：
……因而我的工作便主要地傾向到曆史唯物論這一部門來了。我主要是想運用辯證唯物論來研究中國思想的發展，中國社會的發展，自然也就是中國曆史的發展。反過來說，我也正是想就中國的思想，中國的社會，中國的曆史，來考驗辯證唯物論的適應度。［2］
郭沫若去日本後，就著手翻譯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一書，同時撰寫《中國古代社會研究》。
在《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一書中，郭沫若把殷代算作原始社會末期，奴隸社會起自西周。後來他發現自己對殷代社會性質判斷有錯誤，到四十年代，他從殷人耕田已使用大規模的奴隸確定殷代是奴隸製社會，修正了他“在十幾年前認為殷代是原始公社製末期的那種看法。”［3］但對於西周是奴隸製社會的見解，他一直堅持著，並說“這個見解在我自己是認為極關重要的揭發”。［4］關於奴隸製的下限，即奴隸製與封建製的劃界問題，在《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一書中，郭沫若把界限劃在東、西周之交（公元前770年），認為春秋以後就是封建製，至五十年代初，他才最後確定“把它劃在春秋與戰國之際”，［5］即公元前475年。在古史分期上，郭沫若的主張當然隻是一家之言，但郭沫若是首倡者和不斷推動者，他的理論主張，他對奴隸製問題的長期探索，對於建設和發展我國的馬克思主義史學具有重大的意義。
郭沫若為了把古代史研究和古文字學研究很好地結合起來，在生活十分窘迫的情況下，想方設法去精研古文字學。例如1928年9月間，他去東京文求堂向店主田中慶太郎訪求《殷虛書契》的入門書，見有《殷虛書契考釋》，但價錢要十二元，而他身上隻有六元錢，他提出以六元作抵押借書幾天，遭到拒絕；但他感謝店主指點他去東洋文庫閱覽此類書的門路。為了打開甲骨文、金文的秘密，郭沫若並不灰心。後來在新聞記者川上的幫助下，通過作家藤村成吉的介紹，借用川上在中國使用過的假名“林守仁”，郭沫若同東洋文庫主任石田千之助取得了聯係，在當時日本學者還不重視殷代遺物研究的情況下，他說“在那文庫裏麵所搜藏著的豐富的甲骨文和金文，便全部歸我一個人獨攬了”。［6］郭沫若花了一兩個月的時間，“讀完了庫中所藏的一切甲骨文和金文的著作”，“也讀完了王國維的《觀堂集林》”。至此，郭沫若說，“我對於中國古代的認識算得到了一個比較可以自信的把握了。”［7］
郭沫若並不停留於文字學本身的研究，正如他自己在《甲骨文字研究·重印弁言》中所說的，“想通過一些已識未識的甲骨文字的闡述，來了解殷代的生產方式、生產關係和意識形態。”他強調史學家要有“創通條例，開拓閫奧”的治史精神。郭沫若在古文字研究領域之所以能夠超越前人或同時代的人，主要是他正確地運用了曆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和方法，善於從那些新出土的先民遺物中去觀察古代社會的真實，以破除後人的粉飾——階級的粉飾。如在《釋祖妣》一文中，郭沫若稱讚王國維《女字說》“揭破三千年來之秘密”，郭文受王國維啟發是顯而易見的。但是，郭沫若以甲骨文證史，不願局限於狹小的範圍，他不是簡單地停留在“祖妣”含義的考述上，而是從研究“家族進化之曆史”出發，考甲骨文“祖妣”二字的象形，“為牡牝之初字”，來源於原始社會人類對生殖器的崇拜。郭沫若說，“蓋上古之人本知母而不知父，則無論其父之母與父之父。然此有物焉可知其為人世之初祖者，則牝牡二器是也。故生殖神之崇拜，其事幾與人類而俱來。其在西方，新舊石器時代之器物已有發現，足證其事之遠古。中國考古之事尚未脫盡玩好之畛域，而縉紳先生亦視此事為不雅馴而諱莫如深……”［8］王國維的《女字說》，隻論證了古代女子與男子一樣有字號，男女之間地位平等，郭文則指出殷代還流行著亞血族群婚製，即兄弟共多妻、姊妹共多夫。郭沫若的驚人之論，第一次揭開了被儒家大加粉飾過的殷代社會的麵紗，把它的真相暴露出來，使人們從此對中國古代曆史、古代社會婚姻製度有一個科學的認識。
此外，對殷周青銅器銘文的研究，郭沫若在吳大澂、孫詒讓、王國維的基礎上又作出了新的貢獻。周代銅器很多，過去對它隻是一片渾沌，即使偶有年代劃分也漫無標準。郭沫若花五六年時間的研究，才得到一個比較明晰的係統，於三十年代中期先後寫出了《兩周金文辭大係》的《圖錄》與《考釋》兩部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