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大革命失敗後，郭沫若從潮汕到過香港。經過十年的風雨，中國不但沒有進步，反而招來了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
遙想宋末、明末的曆史教訓，宋皇台便是時代的象征，記錄著一段曆史的悲劇。郭沫若這時向往延安。懊悔自己“何事卻南來”，但他又意識到眼前自己所負的重任。
1937年12月13日，日本侵略軍攻陷南京，日本國內一些發了狂的法西斯分子興高采烈，歡慶勝利。一些新聞記者跑到市川去采訪安娜：
“作為敵國之妻，你現在的心情如何？”
安娜沉默不語，記者們卻糾纏不休。長子郭和夫站在一旁說，“還是等和平了，我母親，還有弟妹們再和諸位見麵，到時候再暢談罷！不到這一天，我母親隻想保持沉默。”記者們自討沒趣，隻好走了。
因為父親是中國人，兒女們常遭日本頑童的欺侮，罵他們是“中國佬”、“支那畜牲”，有時拿棍棒打他們，向他們擲石塊，吐唾沫。
此時，郭沫若已經於12月上旬與林林、姚潛修、葉文津、鬱風、於立群等人乘船去廣州。郭沫若住新亞酒樓，經常陪著“小妹妹”於立群在房間裏寫大顏字。
郭沫若說：“字如其人，此話真不假……你什麼時候學書法的？”
於立群說：“這是我們的家傳，祖父是寫顏字的，母親也寫顏字，我是母親教的。”
“顏字的嚴肅性可能起了規範作用，使一個人的生活也嚴肅起來。”郭沫若像是自言自語。他對於立群有了進一層的了解，他覺得眼前這位“小妹妹”很有華貴夫人那種矜持而溫柔的魅力。
郭沫若說：“寫顏字，還是臨摹《顏家廟碑》好，那是見真功夫的。”
郭沫若居然陪這位嚴肅的“小妹妹”寫了好幾天的大顏字，把複刊《救亡日報》的事暫時擱在一邊。
一筆一劃傳真情。我給你鋪紙，你給我研墨，可以說是心心相印，水乳交融，他們已經是誰也離不開誰。
1938年1月6日晚，郭沫若和於立群乘火車離開廣州去武漢。許多朋友前來送行。
夏衍半正經半開玩笑地握著於立群的手說：“到了那邊，不要和別人‘拍拖’呀！”夏衍說的“那邊”是指陝北，於立群那時決定去延安；“拍拖”是廣東方言，男女手挽手走叫“拍拖”。於立群生性靦腆，夏衍這一句話，羞得她滿臉緋紅。
送行的朋友爽朗地笑了，郭沫若也笑了，但笑得很不自然。他心裏明白：“可不是嗎？我在精神上已經緊緊地把她‘拍拖’住了！”
夏衍的一句話，使郭沫若和於立群的關係，由朦朧變成清晰，由隱秘變成公開了。
郭沫若斯時斯境大概已經忘記了半年前在船上立下的大戒，也忘記了正在受煎熬的妻兒——正在翹首企盼他的救援的安娜和兒女們。
在火車上，郭沫若給這位即將去“那邊”的“小妹妹”寫了一首詩：
陝北陝北天氣寒，
羨君此去如登山，
登山不至覺衣單。
陝北陝北多風沙，
風沙撲麵君莫怕，
怕時難救我中華。
陝北陝北朋友多，
請君代問近如何，
華東也想扭秧歌。
陝北陝北我心愛，
君請先去我後來，
要活總要在一塊。
陝北陝北太陽紅，
拯救祖國出牢籠，
新天鎮日漾東風。
這一首陝北民謠體的情歌，寫出了郭沫若對於立群的愛戀與關懷的同時，也抒發了詩人對解放區的深厚感情。那時的知識分子，都把延安視為拯救中華民族危難的一盞明燈。
郭沫若和於立群於1月9日抵達武漢。那時周恩來也在武漢，擔任國民黨軍事委員會政治部副部長，周恩來考慮派他出任政治部第三廳廳長職。郭沫若表示不願意擔任，理由：一是“耳朵聾，不適宜於做這樣的工作”；二是“在國民黨支配下做宣傳工作，隻能是替反動派賣膏藥，幫助欺騙”；三是自己“處在自由的地位說話，比加入了不能自主的政府機構，應該更有效力一點”。［6］2月上旬，為躲避任三廳廳長職，郭沫若決定離武漢去長沙，請陽翰笙向周恩來轉達關於他出任廳長的三個條件：（一）工作計劃事先擬訂，不能受牽製；（二）人事必須有相對的自由；（三）經費確定。
此時郭沫若最舍不得的是於立群，同居才一個月就要分手了。他握著於立群的手說：
“我要到長沙去，說不定不會再回來了。你去陝北，我們雖然相隔遙遠了，但後會有期……穎超很關心你，你的一切行動，就請依照穎超的指示做罷。”
郭沫若來到長沙，住在城邊的留芳嶺。他感到憂鬱、煩悶，武漢方麵不斷有函電來催促，有的是勸勉，有的是嚴詞責備。陳誠、黃琪翔等要人也來電請他回去，說一切問題可以當麵商量。
於立群也差不多三天兩頭來信，說她被朋友挽留住，不去陝北讀書了，還說不久她也要來長沙，叫郭沫若等她，不要急於離開長沙去南洋……
2月26日上午，郭沫若從留芳嶺寓所出來，正想進城去，忽然看見田壽昌（田漢）坐在洋車上迎麵而來。壽昌見了郭沫若，立即喊道：“武昌的朋友來了！”
後一輛洋車坐著的是於立群，郭沫若禁不住喊起來了：“立群！”
走進寓所，於立群就把周恩來的信交給郭沫若，說：“周公有了明白的表示，要你立刻回去。”她轉身對壽昌說，“周公也請你一起去三廳工作，這是給你的信。”
郭沫若注意到了於立群來長沙，行李一件也沒有帶，說明她也是讚成自己趕快回武漢的。但郭沫若還是遲疑著，雖然國民黨當局就三廳組建問題已答應他提出的一些要求。
壽昌一個勁兒催促：“這還有什麼值得考慮的呢？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朋友們都在地獄門口等著，難道你一個人留在天堂裏嗎？”
“那麼，你是願意入地獄的囉？”
“當然，不會讓你一個人去受罪。”
“好罷，”郭沫若下定了決心，“我們就去受罪罷！”
“哈哈！”壽昌大笑起來，掉頭對於立群說，“不辱使命，不辱使命！畢竟還是女性的力量大，愛情的力量大嗬！”
於立群漲紅了臉，把頭埋下去。
翌日清晨，郭沫若和於立群過了江，遊覽嶽麓山，來到了賈太傅（誼）祠。於立群想起賈誼哭長沙的典故，她不明白，這樣好的環境，賈誼為什麼還要哭呢？郭沫若風趣地說，“賈誼在這兒偏要哭，怕還是想做官的心太切了罷……我不想做官，倒覺得長沙還是值得留戀的，這裏仿佛是一個樂園呢！”
應該說，於立群這次接受周恩來的使命，專程來到長沙，以她的特殊的身份和特殊的女性的魅力，把郭沫若請回武漢去，是建立奇勳的，是他人難以取代的。
所以，無論是男朋友還是女朋友，在武漢見了於立群以後，個個伸出大拇指頭，第一句話便是——
“接回來了，接回來了！”
“不辱使命，不辱使命！”
“大成功，大成功！”
回到武漢，郭沫若和於立群先是住在太和街，後來搬到珞珈山武漢大學的一幢寬敞的教授樓內。
這裏依山傍水，蔥蘢的林木，浩淼的東湖，景色宜人。在樓上可以望見湖山的月樓；下一個坡，可到細沙平鋪的湖岸去玩水。周末，月夜下在山林裏散步，星期日到東湖遊泳，劃船，再到岸邊的菜館吃鮮魚。濃厚的情愛，閑適的休憩，郭沫若和於立群在這裏過著“世外桃源”的生活。
可憐的安娜卻忍辱負重，在日本獨自挑起了生活的重擔。她租了幾畝地，種稻種菜，農忙時還給人打短工。有時候，她清早出門，跑五十裏山路，到山村裏采購柿子、石蒜、山楂、大豆，背著提著到鎮上去販賣。她還替人洗衣裳，當“老媽子”。冬天，她醃蘿卜幹賣，雙手天天浸在冰冷的鹽水裏，手背腫裂。酷暑天，她到附近一家糨糊工場做工，在悶熱的作坊裏熬製粘糨，還要把糨糊裝上三輪車，主人坐在車上蹬著，她在後麵用力推，直送到批發站……
夜晚，安娜渾身酸痛，癱在榻榻米上呻吟，女兒郭淑瑀跪伏著給母親捶背按摩。“媽媽，我不讀書了，我去做工……”淚水奪眶而下。母親撫摸著她的乎說：“媽媽不會倒下的。……淑子，你要好好讀書，學好鋼琴。”
麵對全家六口的生存危機，安娜以堅韌的意誌掙紮、奮鬥。她不僅要讓孩子們有飯吃，還要讓他們都受到良好的教育。在艱難的歲月裏，她一步一步地實現著自己的計劃。長子和夫從京都大學化學係畢業後，又進入大學院（研究生院）深造：次子博孫從京都大學工業係的建築學科畢業；三子複生考進東京水產講習所；女兒淑瑀考進東京女子大學數學係；幼子誌鴻也上了中學。
由於郭沫若曾為東京岩波書店撰稿，他的一些手稿還保存在岩波書店裏，老板岩波茂雄得知安娜生活困難，曾多次款助，安娜十分感激。岩波茂雄設立了“岩波獎學金”，幫助貧困青年上大學，除頒發給日本學生外，少數中國學生也可領受。和夫、博孫進京都大學時，也曾得每月六十元的獎學金，順利完成了學業。
話說回來。第三廳於4月1日正式成立。郭沫若邀請陽翰笙為主任秘書，傅抱石為秘書，並請胡愈之、徐壽軒、田漢、洪深、範壽康、杜國庠、馮乃超、史東山、冼星海、張曙等知名人士參加第三廳各處科的工作。第三廳設在武昌城內西北隅的曇花林，各處、科、室有三百餘人，加上孩子劇團、抗戰宣傳隊四隊、抗敵演劇隊十隊、漫畫宣傳隊一隊等約兩千人。這裏成了當時團結廣大文化工作者開展抗日宣傳活動的中心。
郭沫若主持第三廳工作期間，多次奮不顧身地深入前線，鼓舞士氣，組織抗敵演劇隊去台兒莊前線進行宣傳，給受國民黨阻撓的新聞記者簽發前線采訪通行證，設立戰地文化服務站，籌辦運輸車輛，把慰勞物資、醫藥用品和宣傳印刷品送上前線等等，並撰寫了《魯南勝利之外因》、《紀念台兒莊》、《來他個“四麵倭歌”》、《把精神武裝起來》等文，做了大量的抗日宣傳和戰地服務的工作。
1938年3月27日，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在漢口成立。這是“五四”以來文藝界最廣泛的統一戰線組織：郭沫若出席了成立大會，被推為大會主席團成員以及該協會理事。他對“文協”的成立表示祝賀，說自“八·一三”上海戰事以來，中國文壇上所出現而最受歡迎的，是抗戰詩歌、抗戰戲劇、抗戰雜文等等。凡是能夠集中力量於抗戰有益的文藝部門和作風，大都受著了鼓舞，“而作家們的努力於無形之間有趨於統一的傾向”，促成了“中華全國的文藝工作者為共赴國難而團結了起來，同時也把文藝的本質昭示著了”。［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