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欣將殘骨埋諸夏”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的槍聲，揭開了中華民族抗日戰爭的壯麗的序幕。
盧溝橋事變發生以後，日本憲兵、警察更加緊了對郭沫若的監視，但對郭沫若來說，他不願意再在日本久留了，他決定投身到抗日戰爭的烽火中去。1937年7月1日，郭沫若在複四川達縣城區第二小學的信中說：“我思念我國族的情趣，實在有難於用語言文字來表達者。”他決心以自己“最後一珠血”報效國族。
經過事前周密的安排，7月25日淩晨四時許，郭沫若穿著和服，拖著木屐，為妻子和四兒一女各寫了一張留白，然後輕輕地踱進臥室，見安娜已醒，開燈在枕上看書。他禁不住淌下了眼淚，揭開蚊帳，在安娜額上一吻，作為二十年患難夫妻的訣別之禮。安娜似乎沒有領悟到這層意思，繼續看書。
其實，頭一天晚上，經郭沫若暗示，安娜知道了丈夫的走意，曾告誡他說：“走是可以的，隻是你的性格不定，最足耽心。隻要你是認真地在做人，我這裏即使有點麻煩，也隻好忍受了。”這是妻子臨別時的肺腑之言。郭沫若作為中國人要歸國請纓，安娜是理解的，是顧全大局的。
這時，郭沫若與安娜已有五個孩子：郭和夫（1917年生）、郭博孫（1920年生）、郭複生（1922年生）、郭淑瑀（1925年生）、郭誌鴻（1932年生）。郭淑瑀1984年去世。
郭沫若拖著木屐來到庭園——梔子開著潔白的花，在清新的空氣中散發出濃鬱的香味。小池子裏的兩條金魚在碧綠的子午蓮葉間浮遊。小飛蟲在綴滿了幽致的紫藤花的花架周圍繞旋。他在心裏默禱著妻兒的平安，從籬柵缺口處向田隴上走去，悄然離開了家。
圓月已經向地平線墜落。郭沫若上了大道，回首望家，安娜定然還在看書，眼淚撲簌地湧出。但是他想：國家臨到垂危的時候，誰還能安閑地專顧自己一身一家的安全？處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他相信，自己現在所走的路，是唯一可走的生路。
郭沫若回想妻子叮囑的話，內心很不平靜，自言自語道：“女人喲，你這話是使我下定了最後的決心。你……苦難的聖母！”
市街的路燈矇朧。郭沫若在站台上等候著頭趟電車開動。他這時最掛念的是那個最小最可愛的鴻兒：“鴻兒呀，望你容恕你的爹爹。我們，在不久的將來，總可以再見……”
電車開動了，約五時半到達東京，郭沫若又改乘汽車趕到橫濱錢瘦鐵家。他脫下和服和木屐，從友人那裏借了一套嗶嘰西裝、一條領帶和一雙皮鞋。錢瘦鐵、金祖同陪他乘坐“燕號”特別快車，趕到神戶。
下午五時許抵神戶，郭沫若登上了加拿大公司的“日本皇後號”的頭等艙，化名“楊伯勉”，“湖南長沙人”。
輪船夜九時起貓。鏘琅，鏘琅……五色的紙條，一條一條地斷了。然而那六條不能見的紙帶，卻永遠無形地與郭沫若聯係著。他想起了7月14日那天寫的一首五律：
廿四傳花信，有鳥誌喬遷。
緩急勞斟酌，安危費斡旋。
托身期泰岱，翹首望堯天。
此意輕鷹鶚，群雛劇可憐。
這裏既隱蓄著對於奔走幫忙的友人的一片情意，也寄托了他對可憐的妻兒的擔憂，吐露了詩人心中的隱痛。
郭沫若在船上立下了大戒：
從此不吃酒，不吸煙，不接近一切的逸樂紛華，但要鍛煉自己的身體，要有一個拳鬥者約體魄，受戒僧的清規。……金石可泐，此誌難渝。
具有浪漫派詩人氣質的郭沫若，許下這個“大戒”，能否遵守，恐怕連他自己也沒有信心。洗澡過後，他望著一條洗淨的短褲和一件棉布做的日本上衣，自言自語：“這是安娜為我手製的，我將要永遠保藏著，以為紀念。”
郭沫若是壬辰年生的，今年四十六歲。他這時突然想起十幾年前在上海城隍廟一樁有趣的事。一位看相的先生預測他四十六歲時要交大運。他把此事當作玩笑，記載在題為《湖心亭》的散文裏。現在，在甲板上觀海，忽然憶及，頓覺奇驗。
他想，所謂“大運”者，“蓋生死之大運也”。
這“大運”，是不是也還意味著什麼呢？
《歸國雜吟》七首，便是郭沫若“歸國前後隨興感奮”寫下的一組舊體詩。第二首是步魯迅的七律《慣於長夜過春時》原韻的“歸國書懷”：
又當投筆請纓時，別婦拋雛斷藕絲。
去國十年餘淚血，登舟三宿見旌旗。
欣將殘骨埋諸夏，哭吐精誠賦此詩。
四萬萬人齊蹈厲，同心同德一戎衣。
這首七律作於1937年7月24日，詩人動身歸國前一天“預想到回到了上海”的情景而寫的。詩人別婦拋雛，吟詠歸國之情，感情充沛，膽肝照人，誠為千古絕唱。郭沫若後來回憶此詩的創作時說，“我在當時的確是把我全部的赤誠傾瀉了出來，我是流著眼淚把詩吐出的；雖然並不是什麼了不起的東西，但它在我的生命史上的確是一個裏程碑。”［1］詩人的歸來，是準備為祖國的民族解放事業而赴湯蹈火的，所以才有“欣將殘骨埋諸夏”的誓言；他歸來以後，繼承魯迅的光輝業績，組織和壯大文化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隊伍，推動我國新文化運動前進，為中國人民的革命事業作出了重大貢獻，這在他的生命史上確實是具有裏程碑意義的。第三首詩“此來拚得全家哭，今往還將遍地哀。四十六年餘一死，鴻毛泰岱早安排”，詩人進一步抒發其愛國主義情懷。詩中借用司馬遷《報任安書》“人固有一死，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的話，反映了詩人決心獻身祖國的高尚品質。
郭沫若經常掛念他在日本的妻兒。這時，他歸國抗戰的消息在日本傳開後，日本警方便將安娜逮捕，在牢房裏關禁二十多天，飽嚐了鞭笞之苦。郭沫若在《家祭文》中說：“貞幸得脫出，而妻子則委諸虎穴，為貞而受犧牲，其苦心，其處境，一為置身而思之，即不覺淚之盈睫。且也，貞之去後，敵寇之警憲曾將富氏及長子宗易孫拘禁月餘，慘加箠楚，至於不能引步。貞時在滬，得聞此息，隻覺寸心欲裂。當此之時，曾求駐日大使設法營救，並求允貞眷屬歸國。乃敵寇萬惡之軍部複加厄阻，謂富氏媳未脫日本國籍，尚是日本臣民，且有間諜之疑，不能自由離去。”郭沫若曾設法將妻兒接回祖國，但未能成功。
安娜是一位有氣節的、剛強的女性。她雖未脫離日本國籍，但她的心、她的靈魂已經入了中國籍，所以決不屈服於警方的任何壓力。有人侮辱她為“野狗”，她索性坦然地說：“我是‘野狗’，我就是熱愛中國，又怎麼樣呢？”那些如野狗一般的狂熱分子，也就不再狂吠了。日本軍部強令安娜把幾個兒子都加入日本國籍，聲稱隻有這樣才能得到政府的保護。安娜堅定地回答：“不！我的孩子是中國血統，有朝一日，我要帶領他們回到中國去。”她不憚於威脅，嚴詞拒絕。
郭沫若於7月27日抵上海，鬱達夫、劉海粟、倪貽德、葉靈鳳等人去碼頭迎接。8月初，國民黨當局發布撤銷對郭沫若的通緝令。郭沫若一到上海，立即投入熱火朝天的抗日救亡運動中去。“八·一三”戰事發生後，上海成了戰場。他日夜繁忙，團結進步的文化工作者和愛國青年，領導上海文化界救亡協會，為中共上海地下黨辦的一份宣傳抗日的《早報》編副刊、撰稿；隨後為擴大抗日宣傳工作，他親自籌辦《救亡日報》。在他主持下，還組織了戰地服務團，動員了許多文學、戲劇、電影、繪畫、音樂工作者參加，到前線作宣傳鼓動工作。
在戰火紛飛的日子裏，郭沫若不顧個人安危，奔走於上海、蘇州、嘉定、南京等地考察、慰問，他真切地感受到了中國軍民高昂的抗戰熱情。在兩個月抗戰中，他看到了我們國民潛在的偉力，“武裝著的同胞們是以自己的血、自己的肉，來寫著民族解放的曆史”。［2］他說抗戰振作了民族的精神，“把罩在我們民族頭上的陳陳相因的恥辱、悲愁、焦躁、憤懣，一掃而空了”，而他自己也感覺到“額上的皺紋，眉間的鬱浪”，似乎也“隨著這民族覺醒的機運而消逝了”。
1937年9月23日，郭沫若抵南京，往八路軍後方辦事處訪葉劍英，後又訪邵力子等人。次日，會見蔣介石。蔣介石希望郭沫若留在南京，準備給他安排一個“相當的職務”。蔣介石還說：“一切會議你都不必出席，你隻消一麵做文章，一麵研究你的學問好了。”蔣介石和孫科都“關心”郭沫若的史學研究，問及對甲骨、金文“今後是否尚有繼續研究下去的興趣”。作為一個史學家，郭沫若隻要有充裕的時間，當然還是要研究的。但是，國難當頭，他目前所關心的是抗日救亡運動，所以他說：“古器物學的研究，在中國似乎有成為一般趣味的傾向，但我自己回到中國來僅僅兩月，對於那些研究就好像隔了兩個世紀。沉潛在那些研究裏，在我自己看來倒是一種危機。”郭沫若謝絕了蔣介石準備給他安排的職務，坦率地表示“沒有可能參加任何的機構”，“文章我一定做，但名義我不敢接受”［3］。這說明，或專心治史，或投筆請纓，郭沫若是根據客觀形勢來決定的，是以人民大眾的利益為重的。
上海淪為孤島以後，郭沫若火急地寫了一個題為《甘願做炮灰》的四幕話劇。劇中人物是一些積極從事抗日救亡工作的愛國知識分子，神聖的抗戰把不同職業的知識分子震醒了。他們個個都很興奮地投入抗戰的洪流中去，盡自己的一份責任為抗戰效勞。這是郭沫若以現實為題材寫的話劇，具有濃厚的時代氣息，表現了作者歸國後的抗戰熱情。他要用文藝直接為當前的抗日鬥爭服務的精神是可貴的，但是劇本寫得不成功。
這期間，郭沫若還把《棠棣之花》作通盤的整理，把以前割棄的兩幕恢複，加了一個行刺的第三幕，使二幕劇《聶嫈》擴大了，初步形成五幕曆史劇《棠棣之花》。
上海淪為孤島以後，《救亡日報》被迫停刊。郭沫若為該報作“滬版終刊致辭”，向讀者說明，這隻是同上海同胞暫時的告別，“決不是放棄了上海，也決不停止了戰鬥”，而是“希圖我們的戰鬥更加有效”。［4］此後，一些文化工作者有的北赴革命聖地延安，有的轉移到大後方。郭沫若也於11月27日乘法國郵船離開上海赴香港。他想去南洋，向華僑募資來辦報或開展其他文化工作；後在朋友勸說下不去南洋。改去廣州。
郭沫若在上海四個月，逐漸看清了國民黨南京政府消極抗戰的態度，“在軍事上雖然被逼得拿起了武器，在政治上卻隻時而做些姿態，絲毫也沒有改變作風的誠意”。［5］在香港逗留期間，郭沫若在六國飯店的樓上眺望九龍對岸的遠山，很有感慨地寫了兩首舊詩：
十載一來複，兩番此地遊。
興亡增感慨，有責在肩頭。
遙望宋皇台，煙雲鬱不開。
臨風思北地，何事卻南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