殺死了一位李公樸和聞一多；我們要：誕生出千萬個李公樸和聞一多，查禁了一種《周報》，我們要刊布出千萬種《周報》。
書是禁不完的，儒是坑不盡的，秦始皇是快死的。從左閭裏已經有篝火起來了。
10月4日，上海各界人士為李公樸、聞一多遇害召開追悼會。郭沫若發表講話，並奮筆寫了《祭李聞》一文：
天不能死，地不能埋，嗚呼二公，濁世何能汙哉！為呼籲和平民主而死，雖死猶生。與兩儀兮鼎立，如日月之載明。……無聲子彈，雖能毀滅二公之軀體，而千秋萬世，永不磨滅者，乃我二公為人民作前驅之精神。
……嗚呼二公，今見我二公之壯烈，足使頑廉懦立，發聵振聾。聞獅子之怒吼，拜大無畏之雄風。莽彼河山，因突兀而增色，嗟我民猷，感無上之崇隆。
郭沫若的祭文，揭露了反動派橫逆暴戾的本質，發出了“誓當毀獨裁而民主，代乖異以慈祥，化幹戈為玉帛，作和平之橋梁”的呼聲。
在“人民本位”思想指導下，解放戰爭期間，郭沫若寫實紀事，寫出了不少意蘊深厚的好詩，這些詩多收在《蜩螗集》裏。這些詩，有的婉轉陳詞，有的直抒胸臆，但都是及時反映社會現實的。它是詩人對於黑暗現實的詛咒，對於偉大的中國人民的禮讚。如詩人自己所說：“我依然要在這冰天雪地中掙紮，我要紮根，我要迸芽，我要開花結果。這兒是我的現實。……嚴寒的冬季也不會那麼太久的。有我們的新宙司大神在上，有我們的新繆司九神在旁，誰能量定我就得不到他們的加庇，使我也可以得到不斷的新的‘靈感’？”［4］
在這期間，郭沫若還寫了一些發人深思的精美的散文。針對現實政治的黑暗與虛偽，在《路邊談話》一文中，他指出“假比毒更有害，假公正比不公正更有害，假民主比不民主更有害”，因為它“把毒性掩藏著，而更裝成無毒或甚至可消毒”，人們容易對它失去警覺。在《春天的信號》一文中，郭沫若分析了人類是在不斷克服“惰性或摩擦力”而向前發展和進化的。冬天雖然沒有過去，但大自然已經傳來春天的信息，它“從殘冰剩雪中迸射出來，響應著光明的節奏，合唱著生命的凱歌”。作者熱情歌頌人類的進化，歌頌“人類的青春”。在一些寓言裏，郭沫若注重議論，在議論中表現自己強烈的愛憎和分明的是非。他說他不喜歡狗，這似乎也是“國民的情緒”。外國人於狗則異樣，視之為“忠實”，然而正以其“忠實”，我們“故不足齒數”。貓會捉老鼠，可惜身軀太小，“不然你應該能吃更偉大的老鼠”。超然的駱駝是不足取的。“昂頭天外，意則深矣遠矣而忘淺近矣。可惜不能化而為鳥，其名為鵬”。臭蟲自鳴得意高叫著：“我是信仰孔夫子的，時止則止，時行則行，泛愛眾而親仁”；“孔夫子的聲名施及蠻貊，故如今外國也有我的族類了。為什麼不能說是黃種的光榮呢？”［5］這些寓言，借飛禽走獸形象地勾勒了社會上某一種人的嘴臉，隱寓了作者對當時現實生活的針砭。
郭沫若寫於那一時期的文藝論文，主要針對國民黨蔣介石反民主、反和平的黑暗政治，強調文藝“應當歌頌和平而詛咒一切反和平的障礙”，“表揚民主而排斥一切反民主的存在”，要求文藝家大膽地揭露社會的醜惡與欺騙。“文藝的目的假使是在求真，求美，求善，文藝便不能容忍這一切混珠的魚目。真偽不兩立，美醜不兩立，善惡不兩立。人民這樣命令著我們，文藝也這樣束縛著我們”。［6］
郭沫若這時開始接觸解放區的文藝作品，對趙樹理的《小二黑結婚》、《李有才板話》等小說給予了高度的評價，稱頌這些短篇有“新的天地，新的人物，新的感情，新的作風，新的文化”。［7］他認為，解放區文藝是“五四”新文藝的重大發展，是人民文藝“在自由的環境裏得到了自由的開展”的標誌。“趙樹理，毫無疑問，已經是一棵大樹子。這樣的大樹子在自由的天地裏麵，一定會更加長大，更加添多，再隔些年辰會成為參天拔地的大樹林子的。”［8］當然，新文藝的發展，可以有多種途徑。在強調“發掘和發展流傳在民間的許多舊有的形式”時，“我們不應該排外，要繼續吸收外來的好東西，而使它民族化”。［9］
1947年5月，郭沫若譯出歌德的《浮士德》（第二部）。他在《譯後記》中寫道：
作品中所諷刺的德國當時的現實，以及雖以巨人式的努力從事反封建，而在強大的封建殘餘的重壓之下，仍不容易撥雲霧見青天的那種悲劇情緒，實實在在和我們今天中國人的情緒很相仿佛。……
我們今天的道路是很明了的，認真說，不是升天，而是入地。就是“永恒之女性”也需要先求得她的解放。在中國的浮士德，他是永遠不會再老，不會盲目，不會死的。他無疑不會滿足於填平海邊的淺灘，封建諸侯式地去施予民主，而是要全中國成為民主的海洋，真正地由人民來作主。
郭沫若先後用了整整三十年的時間譯完《浮士德》，他說他是把自己三十年來的體驗融彙了進去，表達了他徹底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精神。
1946年8、9月間，郭沫若先後出版了史學論文集《曆史人物》和短篇小說集《地下的笑聲》。郭沫若自認有點“曆史癖”，在“序”裏他說關於秦前後曆史人物的研究，“主要是憑自己的好惡，更簡單地說，主要是憑自己的好。因為出於惡，而加以研究的人物，在我的工作裏麵究竟比較少。我的好惡的標準是什麼呢？一句話歸宗：人民本位”。《曆史人物》收集了作者1942年至1947年的部分史學論文。在這些論文裏，作者熱情地介紹了一生陷於奴隸境遇的隋代大音樂家萬寶常。對於王安石，他更是懷著崇敬的心情加以稱頌，以為“在中國曆史上很難得找到可以和他比配的人。他有政見，有魄力，而最難得的是他是比較以人民為本位的人”，王安石孤立無輔，他的變法被廢止，“形成了一個屈原以來的曆史上的大悲劇”。作者對李岩懷有無限的同情，李岩以舉人公子身份而終於投歸李自成，雖說是出於貪官汙吏的壓迫，但在他的思想上一定是有相當的準備的。因此我們“不要看他隻是一位公子哥兒的讀書人，而是應該把他看成為人民思想的體驗者、實踐者”。“人民本位”思想，不僅指導著郭沫若這一時期的文藝批評與創作，在他的史學研究中也有明顯的反映。他以“人民本位”作為評價秦前後曆史人物的準繩；他更以此來分析、比較近代文化思想界的一些人物。郭沫若在《魯迅與王國維》一文中把魯迅與王國維作比較，發現他們二人的生活經曆、文化教養、思想性格、興趣愛好、治學態度與方法等有許多相似之處；同時又指出，於“大節所在之處”，又有不能混淆的斷然不同，“那便是魯迅隨著時代的進展而進展，並且領導了時代的前進；而王國維卻中止在了一個階段上，竟成為了時代的犧牲”。郭沫若認為，這主要不在於王國維長魯迅五歲，而是王國維後來被“一層層封建的網”束縛而不能自拔，最後以自殺來解脫自己的苦悶。魯迅則不同。經曆了辛亥革命之後，魯迅從此駸駸日進。“他從舊寫實主義突進到新現實王義的階段，解脫了一切舊時代的桎梏，而認定了為人民大眾服務的神聖任務”。郭沫若的結論是：“對於王國維的死，我們至今感覺著惋惜，而對於魯迅的死我們卻始終感覺著莊嚴。王國維好像還是一個偉大的未成品，而魯迅是一個偉大的完成。”
1947年11月中旬，郭沫若離滬去香港，住在九龍公寓。在香港期間，郭沫若呼籲中國人民起來同國民黨統治者作鬥爭，“加速使這個空前絕後的壞政府垮台”，已經成為“最迫切的任務”。郭沫若熱烈響應中共中央於1948年5月1日提出的關於召開新政協、成立民主聯合政府的號召，希望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以主人翁精神，為會議的召開努力多做些物質上和精神上的準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