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八千裏路赴雲旗”
1945年8月15日，從廣播裏傳來了日本無條件投降的消息，安娜激動不已——正義戰勝了邪惡，光明征服了黑暗。當時日本一些國民（作為戰敗國的國民）垂頭喪氣，但對安娜來說，八年的苦熬總算是到了頭了，作為一個中國詩人的妻子，從今大概可以挺起胸膛了。
安娜連忙去理發店，興衝衝地說：“老板，我還不太老吧？請好好給我梳理一下。”
從理發店回家，安娜翻箱倒櫃，找出了一件二十多歲同郭沫若度過青春年華時的和服，特意穿上，同五個孩子一起上照相館照了一張合影。淑瑀誇讚著說：“媽媽穿和服真好看。”安娜笑了：“日本人嘛！”淑瑀又說：“媽媽穿上和服，就更像聖母瑪利亞了！”安娜一時發愣：“是嗎？你爹爹過去也是這樣說的。”臉上露出多年不見的笑容。……
郭沫若於1945年8月16日離開莫斯科回國，20日飛抵重慶。這時，日本帝國主義已經宣告無條件投降。本月28日，郭沫若前往機場歡迎從延安來的毛澤東、周恩來、王若飛等人。毛澤東親自參加這次國共兩黨和平談判，意義重大。中共中央要求國民黨政府立即實行民主措施，鞏固國內團結，保證國內和平。9月3日，毛澤東與郭沫若、翦伯讚、鄧初民、馮乃超、周穀城等人聚會，分析了抗戰勝利後的時局。10月10日，國共代表簽訂“會談紀要”，即《雙十協定》。毛澤東等人於次日返回延安。但是，蔣介石很快就撕毀協定，屢次命令國民黨軍隊向解放區發起進攻。
郭沫若對國民黨當局並不抱有幻想。抗戰雖然勝利了，但他意識到“天地的病情還沒有徹底澄清”，“這勝利好像是瘧疾初愈，還沒有斷根，有點保不定什麼時候要再發寒戰”，所以他感覺著“天地玄黃”。不過他並不悲觀，他認為“療治時代瘧疾的奎寧或阿特布林，便是民主團結與和平建設，要用這藥劑來徹底消除法西斯細菌，天地也才有澄清的希望”。他相信天地有澄清的一天，到那時“大家開心見腸地來慶祝國慶”。［1］
這年12月1日，國民黨法西斯暴徒血腥鎮壓西南聯大、雲南大學等校進行罷課鬥爭的學生，釀成“一二·一”慘案。郭沫若除與茅盾、巴金等十八人聯名致電慰問，勉勵師生們“繼續努力”外，還撰寫了若幹篇詩文，抨擊那些阻撓實現曆史轉變的“民族的死敵”。
當時，國統區許多人歡呼著抗戰的勝利，對國民黨蔣介石的反動陰謀缺乏認識，“一二·一”慘案使人們驚醒了。郭沫若指出，這一慘案換來的代價，是告示人們“民族臨到了歧路，要走向破滅的危險的時候”。他強烈反對國民黨的“一黨專政”，認為“中國是中國人的中國，不應該是某一黨的中國”。他揭露國民黨當局“兢兢於既成的法統之爭”，妄圖發動大規模的內戰，使中國永遠擺脫不掉貧困、民族解除不了厄運。郭沫若敏銳地意識到“原子能的時代已經到來”，再有幾年，原子能就會被利用於生產；曆史昭示著我們，要“迎頭趕上”。郭沫若因之呼籲：“別的國家已經進入了原子能生產時代，內戰無論如何是不能再打了。［2］
1946年1月10日，郭沫若出席了在重慶召開的政治協商會議。同日，國共會談達成協議，雙方停止內戰。31日，政協會議閉幕，通過了《和平建國綱領》和改組國民黨政府的五項原則。2月10日，重慶各界慶祝政治協商會議成功的大會在較場口舉行，郭沫若被選為主席團成員。大會進行期間，國民黨特務劉野樵等人進行搗亂破壞，大會總指揮李公樸上前交涉，慘遭毒打，郭沫若也因出來勸阻被毆受傷。當天被打傷的有六十多人。郭沫若後來撰文揭露了國民黨當局製造“較場口事件”的陰謀。
這年3月，國民黨召開六屆二中全會，撕毀政協關於憲法原則和成立臨時聯合政府的決議。正如郭沫若所說，政協會議通過的五項原則，不到三個月就成為一紙空文。“人民在苦難中伸長頸子望了兩三個月，所望到的是什麼呢？頑固法西斯分子的愈演愈醜的鬧劇，漫天的扯誑，遍地的災荒”。他要求各民主黨派團結協作，“切實負責實現自己的代表所參預了的一切協議”，“協議既經公布於世，不能出爾反爾，喊價還價，再來加以汙毀或竄改”。較場口事件使郭沫若更加認清了國民黨當局反人民、反民主的真麵目，更加堅定了他同反動勢力鬥爭到底的決心。
這年5月8日，郭沫若舉家乘飛機赴上海，結束了在重慶六年半的戰鬥生活。郭沫若說，“在重慶足足呆了六年半，差不多天天都在詛咒重慶”，他詛咒重慶的霧，憎恨國民黨當局所製造的“精神上的霧”。這種禁錮人們精神的霧把大自然形成的霧重慶的美妙全然破壞了。他還詛咒重慶的令人討厭的“特種老鼠”，“那些家夥在今後一段相當時期內，恐怕還要更加跳梁吧”。［3］
郭沫若到上海後，住在狄思威路（現溧陽路）七一九號。文化界友人把這裏看作是重慶的天官府四號，裙屐風流，座上客滿，盛況不減於當年的霧都。這年6月19日，郭沫若作為第三方麵的代表之一，赴南京參加促進國共和談的工作。從會談中，郭沫若感覺到了國民黨政府堅持“整軍方案”，無意重開政治協商會議，沒有和談的誠意。在此期間，來南京請願的上海人民代表馬敘倫、雷潔瓊、浦熙修等人，在下關車站遭到國民黨特務的毆打。郭沫若與周恩來等人連夜趕到醫院慰問受傷代表，認為這“又是一場較場口事件”。
在南京期間，郭沫若多次來到梅園新村三十號的周公館來看望周恩來。他發現周恩來比在重慶時要瘦多了，臉色也顯得蒼白，“食少事繁”，忙得連理發的閑暇也沒有。周恩來常常徹夜工作，隻有清早一段時間供他睡眠，也有竟至終日不睡的時候。從他認識周恩來以來，他敬佩周恩來對工作一絲不苟的認真負責精神，在環境拂逆的情況下，“許多事情明明是知其不可為而為，但卻絲毫也不敢放鬆，不能放鬆，不肯放鬆”。周恩來曾對郭沫若歎息過，他的生命有三分之一是在“無益的談判”裏消耗了。郭沫若認為，談判也不一定真是“無益”。周恩來所參預的談判“每每是關係著民族的生死存亡”，隻是和他所花費的精力比較起來，成就究竟顯得那麼微末。
郭沫若來到上海以後，看到上海已經成為“美國人的世界”。黃浦江口布滿了美國軍艦，他甚至覺得連江裏的魚也都被擠上岸來了。在《斷想四章》一詩中，他發出了這般強烈的詛咒：
我詛咒我自己，
因為我是一個聾子，
是我把有聲的中國
化成了無聲的墓地。
誰說遍地都是哭聲？
誰說遍地都是怒吼？
但，在我是天下太平，
什麼聲音也沒有。
這時，國民黨已經發動全麵內戰，上海成了所謂“金條世界”、“美鈔世界”。國民黨實行法西斯獨裁政策，到處捕人殺人，白色恐怖籠罩著上海。郭沫若對此作了辛辣的諷刺和悲憤的控訴。
7月11日和18日，李公樸、聞一多這些民主戰士、“有良心的學者”，相繼在昆明慘遭國民黨特務的殺害。郭沫若於上海撰文憤怒抨擊了國民黨反動派摧殘文化、扼殺真理的暴虐行徑，譴責國民黨當局“不惜采用最卑劣無恥的手段來誅鋤異己”。李公樸是一個性格直爽、很有才幹和充滿民主精神的文化人；聞一多是一個著名的詩人、學者、教授，他在新詩創作和學術研究上都取得了卓著的成就。他們不忍坐視國家的淪亡，更認識到困難症結之所在，故爾參加了民主運動。郭沫若對施行恐怖政策者發出了強烈的警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