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在不斷調整的時空中生存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宣告成立，郭沫若同全國人民一道歡慶這個偉大的節日。在開國大典前夕，他寫下了熱情洋溢的詩篇：
人民中國，屹立亞東。
光芒萬道，輻射寰空。
艱難締造慶成功，
五星紅旗遍地紅。
生者眾，物產豐。
工農長作主人翁。
使我光榮祖國，
穩步走向大同。［1］
新的光明的生活開始了，社會主義的壯麗事業開始了。從大革命時期就跟隨著共產黨浴血奮戰過來的郭沫若，此時仿佛感覺到了一個光芒輻射寰空的嶄新世界的到來。作為文學家、學者，郭沫若期望在中國能夠出現一個百花滿地開放、百鳥彌天翱翔的新天地，期望社會主義文化科學園地能夠出現一個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爭妍鬥麗的新景象。
郭沫若從二十年代接受馬克思主義的影響，開始萌生了對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理想的憧憬與追求，如今這個人民共和國經中國共產黨人幾十年的艱苦奮鬥終於創立了，作為政治家和社會活動家，他懷著赤誠的甚至於是崇拜的心，去讚美他心目中所尊敬的政黨和所崇拜的領袖：
中國共產黨，你頂天立地的偉大的巨人，
三十年如一日地為民族解放而艱苦鬥爭，
你衝破了、掃蕩了千層萬層的無邊黑暗，
你吐放出如日東升的普照大地的光明。
普天四海，從五萬萬人民的口中發出呼聲：
愛戴我們的領導黨，我們的領袖，正確英明，
新中國萬歲！中國共產黨萬歲！毛主席萬歲！
這三呼萬歲的歡聲，年年歲歲地高唱入雲！［2］
1949年，安娜離開台灣到大連定居，和夫跟隨母親也來到大連在化學物理研究所工作。同年，她以“郭安娜”的名字加入中國籍。後來其他子女也陸續回到中國。安娜說：“中國的建設需要人，我叫他們回來，都回來了。”
新中國成立後，郭沫若擔負著繁重的國家事務、科學文化教育和國際交往等方麵的領導工作。建國以來，他擔任過政務院副總理兼文化教育委員會主任，中國科學院院長，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主任、曆史研究所第一所所長，中國科學技術大學校長，全國文聯第二、三屆主席，中國人民保衛世界和平委員會主席，中日友好協會名譽會長等職。在中國共產黨第九、十、十一屆代表大會上當選為中央委員。在第一至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均被選為常務委員會副委員長。曆任政協第一屆全國委員會委員，第四屆常務委員。第二、三、五屆副主席。
郭沫若在國際事務中不辭勞苦，跋涉亞非歐美，進行人民外交。他多次率領代表團出國訪問，先後到過朝鮮、波蘭、奧地利、德意誌民主共和國、挪威、蘇聯、日本、尼泊爾、埃及、古巴、越南等國。在國際反帝反霸鬥爭中，他堅決執行中共中央製訂的外交路線和政策，支持各國人民爭取國家解放與民族獨立的鬥爭，為發展我國和各國人民的文化交流、友好往來做出了貢獻，對中日友好工作尤多建樹。自1949年春以來，他多次率代表團去蘇聯、歐洲出席世界和平運動的重要會議，闡述我國對保衛世界和平運動的主張。1951年12月，他榮獲“加強國際和平”斯大林國際獎金。次年4月9日，他在莫斯科克裏姆林宮斯維爾德洛夫廳接受嘉獎。
郭沫若將獲得的10萬盧布獎金，全部捐獻給中國人民保衛世界和平反對美國侵略委員會，作為抗美援朝的經費。
1955年12月，應日本學術會議之邀請，郭沫若率中國科學代表團訪問日本，受到日本學術界、文化界和各社會團體代表的熱烈歡迎。“晨輝一片殷勤意，泯卻無邊恩與仇”。郭沫若衷心祝願中日兩國人民世代友好。“此來收獲將何有？永不願操同室戈。”郭沫若一行滿載中日人民友誼之情意，於12月25日歸國。
訪問期間，在內山完造先生陪同下，郭沫若還特意由箱根前往鐮倉，為已故的岩波茂雄掃墓。他對岩波茂雄的兒子——岩波雄二郎及其女婿小林勇等親屬深情地說：
“岩波茂雄先生生前我沒有見過。但是，承蒙他給我很多關照，我是很感激他的。十八年前，我把家屬留在日本，隻身回國以後，岩波茂雄先生供我的孩子們上了學，給了很多幫助。現在，兩個孩子都從大學畢了業。大兒子和夫在大連化學物理研究所做研究員，二兒子博孫在上海工作。我應當向岩波茂雄先生致謝。”這說明，對安娜與孩子們，郭沫若仍然在承擔著做丈夫和做父親的責任。
作為中國科學院院長，郭沫若為新中國科學文化事業嘔心瀝血，知人善用。1950年5月，他代表政府與中國科學院，熱情歡迎著名地質學家李四光歸國參加中國的科學文化建設。9月間，他得知美國政府無理阻撓申請歸國的錢學森博士和趙忠堯教授時，立即致電約裏奧·居裏，籲請他號召全世界的科學家共同譴責美國當局的無理行徑。他克服種種困難，注意團結科學家，調整科研機構，充分調動科研人員的積極性與創造性。1958年，郭沫若倡議創辦了中國科學技術大學，並兼任校長。他勉勵全校師生攻克尖端科學技術，“共同踏破科學的高峰並創造科學的更高峰”。在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會第三次會議上，他號召我國科學工作者，“立大誌，起宏圖，大力發展尖端科學技術的研究，盡快掌握世界上已有的先進成就，並發展新的創造，爭取在最短時間內踏上世界最先進的行列”。
新中國成立以來，郭沫若在對待共產黨、無產階級革命事業，以及對待領袖人物的關係與態度上，總是不斷地調整自己的適應度，在巧妙的調整中贏得自己生存的空間。如1950年8月，他為《武訓畫傳》題詞，稱武訓的出現是“一個奇跡”，應該“珍視”。但1951年5月20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應當重視電影〈武訓傳〉的討論》，郭沫若意識到了風向不對，立即於6月7日發表《聯係著武訓批判的自我檢討》，檢討了自己稱頌武訓的“錯誤”。
1956年中共中央提出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這一繁榮學術與文藝的方針，受到文化界、學術界的熱烈歡迎，並開展了廣泛的討論。郭沫若積極參加了這次討論，撰寫了《關於發展學術與文藝的問題》、《“百家爭鳴”萬歲！》、《“百家爭鳴”可以推廣》等文，它具有郭沫若天真、熱情的書生氣的特點。
中外曆史上出現的“百家爭鳴”，都具有時代的和階級的局限，隻能保持一個時期而無法長久維持下去。郭沫若認為其原因“是因為在階級統治的時代裏，在階級統治的新關係一經固定之後，在學術思想上的反映就不免要定於一尊，甚至出現了僵化的傾向”。這種局限性是曆史的必然。郭沫若不相信社會主義中國會循著過去的老路，因為“我們要為人民服務，並不是要為某一統治階級的狹隘利益服務。因而我們對於學術發展的要求是要不斷提高的，我們今天和今後的‘百家爭鳴’便不會有定於一尊或僵化的危險。隻要我們不斷努力，我們的‘百家爭鳴’將永遠繼續下去”。郭沫若因此說他要“平心靜氣地”、“不誇張地”喊出一聲：“‘百家爭鳴’萬歲！”
但是，這不等於說在社會主義國家裏就不存在妨礙學術與文藝健康發展的不良傾向，例如主觀主義、教條主義、命令主義和簡單粗暴的行政幹預等等，便是妨害科學家、藝術家的“獨立思考和創造性，其結果會使精神生產的活動遭受損害，有時更生出反作用和逆效果”。郭沫若指出：“幹涉限製多，臨時任務多，不從事啟發自覺自願，不重視獨立思考，這就是命令主義代替了正確的領導”。他甚至敢於指出，“由於政策執行上有了偏差，發生了教條主義和公式主義的傾向，影響了科學和文藝的發展。因此，我認為有必要由黨來闡明正確的方針政策，一以克服偏差，二以解除顧慮，這樣來促進科學和文藝的發展”。［3］
1956年提出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貫徹執行不到一年，便轉入“反右派”運動，以帶有濃厚火藥味的階級鬥爭代替了一度出現的寬鬆的自由討論的現象。郭沫若所不願意看到的“隻能保持一個時期而無法長久維持下去”的中外曆史現象，同樣在新中國成立後重複著出現。此後，郭沫若對於此方針的闡釋，不再過多地考慮如何為貫徹這一方針創造良好的文化環境，如何規定有助於促進學術與文藝繁榮發展、有助於調動知識分子的積極性和創造性的政策，也不著眼於如何消除文化界、學術界的各種思想顧慮，以保證這一方針得到全麵的貫徹執行，而是根據反右派鬥爭的精神，批評文藝界知識分子極端民主化、自由化的傾向。郭沫若說，“據我的看法，文藝界的情況，實在不是民主不夠而是集中不夠，不是自由太少而是紀律太少，不是個性不能發展而是在社會主義文化建設中發展個性的統一意誌沒有很好地建立起來”。1959年郭沫若在《進一步展開“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一文中，在解釋這一方針時，仍然延續著反右派鬥爭時期的思路，強調知識分子在執行這一方針時要有“實事求是”的態度。郭沫若說，“‘百家爭鳴’是在社會主義製度下的‘百家爭鳴’，應該從實事求是的精神出發，經過爭鳴，而求得進一步的實事求是。……要有調查研究，才有發言權。所以在爭鳴之前，總要有實事求是的研究。”為什麼要把“實事求是”作為貫徹這一方針的前提呢？這原因便是有些知識分子曾借“爭鳴”的機會，“誣蔑”共產黨和社會主義，缺乏實事求是的精神。所以郭沫若說實事求是既是開展“百家爭鳴”的“前提”，也是檢驗爭鳴效果的“後果”。
建國後不久，郭沫若定居於北京西四大院胡同5號，1963年11月遷居前海西街18號。在抗日戰爭與解放戰爭直至新中國成立後，於立群一直跟隨郭沫若，除積極協助郭沫若從事文化宣傳、和平民主運動和加強國際友好往來等工作外，她自己精研書法，是我國當代著名女書法家之一。郭沫若和於立群有六個子女：郭漢英（1939年生）、郭庶英（女，1940年生）、郭世英（1941年生）、郭民英（1943年生）、郭乎英（女，1946年生），郭建英（1953年生）。其中郭民英與郭世英相繼於1967年、1968年去世，於立群也於1979年2月25日逝世。
“文化大革命”給郭沫若及其家庭同樣帶來了痛苦與災難。雖然比之常人，他的命運也許要好些——他受到了毛澤東、周恩來的政治保護，但是他也並未能躲過那場殃及全國的大風暴的襲擊。十年文化浩劫，對於這位身居高位的著名詩人、學者，在榮辱生死等問題上，可以說是一次特殊而嚴峻的考驗；人格、靈魂的考驗；意誌、品質的考驗。我們從郭沫若及其家庭那時的生活遭際，可以窺見這位詩人、學者在困惑中生存、追求的複雜的心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