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曉攀 相聲專業科班出身，80後相聲團——嘻哈包袱鋪創始人之一，曾被評為“十大80後影響人物”。秉著“為了讓你笑，我們可以粉身碎骨”的理念經營嘻哈包袱鋪，因相聲包袱新穎，時代氣息濃厚，高曉攀享有“相聲界帥哥”之稱。
思想家的頭腦，文學家的修養，“雜學家”的常識，藝術家的素質，這是衡量一個相聲表演者的標準，同時也是作為相聲演員的基本素質。
心很重要，當我們出發了很久的時候，不要忘記出發的目的。太多人因為忘了出發的目的，就讓人們失望了。
我可能沒有郭德綱、周立波火，但是嘻哈包袱鋪每一位演員都會真誠地說好每段相聲。我們會用自己最大的努力，把現場調到最好的氣氛。嘻哈包袱鋪最重要的就是每一個演員都很真誠。
相聲不是一個名利的行業，而是一個要耐得住寂寞的行業，是一個苦行僧的行業。如果你還沒幹這行，我會告訴你不要幹這個行業，因為無論發生什麼事，在台上你都要讓大家樂，這是你的職業。
低頭，等於放棄
如果說當今相聲分為幾派的話，高曉攀和他的嘻哈包袱鋪肯定算是代表80後的年輕、時尚派。就像所有的非主流相聲演員一樣，高曉攀的經曆中自然少不了被傳統相聲界的打壓和排擠。
我大學剛畢業時組了一個相聲青年團，當時我就想，我們沒有條件去說相聲，不如自己去創造條件說相聲。當時年輕，不像現在顧慮那麼多，比較衝動。不過後來團裏出現一些分歧，有人說我有問題，就和尤憲超說，不如甩了高曉攀單幹。
當時尤憲超給我打電話——那會兒我還住地下室，我們通了一個半小時電話，他說：“哥，你道個歉，這事不就完了？”我則認為這不是道歉的事，也不是誰做錯的事，其實就是一個立場問題。有的人站錯了隊毀了自己一輩子，有的人站對了隊就成就了一番事業。尤憲超最後還是選擇了我。
當時我一個人去後海的廣茗閣，那幫人在樓上跟我談話，都說我做錯了，跟審訊一樣。那時的我才19歲，那幫70多歲的人沒給我解釋的機會——我不承認也得承認自己做錯了。我說謝謝你們，然後就下樓了。
後來，這些人把謊言說成真事，四處散播我的謠言，老先生放出來的話是，高曉攀必須離開相聲圈曲藝界。我回了趟保定老家然後又回來了，我告訴自己不能認慫，因為我低頭了，那些謊言就會變為真理，我不能給他們這個機會。若幹年以後，那些人看到我，要麼躲著，要麼就和我說，高曉攀真的和以前有了很大變化。其實，我以前什麼樣，現在依舊什麼樣。
那時，我明白了一個很簡單的道理，想要當爺爺得從孫子當起，要做好孫子分內的事，把爺爺哄美了，爺爺才給你錢買糖吃。話糙理不糙，那個時候我知道了什麼是人情冷暖、世態炎涼。到今天為止，我認為人要有四識：知識、常識、見識、膽識，缺一不可。
當時離開廣茗閣，房東就把我趕走了，因為我欠了他600元錢的房租。
時隔一年多之後，我再次來廣茗閣演出，一位觀眾總給我送花籃，他很欣賞我的相聲風格，後來才知道他叫孟然。第一次見這個人，我覺得他很厲害，因為他拿一個筆記本電腦，現場上網傳東西。他跟我說的第一句話就是：“曉攀，我請你去唱歌。”我說自己很少出去玩，以後再說吧。後來慢慢地我們熟絡起來，覺得我們比較投緣。我這人是獅子座，對方必須得先支持我，之後我才會聽從對方的建議，如果對方上來先給我建議，那就別扯了。他就是一個把我的脾氣摸得很透的人，所以我們做成了很多事。
那會兒他在學院路開了家水吧，叫綠衣人。後來我們在那裏搞了一次演出，演出結束第二個星期他就告訴我，水吧倒閉了。
水吧倒閉之後，他也沒事幹，我也沒事幹，我們就商量組織演出。後來我們租了個小院，成天假模假式地上班，其實上班就是我們倆人玩兒，一玩兒就是一個月。當時想得太簡單了，就像杜月笙說的那樣，人有情麵、場麵，那時候我們小，哪懂這個。
2008年5月份，劇場的老板康為東找我，說他那裏星期五閑著，就讓我過去。我身邊有一幫朋友，又有一些自己的想法，我就覺得實現抱負的時候到了。我聯係了小超（尤憲超），還有王惟、連旭，告訴他們有一場演出，半個月後，孟然也過去幫我們拍照片。
後來，劇場換了新老板，他是個純商人，隻在乎自己的利潤，也不愛藝術、不理解藝術，所以他覺得能掙錢就行。新老板把樓上改裝成情侶座，樓下也分為前席、中席、後席、嘉賓座，而且都賣得很貴。他還逼著我們提票價，如果我們不提票價的話他就不讓我們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