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楠，中國電影預告片製作第一人。2010年成立中國首家專業電影預告片製作公司——北京簡單點文化傳媒有限公司。將電影和廣告融為一體，成功製作《三槍拍案驚奇》《金陵十三釵》《畫皮II》《敢死隊2》《饑餓遊戲》等多部商業電影的預告片。
保密是做電影宣傳的職業道德，哪怕片方不提、不簽任何協議，我們也必須保密。即使作為一個普通的製作人員，也必須要有這樣的職業道德。
我覺得剪接的理念就是，隻要觀眾不覺得煩、不覺得很難看，用任何違規的方法都是對的。當然也要配好的音樂、好的特效字幕。這就是電影預告片的剪法，當然這些東西光說也沒有用，必須得去實踐。
做預告片最重要的是個人素質和社會閱曆。你必須要了解觀眾喜歡什麼，而不是了解導演喜歡什麼，因為電影正片要在電影院傳達給觀眾，這是導演的任務，電影預告片是電影的廣告，這不是導演的任務，是我們廣告人的任務。
命運總是青睞有準備的人
以前，電影預告片是很容易被觀眾忽略的。因為它是電影背後的部分，而這個部分其實很有學問。魏楠就是一個電影預告片製作人，而他最早的時候卻是一個麵對鏡頭的演員。
我從小就做演員，6歲開始就在電影圈子裏麵摸爬滾打。16歲的時候，我發現兩個問題：一個是我沒文化，未來走進社會，肯定不能立足；第二個是沒有自由的生活，永遠都是被劇組牽著鼻子走。我覺得特別沒有意思，不想再做這個行業了。
上大學的時候，我發現自己還得做這個，因為我沒有別的經驗。但是我沒再選擇演員這個職業，而是選擇了幕後工作，感覺幕後有意思，而且很自由。就這樣，在2000年時，我選擇了剪輯師這個職業——因為我會音樂，我有拍前期的經驗。從此，我轉行了。
製作公司的經營模式跟木匠和裁縫是一個道理，都是從學徒開始，學徒的任務就是伺候師傅、伺候客戶。我剛開始在那個公司，每個月掙800元錢。大概做了兩年的時間，老板對我要求很嚴格，在那裏我也練就了很多技能。
剛到公司的時候都是年輕人，大家就像朋友一樣。但公司要求很嚴格，我在機房工作的時候，每天第一項工作就是把機房擦得很幹淨，設備上不能有任何塵土。有一次，老板在機房發現了頭發，直接扣我500元錢。從此以後，我再也不敢懈怠了，所以很多事必須要嚴格要求才能完成。後來我去另外一家公司，那家公司的老板稱我為模範。
有一次，剪輯師好像是生病了，恰好來了客戶。我對老板說：“讓我來試試，我不會得罪客戶的，您放心。”其實當時我也是胡亂剪，但是剪完之後，客戶覺得很滿意，說：“這個小夥子節奏感真強。”老板一看，說：“魏楠，你明天不要打雜工了，你升剪輯師了。”做剪輯師後，我一個月掙2000元錢。
當夢想照進現實
魏楠並沒有創業的野心，可他又不滿足自己低水平的狀況。所以，當他闖蕩完香港之後確立了自己的創業願望。也正是因為創業，他有點稀裏糊塗地從廣告行業轉到自己的老本行——電影，雖然從事的已經是幕後工作。
我在香港一個非常頂級的廣告後期製作公司學到了一些很新的剪輯理念。香港的市場分工很明確，剪輯就是剪輯、特效就是特效、音樂就是音樂、導演就是導演、攝影就是攝影，不是一個人全幹。所以，我回到北京以後，也把剪輯部分的工作分得很細。
在香港學習一段時間後，我在2006年回到北京開了自己的小工作室。回來以後，我覺得不能打工了，應該自己創業。當時借了27萬元，再加上自己的積蓄，一共用30多萬元買了一台小設備，開了一個大概六七十平方米的工作室。
我剛成立公司時，主要的業務都來自以前的客戶。因為經濟危機，生意越做越差，每個片子的費用都在降低。以前做30秒是8000元，後來因為市場不好，降到6000元，最後變成5000元。而且，我越剪越覺得沒意思，永遠都是大同小異的東西，沒有太大的成就感。但是我必須要生活，我得掙錢，所以還是必須麵對現實。
到2008年的時候，我覺得做廣告剪輯師是沒有前途的，我要轉做電影。但是，我在電影圈沒有資源、沒有朋友，如果做電影不成功，我就得離開這個行業。那個時候我正好認識一個廣告導演，他要拍一部叫《倔強的蘿卜》的電影，然後，我開始剪輯《倔強的蘿卜》。
春節過完，我每天工作18個小時，隻有6個小時的睡眠時間，再刨去刷牙、洗臉、洗澡等，隻有5個小時的睡眠，這樣的工作一直持續到8月份。在這半年的時間裏，我每天一個人這麼生活，老婆直接把吃的送到公司。有兩次早上4點多我開著車在北太平莊路段等紅綠燈時，就停在那裏睡著了，一睜眼已經5點多了。第一次後麵沒車，因為別人一看，停在這可能有什麼事，就繞過去了。第二次是後麵的車喇叭把我吵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