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那段時間，很多人都在找我拍戲、主持，但是那個時候我覺得很多東西都需要嚐試，於是我要去做，做完了以後再帶領大家去做。後來，我發現這不是我的人生軌跡，我還是應該說好相聲。在2010年，我基本上每天都在劇場裏演出，跟大家一起承擔，直到現在也是如此。
嘻哈包袱鋪到了上海以後，在開發布會時，很多記者問了我一個問題：“什麼是相聲？你們做相聲為了什麼？就算你火了也比不過郭德綱、周立波，錢掙得也沒有別人多，你們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後來，我在嘻哈包袱鋪專場那天說了一句話：“我可能沒有郭德綱、周立波火，但是嘻哈包袱鋪每一位演員會很真誠地說好每段相聲，我們會用自己最大的努力，把現場調動到最好的氣氛。嘻哈包袱鋪最重要的就是每一個演員都很真誠。”
前些日子，很多觀眾問我怎麼老不在劇場，我說沒辦法，因為我天天在公司辦公，很多事要去處理。畢竟我有兩個身份，一個是演員，還有一個是商人。作為演員，我一定會比任何人都投入；作為老板，我需要有原則、有態度，要去得罪很多的人。這是最痛苦的，但是你選擇在聚光燈下的時候，就要選擇承受那種陰影。
我不愛應酬，不愛玩，生活閑下來就愛買書，看書。我有自己的想法和觀點，所以說嘻哈包袱鋪跟別的相聲團體不一樣，也沒有可比性，我也不願意去比。我們劇場上座率每天都達到80%，周五、周六、周日買不到票，做專場時也買不到票，我們的觀眾很多。做生意不能自欺欺人，自欺欺人被人欺。有的人適合當主持人，有的人適合去拍戲，而曉攀傳媒更像一個經紀公司，要帶領大家共同進步。
既不向左，也不向右
相聲從“出生”的那天起，就是民間藝術，就一直靠接地氣活著。一直以來，相聲似乎難登大雅之堂，也因此難免落入俗與雅的紛爭。相聲，是趨向陽春白雪，還是繼續貼近百姓，高曉攀有著他自己的理解。
我曾經給薑昆老師寫過14頁的長信，在信裏說了相聲界的現狀及問題。我覺得小劇場的生存、發展是一件刻不容緩的事，小劇場裏的演員現在已經變成主流了，你去天津就能發現，聽我們的人遠遠比聽那些主流演員的人多。
如果說以商業價值來衡量的話，我們這些演員可能比那些明星大腕兒更具有票房號召力。他們一聽到高曉攀就願意去花錢買票，可一聽哪個大腕，可能未必願意去花錢買票。
我曾經參加過一檔讓大家看到什麼是專業的節目。首先，專業團體的演員未必有業餘團體的演員火；其次，以藝術來衡量的話，在小劇場的演員，每天要演出，每天要生存，如果包袱抖不響，觀眾不愛看就沒辦法在這個團體混，他的業務應該比那些專業團體的人更加精湛，更具市場號召力。
所以，我覺得以職業與非職業區分是最準確的。說相聲第一件事是解放思想，有的相聲演員認為自己比別人低一等，這是因為他相信自己的平台本來就不好，所以相聲需要大改革。雖然我高曉攀沒這個能力，但我會一直努力下去。
我覺得曲協應該每年搞一個小劇場相聲節，甭管他們說得好與壞，應該把這些人聚在一塊兒，搞一個這樣的演出。讓這些人能夠在電視上露臉，能夠在電台錄音，然後能有媒體大量報道的機會。
很多人不理解我為什麼要發展相聲微博，我認為，唱歌、電影、話劇都有自己的微博營銷策略，而相聲就沒有，相聲行業這樣能不死嗎？所以我想盡一切辦法去適應時代的發展。如果相聲還是這種保守的思想一定會死。有一個觀眾跟我說，相聲是小眾藝術。我不認同這一觀點，相聲應該是大眾藝術，因為大家都說普通話，都說這些語言，相聲怎麼就成了小眾藝術？大概是我們這些從業者有問題吧。
讓藝術的生命力像河流一樣
高曉攀並不想拒絕資本，可他很明白，和資本相比，更重要的還是要把相聲作為自己的生存能力。
起初有人給我投資，希望一起做嘻哈包袱鋪，可我拒絕了，因為道不同不相為謀。大家都在問：高曉攀的終極目標是什麼？我說就是說好相聲。如果這個時代不給我機會讓我去說好相聲，我就自己創造機會。
雖然我與趙本山老師、郭德綱老師的藝術功底還有些差距，但我與他們都有一個共性，那就是我們都很愛這個行業，對這個行業有自己的認識、自己的理解。我覺得嘻哈包袱鋪還沒到拿投資的時候。我還沒想好拿了投資以後怎麼去花，如果沒有做到就屬於騙錢了，這個錢應該花在刀刃上。當然了，如果文藝創意基金願意扶持的話，我們也願意接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