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芥指如土如草的賤物，上司根本看不起部屬，常常手裏拿著一大疊履曆表，口裏說些“要做就好好做，不做的話，有的是人想著要做”這一類趾高氣揚的話，部屬受盡侮辱，難免視上司如仇人，有的甚至實施暴力、逞凶狠，便是因此而起。中國人的報複心理相當強烈，所謂“君子報仇，十年未晚”。大多認為有恩報恩、有怨報怨，乃是人之常情。不過，我們非常不讚成戰國時代魏國範雎那種“睚眥必報”的態度，凡是曾經對他張目忤視一下的人，都不肯放過，都要報複。我們十分重視孟子所說“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兄”的道理，甲殺了乙的父親，乙也必定想盡辦法，要殺甲的父親，不殺甲親愛較次於父的他人。這種“報複的分量”等於“遭受的分量”，即“施報對等”的“等量定律”。3.居上先施律。孟子把部屬的人格分成四級，他說：“有一種侍奉國君(上司)的人，用逢迎諂媚的方法，極力爭取國君(上司)的寵悅。有一種社稷的臣子(部屬)，是以安定國家為快樂的。有一種求盡天理的人，隻要知道自己的理想能夠施行，便出來侍奉國君(上司)實行他的道。還有一種人格高上的大人，先端正一己的身心，來化成萬事萬物。”專門巴結上司的“容悅部屬”是最低級的。不製造問題、亂出主意的“安定部屬”，為第三級。能夠實行理想的“輔佐部屬”，已經相當了不起，卻還趕不上第一級——不為利害所動而又盛德足以化成萬事萬物的“資政部屬”。他不但看不起主動討好上司的容悅行為，指出“國君(上司)心不向著道義，誌不在施行仁政，做臣子(部屬)的，如果為他設法求富足，就等於幫夏桀求富足，非但不是良臣，而是民賊了”。他又進一步說明進退的道理：“上司接待部屬，非常恭敬而有禮，並且要照他所說的話去做，即可就職；禮節招待沒有改變，卻不能照著他的話去做，便可以去職。
次一等的，上司雖然沒有照著他的話去做，但是接待得非常恭敬而有禮，即可就職；禮節減退，就可以去職。再下一等的，早上沒得吃，晚上沒得吃，饑餓得連門戶都走不出去，上司知道了說：‘我在大處不能實行他的理想，其次不能聽他的話，讓他挨餓，實在是我的恥辱。’於是周濟他，這樣也可以接受，隻求免於一死罷了。”陳大齊先生認為孟子的這些主張，都是對上司的遏製，使其養成“禮下”的習慣。若不能禮下而握有莫敢違逆的權勢，則上司可以隨便侮辱部屬，根本談不上“修己安人”。孟子鼓勵部屬對上司“不要順”(絕非“要不順”，陳大齊先生說“要不順”乃是以不順為主要的甚至唯一的反應，不論何事，均存心違逆，這是要不得的，任何上司都不敢用。“不要順”則是不要以順為主要的乃至唯一的反應，雖偏於不順，卻非必不順)，正是“寓政道於治道”的一種“製衡”的力量，務使有權有勢的管理者時常懷著仁心，率先去珍惜、關懷部屬，然後部屬才會“回仁”，表現出良好的反應。
4.強恕而行律。孟子主張人治、法治應該並重，因為“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他認為隻有存仁心的人，才應該居高位，否則就是“播其惡於眾”，大家都要受到禍害。依據孔子的觀點，擺在管理者的麵前，隻有“仁”和“不仁”這兩條路。孟子引證說：“夏商周三代得天下，是由於有仁德，後來桀、紂、幽王失天下，是由於沒有仁德。諸侯各國的興廢存亡，原因也是如此。做天子的不仁，就不能保有天下；做諸侯的不仁，就不能保有國土；做卿大夫的不仁，就不能保有祖廟；士人和百姓如果不仁，便不能保有自身。現在的諸侯，既厭惡身死，又恐怕國亡，卻喜歡做不仁的事，真像怕喝醉酒，又要勉強喝酒一樣。”管理者為什麼要“惡醉而強酒”呢？孟子說：“古代賢明的上司，喜歡他人的善，忘卻自己的權勢；古代賢德的部屬，又何嚐不是樂於自己所信守的道，而忘卻他人的權勢呢？”管理者忘不掉自己的權勢，偏偏部屬也以趨炎附勢為能事，形成“所謂忠不忠，所謂賢不賢”的不良組織氣候，並不是良好的感應。但是要求管理者忘卻自己的權勢，實在不是簡單易行的事，所以孟子說：“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管理者必須時常反省，提醒自己要勉力去實行上述三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