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身而誠，樂莫大焉”。
感應四律感應四律是消除“無力感”的良藥有些人喜歡用“無力感”來表示“無可奈何”的“非我之罪”；有些人則抱著厭惡的心情，以暗示自己在某方麵仍有其相當的成就。再賢明的領導者，也可能有輕微的“無力感”，因為“人心惟危”，意識既不安定，念頭更是此起彼伏，變化多端。任何措施都無法使人皆大歡喜，此所以“皇帝大大，也免不了背後的閑話”。“無力感”如是來自“位置權力”，表麵上似乎比較嚴重，儼然是“向公權力挑戰”。分析起來，有兩種可能：一是存心圖謀不軌，借此製造是非，引起混亂；一是內心的不滿，積壓已久，趁機有所發泄。前者罪不可赦，務須嚴加製止，甚至繩之以法，方符眾人的願望。
後者情有可原，管理者最好自我反省，就像孟子說的那樣：“我愛人，人卻不親近我，我就要反省；我禮敬人，人卻不回答我，我就要自反，再盡我的禮敬。”凡是有“無力感”的領導者，都應自我檢討一番，尋出其中的道理。孟子說：“君子之所以不同於一般人，就在於他常反省自己。君子常用仁來省察自己，用禮來省察自己。仁德的人，就能愛人；講禮的人，就能敬人。”他認為能愛人的上司，部屬必定也常愛他；能敬人的上司，部屬也必定常敬他。主管一言一行，均以蹈仁執禮為依歸，又怎會有“無力感”呢？喜歡用權勢的上司，常對部屬施加壓力，這種“以力服人”的“霸道”管理，難以長久有效。
朱子的感應心
善用領導，經常維護部屬的尊嚴，即“以德服人”的王道管理，才是自動奮發、精誠團結的根源。錢穆先生指出：“中國人講人，不重在講個別的人，而更重在人倫。人倫是人與人相處，有一共同關係的。要能人與人相處，才各成其為而英雄性之表現，常在領導人之下。”他以楚漢相爭為例，以“英雄性”來領導中國員工，就違背了中國人的國民性，再有力的，也很快變成無力了。中國人的領導。朱子肯定“未有這事，先有這理”。他舉例說：“如未有君臣，已先有君臣之理；未有父子，已先有父子之理。”未有感應，已先有感應之理。朱子認為理與心是理一而分殊，所以“人心皆自有許多道理”。他說：“心，人之神明，所以具眾理而應萬事。”理籠罩宇宙萬物，乃是理一；心要對應萬事，而一事有一事之理，必須具眾理才能適應現實生活的需要，不再是一，而是分殊的多。不良感應產生的原因心有善惡，不能保證在應萬事上，都能事事如理。心的感應，有的如理，有的並不如理。如理的為善，不如理的便是惡。善惡的區分，關鍵在“應”上。朱子從不同的角度來探討“惡由何起”的問題，發現不良的感應，可能有下述六種原因：1.由於不能善而偏於一邊。
朱子說：“惡不可謂從善中直下來，隻是不能善則偏於一邊為惡。”惡不可能來自天理，它是由於人一時不能為善，形成某一方麵的偏失，才產生的不正當的感應。2.由於溺於私欲。人無私欲，必能順天理，而理無不善；人一旦溺於私欲，便陷溺其心，發而不中節，很容易表現為惡的反應。3.由於逆理而行。理是人類行為的準則，順之而行則為善，逆之而行便為惡。因為道理有背有麵，順之則是，背之則非。是非善惡的分辨，不能單靠良知，需要一番窮理的功夫。4.由於胸中無主。胸中之主便是天理，無主的“無”，並非“沒有”，而是暫時隱沒，不發生作用。這時候就容易被情緒或欲念牽引，產生不良的感應。5.由於善得過分。多少上司因愛其部屬而加以袒護，以致姑息養奸，反而造成部屬的許多惡習惡行。而早在此之前，若幹家庭內，父母姑息子女，使其不辨是非、不明善惡，也是善得過分，導致負麵的影響。國家的法律，發揚“微罪不舉”的精神，確有至理。6.由於氣質。朱子說：“人性本善而已，才墮入氣質中，便熏染得不好了。雖熏染得不好，然本性卻依舊在此，全在學者著力。今人卻言有本性，又有氣之性，此大害理。”氣質之惡，是來自後天的不良環境和教養。氣質不好的人，容易產生不正當的反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