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良好感應的障礙，朱子認為是由於“燭理未明”、“無所準則”而致。他主張以窮理為先，而以誠敬為本。窮理是以精密繁細的經驗推理，按部就班去明理，了解每一件事所本的理，然後由心之所發，才能切實把握準則，正正當當地“應萬事”。但是朱子深知一味窮理，很容易流於求知，甚至忘掉力行的價值。他認為“誠能主敬”才是“立其本”，使“窮理的功夫”配合“主敬的功夫”，由智達德，開辟出一條人人可走的坦途。心有感應，修己才能安人心既能感應，則外界有感於心，心必有所應。有了這種感應心做基礎，理學家才倡導以完全人格感化人民為善，而不是用刑法迫使人民為善。他們主張治理天下，不必徒用刑法去管理人民，隻要先把為政者個人的人格修養完善，用自己的高尚人格去做人民的模範，叫人民都仿效自己的行動，就可達到治理天下的目的。管理者扮演“服務人”的角色，便是主動施仁於部屬，此為感。部屬表現為良好的“感應人”，也是施仁於上司，即為應。管理者以仁來獲得部屬的心，便是良好的感應。我們相信，無論時代如何改變，社會如何變遷，這種感應的理，永不改變。
施仁的感應力甚大，不但能使組織內的成員心悅誠服，亦能使組織以外的人才，聞風而來。中國人喜歡說“仁者無敵”，意即出自真誠的服務，不會招致任何反對者。其影響的力量很大，影響的範圍也很廣。我們不妨問一問那些不相信“感應力量”的人：“假使主管對你好，你會不會對他好？”他們的回答大概是百分之百的“當然會”。可見他並不否定自己是一個良好的感應人。但是，當我們問他：“如果你對別人好，別人會不會也同樣對你好？”答案可能有很大的出入，因為許多人對別人缺乏信心，認為“不一定”。看看前麵所述朱子列舉的感應障礙之中，有一條是“由於善得過分”。我們因社會上少數人基於種種原因而未能表現出良好的感應，便心生厭惡，否定了大多數人的良性感應，是不是也成為一種不自覺的行善而過呢？現代化的中國式管理，可以經由適當的計劃、組織、領導、控製、訓練等活動，在充分協調的氣氛當中，好好去“感”，以求獲得合理的“應”。管理者以誠敬為本，以“格物、致知”為一個階段，“誠意、正心、修身”為一個階段，“安人”為一個階段，按部就班，修己以安人，則“上司仁，部屬莫不仁；上司義，部屬莫不義”。組織的“安”或“不安”，完全係乎主持者的“仁”或“不仁”而已。《大學》說：“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管理者如果知本末終始，先修治好自己的心，然後以心比心，用自己的良心來感應成員的良心，那就是孔子所說的“君君，臣臣”的良性感應境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