處常與處變，守經與權宜，向為中國人所重視。“經”“權”的關係，有兩種不同的看法。一是“權不離經”，熊十力先生說：“夫道有經有權，經常大立，權應萬變。變體其常，故可於變而知常；權本於經，守貞常而不窮於變。故權行而後見經之所以稱常道者，正以其為眾妙之門耳。”“經”是“常道”，而“權”為“趣時應變”，所以“無往而可離於經也”。
一是“權與經反”，宋朝李覯說：“常者，道之紀也；道不以權，弗能濟矣。是故權者，反常者也。”他主張“事變矣，勢異矣”，便不能“一本於常”，卻應該“離經反常”。這兩種論調，中國人多半是選取“權不離經”的。《春秋·公羊傳》說“殺人以自生，亡人以自存”，固然也不失為權宜應變的一種方式，但殺人、亡人為離經叛道的行為，是一種反常的做法，所以“君子不為也”。台灣地區企業界的“一窩蜂主義”，就是“離經反常”的表現。大家競相追逐短期利益，忘記了“企業應該永生”的根本，徒然引起惡性競爭，誰也不敢想象明日的景況。這種弊病，在以往輕工業階段也有，但對於發展中的資本密集型或技術密集型產業，將會產生更為不利的後果。
因為輕工業的資金投入較少，盲目求變，即使迷失了方向，損失還不會太大；資本密集或技術密集產業投入得多，一旦亂變，造成的後遺症委實不堪設想。創新是企業成長的動力源泉，《大學》引成湯的盤銘說：“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可見中國傳統，也是倡導“日新又新”的，不過中國之所以用中字為國名，就是由於中道乃我國的國魂。張曉峰先生把中道解釋為“合理化”，合理化的創新、合理化的權變，才是合乎中道的行為。引進新的理論或觀念，也是創新的活動之一。西方的“權變管理”，我們不妨吸取其精華，勿使過與不及，才能獲得合理化的權變，也才是中道的管理。
管理的基本方法是“經權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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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主旨］說明管理者應該遵循的綱領。商湯的盛水銅盤上麵，銘刻著這樣的警語：“管理者和被管理者，都應該真誠地自我要求每天都有新的表現。如果這樣的話，大家就能夠天天有新的進步，每一日都不間斷。”為政的道理，既然以親民為重點，所以施政當然要以民意為依歸。但是民意是變動的，必須通過管理者的諄諄誘導，發揮最大的教化力量以導正民意，使大家日新又新，符合時代的需要，成為順應時代的民眾。
賢明的管理者，應該重視教育，獲得百姓的擁戴，改革舊法而實施新政。親民和新民，其實是一體兩麵。親民的目的，在於促使百姓成為新民。新民的功能，有賴於親民來達成。管理者一方麵以大眾的需求為導向，一方麵則教化大眾，使其需求合理化。隻有合理的需求，才是正常的市場導向。完全采取市場導向，而不判斷其合理與否，是缺乏社會責任的不良表現。
企業管理過分強調市場導向的弊端，現在已經十分明顯。不斷地創新，縮短產品的壽命周期，使得生產者緊張忙碌，也使得消費者永難滿足。可見市場導向必須以合理為標準，而不是片麵地求新求變。《易經》中與“中”觀念相配的，便是“時”。孔子講《易》，倡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的“時中”心法。惠棟在《易尚時中說》中寫道：“易道深矣！一言以蔽之曰：時中。”時中的意義，是在和諧中求均衡，從均衡中求進步。近年來少數人視“衝突”為“權變”的同義詞，亦即以“和諧”、“均衡”為“不知權變”、“不能進步”的最大障礙，完全不了解“從容中道，與時俱進”的道理，不明白在不斷變動的過程中，依然可以求和諧，獲得均衡，並因而得到真正的進步。管理的最終目的在安人，不能安人的權變，就是“權與經反”。
這種權變，極容易導致組織內部的衝突，縱使有利，亦是短利、小利，乃至於假利。唯有“權不離經”的權變，才能夠在安人的“常道”中求得改善，獲得進步。多年來我們引進西洋學說、觀念，已經深受“盲目移植”之苦，現在管理界正在鼓勵權變，亟盼能以“守正以持經，權宜而應變”的中道，作為權變的衡量標準，畢竟守經達變才是管理的正道。
注重方法是西方文化的特色之一。方法論在中國從未成為顯學。中華民族在智力方麵，備受嘉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