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倡導“持經達權”，使中國五千年來從容融合外來文化而仍能中道，成為中國人長久以來共同沿用的管理方法。管理者一本“經權”，便能做到朱子所說：“凡其所行，無一事之不得其中，即無一事之不合理，故於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也。”管理者確立若幹管理信念，並且堅持“權不舍本”(亦即“權不離經”)、“權不損人”、“權不多用”的原則，同時“經”的訂立以安人為導向，建立“權是為了經的達成”的共識，那麼所有的管理工具與方法，都可放心運用了。
《大學》首章，朱子稱之為“經”，實乃世界上最為完備、最係統的管理哲學。這應該是管理者的共識。它不但是“初學入德之門”，而且是“管理者必有的理念”。經、權的必要性管理的內容，可以說異常複雜，非但受時間(時)、空間(地)的限製，而且隨人事的更替而變遷，所以必須“守正持經、權宜應變”，才能夠應對組織內外環境的實際需要，以求製宜，收到宏大而良好的效果。
中山先生說過：“夷險不測，成敗無定，而守經達變，如江河之自適，山嶽之不移。”20世紀70年代發生的能源危機、通貨膨脹、經濟蕭條以及國際政治情勢的劇變，真是夷險不測；若幹管理良好、製度素稱健全的大企業，例如英國的ReactionRolls—Royce、美國的Lockheed和PennCentral，在不利情況的衝擊下紛紛崩潰，果然成敗無定。企業麵臨此種挑戰，欲求“自適”(自求適應環境的變動)、“不移”(保持永生，免除遭受淘汰的命運)，唯一的途徑，就是“守經達變”。守經達變，就是“守正以持經，權宜而應變”。“經”，就是“常”；常道常則，叫做經。守經的意思，便是“堅守常道”。
“變”係“權術”，引申為“變通”。達變是為了順應時勢的變遷，而作“適當權變”。“守經達變”，乃是一方麵堅守常道，一方麵做適當權變。應用在管理上，正是最佳的法則；對今日世界而言，更是最光明的正道。美國洛杉磯加州大學教授賈可貝(N.H.Jacoby)指出20世紀80年代，由於高度的政治動蕩和不定性的挑戰，管理者在低經濟增長率、昂貴的資金成本，以及脆弱的產業紀律之外，尚需應付來自各方的壓力，包括消費者的需求、環境保護人士的要求，還有倡導人權人士的要求。
佛羅裏達大學教授霍傑茨(R.M.Hodgetts)宣稱：“這一個新的十年中，環境的變遷太迅速了；作為一位現代經濟人，不得不緊緊追隨這重大的變遷。”事實上，早在1977年，美國權變管理理論體係的建立者盧桑斯(F.Luthans)和斯圖爾特(T.I.Stwart)這兩位管理學者所倡議的“權變理論”(ContingencyTheory)便已經指出：世界上沒有任何一種管理方法能夠適合全部的情勢。因而提倡：舉凡組織結構、激勵程序，以及領導作風等關鍵性的變量，均須斟酌當時當地的情勢，而有所調整。
這種“權變管理”，鼓勵管理者依據自己的需要，任意選用職能的概念、計量的概念、行為的概念或係統的概念。誠如管理學大師德魯克所稱的“變動中的管理世界”，西方管理，近年來極力主張在變動不居的情況下，盡量通權達變，以謀求適應。“通權達變”的理論很快傳到台灣地區，許多人馬上想到它的一些反義詞，如“墨守成規”、“刻舟求劍”、“故步自封”、“膠柱鼓瑟”等，並用以之形容現有的管理。認為處處謹守“祖製”、“家法”，事事依照“規章”、“製度”，自然不能適應環境，由“知變”、“應變”而“求變”。
追根究底，又歸罪於“以不變應萬變”的保守傳統。中國傳統果真缺乏“變化”觀念嗎？中國人自有曆史以來，一切思想、學術、政治、宗教，無不直接、間接淵源於《易經》所涵的學理。“易”的本義，是“更換”、“改變”、“代替”的意思。易學的真諦，即在闡明宇宙循環的定律，肯定所有事物都不斷變易、交替，有長必有消，有消必有長。所謂陰陽消長，即新陳代謝、生生不息。爻辭所表現的“物極必反”觀念，亦就是古代中國思想中的“變化”觀念。
至於“通權達變”的精神，孔、孟時代已予強調。孔子說：“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論語·子罕》)主要告訴我們，唯有能夠自立的人，才可以講求權宜之道。孟子說：“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援之以手，權也。”《孟子·離婁》表示禮法也有權變的時候。莊子超脫名利和死亡，卻也重視權變，他在《秋水》中說：“知道者，必達於理；達於理者，必明於權；明於權者，不以物害己。”莊子認為善於權變的人，不會讓外物有傷害自己的機會。所以至德之人，火不能燒死他，水不能淹死他，寒暑不能損害他，禽獸也不能傷害他。
並不是說他自身逼近危險，能不受損傷，而是因為他能辨別安寧和危險，安守窮困和通達，進退都極端謹慎，以至於沒有物能傷害他。然而，中國人通權達變的意義，乃是對應著“經”或“常”而言的。宋、明理學家所說的“理一分殊”，指出理有可變的，謂之“權”；也有不可變的，叫做“經”。“權”即“經”在萬殊之事中的運用。張曉峰先生更認為“守經達變”才是中國人的民族性之一。在《中國文化與中國民族性》中他舉《論語》所載：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述而》)以及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無所不至矣。”(《陽貨》)證明用舍行藏、出處進退不失其正的，才是理想的人格。此與患得患失、無所不至的鄙夫，大相徑庭。推論到管理上，則雖有風雨如晦的不景氣，企業在通權達變之際，仍應堅守其光明正大的社會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