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正與現代民主政治、法治政治、責任政治三大要素相符合。至於自治，每一枚棋子，都能管好自己。可行則行，不可行即止。遇有阻礙或困難，必循正道設法排除或解決，不依賴他人，也不輕易受人左右，或聽信別人的意見，因為“觀棋不語真君子”。而一旦下定決心，走錯了路也絕對不怪罪於人，更不心存反悔，這才是“起手無回大丈夫”。中國式管理，深信管理的對象主要為人與事。事的範圍較易解決，最難的是人，所以管理實際上是一種如何把握人心的工作。依中國人的觀念，最高的領導，即在充分激起同仁的自發心。而部屬的自動自發，則有賴於民主的領導。因為專製的領導者，常有喜歡逢迎、厭惡批評與討論的傾向。若幹善於討好上司的人員，容易獲得晉升的機會，以致組織內的熱忱者變得冷漠，能力強的人退為旁觀者，大家不以組織目標為重，卻集中精力以追求個人的利益，弄得整個組織毫無生氣。所以民主的領導方式，盡量鼓勵同仁自治，才是“修己以安人”的坦途。竭盡心力無論如何，工作勤勞乃是中華民族的本性之一。好逸惡勞，不肯工作的人，曆來都被視為無可救藥的人。
中國一向以“民生在勤，勤則不匱”為教，一般讀書人都以手腦並用，“耕讀傳家”為榮。隋末王通慨然有憂國之誌，抱經綸之懷，被其教澤者，多能蔚為國器。可是他躬耕不輟，不敢自逸。有人問他：這樣不是太勞累了嗎？他說：“一夫不耕，或受其饑，且庶人之職也。無職者罪無可逃於天地之間，吾得逃乎？”中華民族勤勞成性，尤其是海外華僑刻苦自勵，最為顯著。中國人，隻要讓他心安身樂，他就會竭盡心力，毫無保留地勤勞工作，而且“但問耕耘，不問收獲”。象棋的三十二枚棋子，不論寒暑，不分晝夜，隻要主客興起，對麵而坐，它們便隨時待命，準備竭盡心力去作戰。如果棋子代表勞方，下棋人就是資方，這勞資之間，實在是十分融洽的，既沒有罷工的威脅，也從未出現工資、福利的爭執。
真正愛好下棋的人，無不愛護、保惜棋盤和棋子，把它們擦得幹幹淨淨。下完棋必定好好整理收存，更是從不虐待它們或任意舍棄它們。中國式管理由修己而安人，便是希望所有同仁都能夠肯定管理者的服務價值，因而產生良好的感應。這些“感應人”(員工)在“服務人”(管理者)民主而“無為”的領導之下，得以身安心樂，而又安居樂業。他們一方麵“促成向心、增強同心、堅定信心、引發忠心”，由忠誠而表現為無比強大的團隊精神；一方麵“增加能力、提高群力、產生合力、發揮潛力”，由能幹、肯幹而不斷增進生產力。
管理上最大的難題，即在如何促使員工竭盡心力，盡量發揮潛力，唯有從“安人之道”出發，才能獲得有效的解決。貫徹始終君子是孔子理想中所建立的標準人格。孔子說：“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
君子應有堅忍不拔的意誌，曾子說：“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裏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君子人與？君子人也。”一般人平日專門講究小節小信，及至利害存亡之際，往往背信棄義，或頹廢屈服。君子絕非如是，麵臨生死關頭，他仍然正氣磅礴，大義凜然，表現出孟子所說的“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氣概。“文官既不愛財，武官亦不惜死”，一切以義為行事的準則，凡是合乎義的，即使毀身辱體、赴湯蹈火，也應該戮力以赴，貫徹始終。象棋中的將（帥），固然誓死不降，每次戰役，總是有始有終，絕不臨陣脫逃。士、相相依為命，頃刻不離左右，凡有危難，無不奮不顧身，乃至以身相殉，亦在所不惜。
車、馬、炮更具英雄本色，隻見義之所當為，或深入敵地，以施誘敵之計；或步步為營，集結成陣，先求己之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無論如何，都不計較個人的富貴名利，雖己身受困，也是“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兵、卒安步當車，而又安分守己，隻知向前推進，從不落後。對於交付的任務，亦是“訥於言而敏於行”，貫徹始終，直至死而後已。實施中國式管理，“君君臣臣”，老板像老板，部屬也像部屬，彼此由陌生人的結合而滋生出家族式的情感。
組織的目標，就是大家共同的努力方向。一切事業，都不是出自一人的領導、創作或主使，而是整個集團的合作。雖然有組織，卻給成員以最大的自由(從心所欲不逾矩)；彼此有等級，卻賦予真正的平等(孔子主張正名，即謂任何名義，必須名實相符，此種真正的平等，就是義)。在這種正常合理的工作環境中，所有成員，自然盡心盡力於分內的工作，並且貫徹始終，義無反顧。千變萬化中國自堯舜以來，以中為立國之道。中國以中字為國名，可見這是中國民族性的特點，中的精義，在於過猶不及。孔子說：“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