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於中之外，又加以時義，所以孟子讚美他為“聖之時者也”。《中庸》說：“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東吳大學前董事長楊亮功先生認為，中必須合乎時。在性質上，中是動的，不是靜的；是變的，不是執一的。在運用上，中是向上的，隨著時代而進步的，不是保守或落後的。在功能上，中是本於理智的抉擇，積極地力求圓滿與完善，而非基於感情或一時利害，作消極的調和或妥協。但中雖然是動的、變的，卻也有其不動和不變的道理，那就是中必須和時做適當的配合。如果中能合乎適時、適宜和中肯的要求，就成為此時此地不變不易的中道。中國先哲，自古即承認變是宇宙的一個根本事實。孔子說：“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老子說：“大曰逝，逝曰遠。”惠施指出：“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
莊子則常說“萬物之化”，肯定一切都在變動流轉之中。因為我們的遭遇，是千變萬化的，所以《易經》才主張“窮則變”，以期“變則通，通則久”。
其實易學的精神，不窮也要變，務求與時俱進，隨時隨事地演進、發展，而不斷求其至當。孔子說：“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有一“權”字，我們才可以權衡輕重，損有餘而補不足，在千變萬化之中權宜應變，而無不適當、合宜、恰到好處。荀子說：“欲惡取舍之權，見其可欲也，則必前後慮其可惡也者。見其可利也，則必前後慮其可害也者，而兼權之，熟計之。”詳察事情的利害，審慎比較以定取舍，此時當以“義之與比”，用“義”來作為衡量可否的最高標準，才能夠“權之而得中”，亦即“權不離經”。象棋規則簡單明了，棋子不多，易於指揮、掌握。但是廝殺起來，千變萬化，幾乎沒有一盤棋從頭到尾都是一模一樣的。下棋的人，麵對時時都在變化的局勢，每一著棋，都必須詳察利害，審慎比較，然後才知所取舍。何況兩人對弈，彼此都在運用心思，猜測對方的用意，預料情勢的演變，走棋更是虛虛實實、真真假假，更增加了變化的複雜性。然而千變萬化之中，有其不易的“經”在，那就是通行的象棋規則，有形可見，有跡可尋，再怎樣變化，也要努力遵守，才有以“立”。
“經權之道”，應用在中國式管理上，成為根本的方法。管理者務須確立若幹不可變易的“經”，向所有部屬詳為說明，使其切實了解，並謹記在心。然後分層負責，使其“持經達變”，按照這些“經”去應付千變萬化的環境，自能恰到好處。和平融洽錢穆先生推論中國人的個性，認為“西方人好分，中國人好合”。中國人的和合性，超過了分別性。這種和合性，表現在虛懷若穀、寬恕禮讓、容納異己、以德報怨，蔚為一種和平融洽的風氣。虛懷若穀就是孔子所說的“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不可武斷，不可有成見，不可有偏見，亦不可有私心。寬恕禮讓先由“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進至“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其原則為“合於禮義，可讓；不合乎禮義，當仁不讓”，讓本於恕，即“設身處地”的道理。
容納異己才能“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表現出中國人寬容的美德。以德報怨本於老子，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能夠從廢墟中重新振作起來，成為今日的經濟大國，主要原因即在我國以德報怨。中國人具有這些和平而又融洽的特性，當然配稱為王道的文化了。前麵提及象棋是君子之爭，彼此都希望獲得勝利，卻不能訴之以暴力，或表現出乖戾之心。大家在和平融洽的良好氣氛下，各盡所能，這才是下棋的正道。虛懷若穀，勝不驕敗不餒；寬恕禮讓，對方偶有失誤，並不嚴詞指責；容納異己，旁觀者難免忍不住多話，亦予寬容忍耐；以德報怨，屢遭敗績仍然平心靜氣，經常戰勝也不出語不遜。具有這樣良好的棋品，才是受歡迎的人士。棋局才能夠在和平融洽的情勢中順利進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