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網絡極大地幫助溫州人降低了交易成本，減少了他們在異國他鄉所麵臨的生存、生活和發展風險。有人曾經根據全國各省市合同履約率來衡量各地的商業信用度，統計顯示，浙江和上海是合同履約率最高的兩個地區。李方源是溫州頗有名氣的印刷設備經銷商，2005年他移師南京，欲占領南京網印設備市場。初來乍到，李方源展示了溫州老板經商的“套路”，先是摸清一大批在南京經商的溫州人的下落，然後挨門逐戶地拜托他們為其承攬一點業務，拉開一張有幾百戶的“老鄉網”。同時，他利用全國個私企業工作會議在溫州召開的機會，在會場上結識了不少南京商客，尤其是與本行業有關的客戶，然後在南京招兵買馬。終於，借全國印刷材料展銷會的機會，他讓不少國內企業了解到產品不錯，上門推銷容易多了。一傳十，十傳百，隨著他的公司在南京的信譽的增長，不到一年，李方源就在南京站住了腳。
另外一個溫州商人陳頌楠也占了溫州網絡的實惠。陳頌楠下海之初，因為辦廠失敗虧損了40多萬元，這40多萬元是欠銀行的，國家的錢是不能賴賬的，當時他身上僅有500多元，他就用這500多元錢擺了兩桌酒，請了20個朋友。他在酒席上坦言自己目前的處境，希望朋友助自己一臂之力。當時在座的20個人全部答應每人借給他2萬元。要知道那可是在上世紀70年代，2萬元人民幣在當時絕對不是一個小數目。他的這20個朋友有的家裏根本拿不出這麼多錢，就幫他到親友處去借。3天之後，40多萬元就送到他手中。談到這件事，陳頌楠至今感動不已。他還說，溫州人走南闖北，現在全國各地乃至世界各國都有溫州人，在外麵做生意的溫州人更是抱成一團，這種團隊精神，是溫州商人成功的重要因素。資本對於商人來說是不可或缺的本錢，向銀行貸款是最常見的方式。但在創業階段的人很難從銀行那裏貸到款。這種情況下，溫州人就創造了自己的融資方式。
各地的溫州人都會自然形成一個溫州網絡，平時對彼此人品都很清楚。圈內的人僅憑個人信用，不需要任何擔保，便可實現資金轉借。他們之間的這種資金支持，不需要繁雜的手續，且到位迅速，數天內可籌得數十萬甚至上百萬資金：很多溫州老板早期以此相互支持，得以快速發展壯大。
這種獨特的融資方式造就了很多百萬、千萬甚至億萬富翁，也正是這種方式構築了溫州商人以親戚、朋友、老鄉形成的生存網絡。而大家都是老板，更給這網絡增添了活力。開發西北油田的王榮森，在其480萬元資金中，有230萬元就是由親友邀約籌集到的。攜資1.5億元到上海南彙創辦劍橋大學的周星增，也是依靠這種方式籌集到了幾千萬巨資。這些行動都是依靠溫州人那種神秘的網絡來完成著。直到現在，這張溫州網絡依然威力非凡！
除此之外，溫州人之間還可以通過賒貨來互相幫助。溫州商人羅某最初到武漢時，身上隻有16元錢，害得他竟然餓了三天三夜，他就是靠賒銷同鄉的貨物而慢慢發展起來的。從經濟學上分析溫州人的“抱團上岸”生存戰略，我們可以看出溫州人的精明之處：國內整體信用環境不佳的情況下，同鄉人之間的借貸，不失為交易成本較低的一種方法。而且，同鄉之間基於鄉情為基礎的認同感，結成的團隊去闖世界，避免了小企業初創時期勢單力薄、容易覆滅的困境。
8攻城略地的“野蠻”戰略
野草是“野蠻”生長的最佳代表，所以全球野草的覆蓋麵積也最大。野草能穿石而生，能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同樣，溫州人具有極其明顯的草根性。他們有著野草一樣的生命力，無論在什麼樣的地方，在怎樣的惡劣環境下，他們都能“野蠻”成長。
在溫州，山多水多而耕地極少，這種環境曾經讓溫州人一度貧困不堪，在生存壓力之下，溫州自力更生，自主地向外拓展生存空間，不斷尋找一個個新的財富地帶。溫州商人遍布中國乃至世界，而且經營方式已從行商推銷變為坐商，由遊擊方式轉向坐鎮賺錢，形成了“有市場的地方就有溫州商人，有溫州商人就有市場”的效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