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社會向來重視社會資本的運用，但傳統的社會資本往往並非本文所指的完全意義上的社會資本。它隻是社會資本分類中排他一類的社會資本。這種排他的社會資本在主觀上表現為隻信任某一特定群體，如認為私人關係重於合同關係；在客觀上則表現為社會網絡不是麵向所有人，社會資本隻對特定的成員開放，如老鄉會、同學會。排他性社會資本的根基深，很難建立起覆蓋整個社區管轄範圍的共有性社會資本。城市基層“抱團發展”現象普遍，難以突破現有的發展模式。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城市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舊有的基層社會結構被打破，而現有的基層治理製度難以滿足發展過程中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城市基層治理改革的要求日益迫切。
三、社會資本對城市基層治理的影響力分析
共有性社會資本在主觀上表現為社會成員的互惠互信，在客觀上表現為形成正式的或非正式的社會網絡，這些網絡是在成員“同意”的基礎上形成的，可以自由參與或退出，尊重成員的利益。排他性社會資本在主觀上表現為僅僅信任圈子內部的人，對圈子之外的人則更多是不信任的狀態；在客觀上，往往有基於某種特定關聯而形成小組織，這種組織內部互相提供資源。社會資本的客觀和主觀部分在分散的個人之間起到了“調節性的作用”，在自願的基礎上把社會個體凝聚起來，同時增強社會成員的“集體行動”意識，從而有利於解決社會整體所麵臨的各式各樣社會、經濟、政治問題。因而，共有性社會資本相較於排他性社會資本，往往能夠形成更大的社會網絡，將互惠互信的範圍擴大。
對於城市社會多樣化，共有性社會資本因為在統籌考慮問題時加入了社會網絡中不同群體的利益，呈現出的結果包含著更多協商妥協的精神，有利於生成包容精神，促進社會和諧。而排他性社會資本則相反滋生狹隘的保護主義，導致對其他地域、不同階層的排斥，導致社會矛盾的產生、升級，影響社會穩定。
人們過於強調當下的物質利益而不顧誠信原則，“原子化行動”成為市場經濟初期的衍生品，而市場經濟繼續發展所需要的誠信精神尚未建立。在這種情形下，排他性社會資本的存在表麵上是通過“抱團發展”而改善了個體“原子化行動”的趨勢，但實質上隻是擴大了原子的半徑，加深了原子化的程度。而共有性社會資本在客觀上能夠通過提供公共服務的社會網絡，將人們的共同利益聯結起來，主觀上能夠在較大的社會範圍內形成共同的道德規範，促成互相信任。
在本文中，公眾參與度特別指的是公眾參與公共事務的程度。當前，居民委員會扮演的更多是國家政治權力延伸機構的角色，而不是成為民主自治的基層群眾自治組織，這一方麵與帶有“邀請式公民參與”意味的不健全製度有關，另一方麵也與社會成員更多依賴排他性社會資本、對參與建立共有性社會網絡的積極性不高有關。然而，排他性社會資本依靠的是內部關係的信任，盡管它的存在為社會群體、個人提供了一定程度的發展平台，但它遊離於製度之外，缺少正式平台和現代社會契約、法治、民主等理念保駕護航，具有不穩定性、脆弱性的特點，當權益受到侵害時很難尋求保護或得到補償，並且與圈子之外群體的利益衝突難以協調。共有性社會資本將社會存在的不同利益訴求彙聚到一個平台上商討，在協商中確認製度、規範，因而得以調動公眾參與基層自治的積極性，達到在製度內解決問題的效果，具有較高的穩定性和可預期性。
四、培育共有性社會資本，改革城市基層治理
共有性社會資本所帶來的包容精神的建立、社會信任的增進和公眾參與積極性的提高能夠改善城市基層社會治理，在社會範圍內形成共有性社會資本是城市基層治理改革的一項重要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