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的幾年是中國證券市場波動很大、各種觀念和政策爭論最為激烈的一個時期，也是值得認真思考、總結的一個時期。因為這樣的原因，不論是研究機構還是實踐部門，都在試圖以不同的方式進行記錄和回顧，以此為今後的市場發展提供參考。這種努力一直延續至今。
20世紀80年代中後期我們開始設計和建立證券市場的時候，中國整個經濟體製的轉軌尚未明確提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的最終目標。當時證券市場的提出也隻是作為改革的一項嚐試，作為企業股份製試點的一種自然延伸。鄧小平同誌允許大膽地試，不行就關了的觀點，真實地反映了當時的認識和初衷。後來隨著整個體製背景的演進，國有企業的困境、改製與證券市場的建設自然地聯係在一起，證券市場逐漸成為繼財政、銀行之後，防止國有企業問題集中爆發、支持國有企業建立現代企業製度、緩解體製矛盾和支付轉軌成本的重要途徑。此時，證券市場的存在與發展已無庸置疑，但出發點主要是基於經濟轉軌和發展的需要，這也因此決定了中國證券市場最深刻的體製性特征。我們長期以來的政策、觀念也大都根植於此。
20世紀90年代末，尤其是1998年前後，中國向市場經濟體製的轉軌發生了重大的變化。這種變化反映到經濟運行狀態上，就是作為傳統體製特征、長期困擾經濟運行的短缺現象消失，國民經濟增長開始更主要地呈現出需求約束的特征。其實質是市場經濟體製基本框架已經建立，並主導經濟運行。體製轉軌已由量的積累而發生部分質變，進入了由部分質變到完全質變的新階段，即市場經濟體製的健全與完善階段。在這樣的體製背景下，證券市場的發展也由量的積累而逐漸形成了包括市場體係、監管體係等在內的基本框架，成為了市場化過程的一項重要成果。同時也成為下一階段健全、完善市場機製的一個重要領域。如何按照證券市場本身的要求突出其應有的功能、發揮其相對獨立的作用，成為主要的目標和任務。
但是，在漸進改革的路徑下，這些變化並不是一夜之間發生的，更不是一夜之間就能夠在觀念、政策上為人們所認識和接受的，而具體操作起來更有十分的難度。因此，在那樣一個時期，舊體製約束與新體製要求發生激烈碰撞所產生的觀念、政策、操作上的衝突與矛盾，必然要以市場的劇烈震蕩表現出來，給參與其中的每一個人都留下深刻的感受。
呂煒博士以政策短評的形式真實地記錄了2000~2002年中國證券市場那一段衝突與矛盾交織的曆程，特別是2001年9月到2002年11月對每周證券市場的變動都做了重點評述。內容涉及證券市場發展的階段、上市公司質量、國有股減持、市場獨立性與政策調控的關係、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的關係、證券市場一般功能與轉軌中的責任、中介機構的獨立性等諸多方麵。比較全麵地刻畫了當時證券市場在功能性衝突、非均衡方麵的狀況以及市場的反應。此外，還對美國證券市場、上市公司的係列醜聞進行了反思。值得重視的是，由於這些評述並不局限於就事論事，更不是漫說漲跌的股評，而是將諸多問題置於體製轉軌背景下、置於證券市場發展進程中去剖析，因此顯示出認識問題的明顯的深刻性。這種深刻性聚焦於三個根本問題：一是就整個經濟體製轉軌而言，證券市場如何做到既作為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不斷發展和完善，同時又能夠較好地服從和推動整個改革的進展；二是就證券市場本身的發展與完善而言，我們目前究竟處於怎樣的階段，成熟市場經濟國家的一般模式是否就是我們未來的發展目標，到達目標的路徑又應如何選擇；三是就證券市場內部建設而言，應該有一個什麼樣的次序，實施的具體手段、步驟又應該具有怎樣的重要性。
顯然，由於真實市場的複雜性，上述問題不可能得出一個簡單的結論，也不是簡單的對錯可以概括。呂煒博士隻是真實地記錄了那個時期的市場、政策及其背後引發的思考，並用“變革的路徑與變革者的勇氣”來歸納那個時期的基本主題，來闡發自己對那個時期種種變動的認識。我們不一定讚同他的觀點，但重溫過去，卻都能在正反兩個方麵獲得新的感悟。
呂煒博士曾在政策部門、實踐部門和研究機構工作，一直堅持在經濟轉軌與發展的特定背景下思考各個局部問題產生、存在的原因以及改革的策略。在師從夏德仁教授獲得博士學位後，又回到東北財經大學組建了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專注於對現實問題的政策性、對策性研究。年輕人能有這樣的心誌，值得鼓勵。現在他將這些短評彙集成書，請我作序，我自當應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