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初管理層明確提出了加快證券市場市場化的目標，這是一件令人振奮的事情。我們注意到具體的措施從1999年就已經在逐項出台：保險資金通過證券投資基金入市，嚐試保險市場與資本市場的初次對接；券商及基金管理公司進入銀行間同業拆借市場及券商股票質押貸款政策的實施，標誌著貨幣市場與資本市場對接的開始；證券投資基金的快速擴容與老基金的快速規範，“三類企業”及戰略投資者的引入，券商增資擴股及兼並收購等進程加快，體現了以“超常規的方式和速度”培育機構投資者的政策推進，開放式基金、保險基金、養老基金、中外合資基金入市也正在緊鑼密鼓地籌劃之中。為體現公平、公正、公開原則出台了股票發行與定價的市場化、新股配售上基金優惠政策的取消、股東大會新管理辦法對投資者權利的保護。二板市場的方案已經從模糊走向清晰，明年初將可能推出。這一切都表明我們的證券市場正在明確地向“市場化、規範化、國際化”方向邁進。在我而言，值得振奮的還不隻是證券市場和監管理念本身的變革，而是它所牽動的整個經濟格局的變動，尤其是國有企業改革突破與深化這樣一個深刻背景。
回顧一下已經走過的改革我們就知道，證券市場在中國的發展並不是一個孤立的經濟現象，它至少是與融資體製的變革、資本積累模式的變革和國有企業的改革緊密相關的，國有企業建立現代企業製度的過程正是證券市場進行規模擴張的過程。我們知道，在中國經濟體製改革的演進中，國有企業事實上承擔了維護和支撐整個改革大局的任務，發揮了維持現有經濟水平、推動改革和支付改革成本的作用。在20多年中國有企業對財政收入的貢獻率一直保持在70%以上，保證了財政用於價格、工資等改革的支出，保證了對非國有企業持續優惠政策的兌現。但是也正是在這樣一個過程中，國有企業過去的比較優勢逐漸變成了比較劣勢，原有的資產、人才、資金大量流向體製靈活、收益較高的非國有企業，而國有企業自身的改革，不論是擴大自主權、規範利益分配還是推行承包製，實施兩權分離，都隻能算是思路上的試探和摸索，一些關鍵問題，特別是如何麵對已經日益形成的經濟運行市場化的格局，轉換經營機製，實現國有資產的資本化運作，一直未能突破，國有企業改革已經嚴重滯後於經濟發展。麵對20世紀90年代初出現的這樣一種狀況，管理層意識到國有企業的改革已刻不容緩，但首先要解決的是通過資金的外部注入，緩和累積的矛盾，防止問題的集中爆發。這時的財政顯然已經無力承擔這一任務，銀行在勉強扶持了幾年之後也很快出現了功能異化，大量的信貸資金出現財政化趨勢，幾乎與國有企業一起陷入了尷尬和困境，看起來已有的融資方式和積累模式隻要一與國有企業套在一起，就會出現被拖回傳統體製的危險，這時，可做考慮的隻有以新興證券市場推進國企改革這樣一塊試驗田。於是我們看到，1992年鄧小平在南巡講話中指出，對於證券市場“允許看，但要堅決地試”，1993年中共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若幹問題的決定》明確提出建立現代企業製度以解決國有企業深層次矛盾的目標，也正是在這前後，國有企業上市和融資速度明顯加快，中國的證券市場進入了快速擴張的時期。截至到1999年底，深滬兩市累計籌集資金3693.29億元，深滬上市公司總數達到947家，在這十多年中證券市場承擔了體製轉軌過程中一個重要階段的載體的作用與功能，即在緩解國有企業困難的同時推動國有企業改製。在評價證券市場十多年的發展時，很多人用極不規範來加以概括，但是我們應該看到，由於中國證券市場發展與國有企業改革這種特有的伴生現象，正是利用了對市場人為的分割和不規範設定，使曾經做出巨大貢獻和犧牲而又嚴重滯後於改革進程的國有企業享有了一定的特權，得到了一定的保護，使其得以在一段較長的過渡期中緩解困難，醞釀改製。這一點對於維護整個改革大局，保持經濟持續增長是至關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