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察
作者：Ajay Anand Kavitha Cherian等
塔塔集團（Tata Group）董事長拉坦·塔塔（RatanTata）曾經表示：“如果你選擇不參與（腐敗），你就會錯過相當規模的業務。”
人們已經撰寫了很多文章討論在印度開展業務的好處：低投入成本，豐富的勞動力，巨大的消費人群。但是，對另一個話題的討論卻比較少：通過扭曲規則、打通環節、突破道德界限，在印度的公司得以茁壯成長。腐敗問題正在威脅印度政府的穩定，從體育、電信等行業曝光的醜聞涉及的總金額高達數十億美元。在這樣的背景下，跨國公司的管理者更要麵對一個重要的問題：在印度取得商業成功是否必須付出道德成本？
繼1991年財政改革後，印度的經濟增長強勢地邁入第三個10年。年增長率接近兩位數，中產階級在未來20年將翻8倍，移動用戶多達8億，這些經濟亮點以及其他的印度因素改變了全球商業格局。巨大的機會讓世界各地的跨國企業競相趕赴這片次大陸，以分享印度這個新興的大蛋糕。聯合國貿易與發展會議（UNCTAD）最近進行的一項調查顯示，印度已經取代美國成為跨國公司第二重要的外國直接投資（FDI）目的地。
變通法則
然而，對很多跨國公司來說，想在印度市場小小地分一杯羹是很困難的。高盛印度（Goldman Sachs India）承認，迄今為止其印度業務的增長仍然緩慢，因為公司隻與有最高道德標準的客戶合作，以保護自己的聲譽。世界第五大風力發電機製造商德國Enercon公司被迫放棄其5.66億美元的合資項目，因為它受到當局恐嚇，而且麵對“政府唆使的盜竊行為”無法行使法律追索權。就連拉坦·塔塔也承認，他之所以沒有成立一家國內航空公司，就是因為政府官員期望得到賄賂。
可以理解，進入印度的外國公司倍感挫折。2010年印度工商會聯合會（FICCI）開展了一項廣泛的調查，發現隻有12％的外國公司對印度總體的法律框架和監管機製評價為“好”。此外，在實地操作便捷性問題上，隻有14％的外國公司認為情況可以接受，而93％的外國公司認為辦事程序上的延誤是一個嚴重的問題。
捷特航空公司（Jet Airways）、麥肯錫公司（McKinsey & Company）等大公司的高管在討論中表示，很明顯在印度的成功需要一種獨特的方法。各行業的管理者都認為，印度競爭力的核心在於變通方法（jugaad）這一概念，印度最大的房地產集團前首席執行官對它的定義是“找到通向你的奶酪的道路”。英國智庫列格坦研究所（Legatum Institute）的調查顯示，81％接受調查的印度商人表示，變通方法是他們成功的關鍵。印度經濟增長故事的基石恰恰在於這種運用一切必要手段進行的創新，就好比水總是尋找阻力最小的路徑。
從容應對繁雜的官僚程序、落後的基礎設施和混亂無序的環境需要獨特的才能，而這種才能有時要求人們忽略西方的道德規範。在印度市場上，道德上值得商榷的情況隨處可見，小到平常瑣事大到驚天要案。當然，在民事層麵從事日常業務時，桌子對麵官僚的政府人員“照章收費”：付了錢就給你簽名辦事。然而，隨著交易價值的上升，培養“互惠互利”的政治關係或許變得更重要。2011年早些時候，印度最高法院公布的談話錄音詳細說明了印度國會議員、著名的權力經紀人阿馬爾·辛格（Amar Singh）是如何幫助一家大型大宗商品公司Bajaj Hindusthan Sugar修改政策，讓這家公司獲得授權以及解決法律違規行為。在錄音中，辛格向他的客戶說：“沒有人能夠像我這樣幫你辦事。隻要我當權，無論你想要什麼，我都能給你。”
變通方法在現代印度商界隨處可見，而在發達的西方國家經濟體卻較為少見，這本身就很能說明問題。這種對比會讓普通的讀者想起吉卜林的名言：“東方是東方，西方是西方，兩者永不交會。”這又呼應了一係列刻板印象：認為新興的東方是不道德的，西方是道德的，發展中的市場和發達的市場之間存在一個三角洲，新興市場要成為金融精英必須打破一個必要的屏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