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現實可能遠非如此。
文化背景及道德平衡
許多跨國公司的管理者可能會問，印度是否正在轉向更“西方”的商業道德，還是已經達到靜止狀態？雖然大多數人都假定是前者，但是，認識印度文化的獨特之處、理解其中的背景至關重要。
從曆史上看，印度社會高度重視對集體的忠誠，例如某人所處的等級、村莊或家庭等。這使得印度形成了一種重視恩惠、友誼和宗族的文化，而這種文化與西方的利益衝突和純粹任人唯賢觀念是矛盾的。在一次調查中，印度政府官員明確表示，他們在做聘用決定時更看重的是忠誠度而不是能力，這反映了印度的社會風氣。
此外，印度的文學史也大肆宣揚為了崇高的目標，可以使用不光彩的手段。最能代表印度文化和哲學精髓的三部作品有助於解釋當前的商業格局：史詩《羅摩衍那》（Ramayana）、《摩訶婆羅多》（Mahabarata）和經濟學論文《政事論》（Arthshastra）。
在《羅摩衍那》和《摩訶婆羅多》兩部著作中，為了達到目的，就連神都會采取欺騙手法和弄虛作假。在《摩訶婆羅多》中，奎師那神（Lord Krishna）多次使用“卑劣”的方法打敗對方軍隊，甚至鼓勵主人翁Arjuna攻擊並殺死了一個手無寸鐵的對手。
此外，《政事論》經常被著名的政治家和商人公開引用以闡述其戰略思想的基礎。《政事論》的寫作目的是向國王敬獻治國之策、經濟政策和軍事戰略。《政事論》主張，為了大眾的利益，可以使用欺騙，有時甚至可以使用殘暴手段。按照馬克斯·韋伯（Max Weber）的說法，和《政事論》相比，馬基亞維利（Machiavelli）嚴酷的著作《君主論》簡直是小巫見大巫。《政事論》討論的話題包括“什麼時候一個國家應該違反條約、侵略他國”、“什麼時候殺害國內的對手是明智的”。
印度文化源遠流長了3000多年，通過西方的道德視角看待印度文化似乎不妥。這兩種文明有不同的起源，因此，可能有不同的道德平衡。
圍繞在印度脖子上的沉重負擔
印度寬鬆的道德標準、僵化的官僚機構和薄弱的執法機製肯定對印度造成了許多方麵的傷害。經濟痛苦的原因在政府、企業和個人層麵均可見一斑。
政治和商業領域的醜聞在印度隨處可見。2008年發生了臭名昭著的“2G”醜聞，政府發放電信牌照的標準是“先到先得”，而不是通過拍賣授予。此舉估計令納稅人損失了400億美元，而且導致極具價值的資產被賤賣，許多符合資格的公司無法取得牌照。公司治理不嚴也傷害了投資者的信心，2009年，薩蒂揚軟件技術有限公司（Satyam Computer Services）被曝光的可疑的會計操作就是一個例子。在這場醜聞中，7000萬美元的實體資產被轉化為10億美元的虛構資產，受此影響，孟買證券交易所單日暴跌5％。
據估計，1.5萬億美元的黑錢（遠遠超過印度的國內生產總值）被藏匿在外國銀行，這種問題普遍性由此可見一斑。個體的案例能具體反映這種問題的嚴重性。Madhu Koda是一個部落農民的兒子，他是賈坎德邦現任邦長。經查，他的未公開資產高達10億美元，包括在泰國的一家酒店以及在利比裏亞的一家煤礦。商人Hasan Ali被控犯有洗錢和武器交易罪，他欠政府160億美元稅款。
因此，總體財政損失令人觸目驚心。根據“全球金融誠信”（Global Financial Integrity）的數據，自1991年以來有3140億美元的資金以偷漏稅款、犯罪和腐敗的形式流出印度。此外，“透明國際”（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的清廉指數排名將印度排在178個國家中的87位。在“經商便利度”指標上，世界銀行將印度排在183個國家中的134位。人們普遍認為，這些因素造成了投資者信心不穩定，印度的外國直接投資在2010年下降了31％。
印度火盆的另一麵
另一種視角是將這些挑戰性因素（印度寬鬆的道德標準、僵化的官僚機構和薄弱的執法機製）視為印度腳下的烈火，印度企業和企業家的火盆。這個火盆塑造和錘煉著印度商人的創新精神和勇敢性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