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國落後挨打是因為金融不發達嗎？中國人自古就缺少科學精神嗎？清教精神與“好的資本主義”是什麼關係？改革開放三十年，中國已成世界第二經濟大國，但增長的空間還有多大？令人不安的是普通百姓從經濟增長中分享到的份額越來越少，“富有”二字似乎越來越遠。“奴”和“被”這兩個字倒是成為不少人的寫照，“被代表”、“被平均”的“房奴”、“卡奴”、“孩奴”們的怨氣可想而知。更令人不安的是，連成為某種“奴”都求之不得者的戾氣在虛擬與現實的空間裏積聚、徘徊……
為今之計有上、中、下三策，上策是分析問題求得共識，中策是盡量“維穩”推遲崩盤，下策是“砸爛一切”。本書就是探求共識之作。
中國的自然條件適於農耕文明，該文明可以承載大量的人口，並提供相對安逸的生活，但需要“大政府”提供豐富的公共產品。所以，幾千年來中國社會都沒有跳出王朝更迭的“死循環”，直到被足以亡國滅種的外力打破。在自然條件迥異的歐洲，君王隻能與教會“狼狽為奸”分享權力。神權統治的極度嚴酷和貪得無厭，招致“文藝複興”運動的全麵清算。其後，被改頭換麵的“新教”又成為新興工商勢力反抗君權的精神武器。
1840年以來的經曆不堪回首，今天中華民族早已遠離“最危急的時刻”並且日益強大、富裕了起來，但落後挨打的根源沒有找到總是讓人不安。中國為什麼從絕對領先變為極度落後？古老的文化傳統能支持中華民族從追趕者變為領跑者嗎？更直白地說，是不是中國的文化基因中潛藏著某種不治之症？改革開放三十年的神速進步是否已經無法延續？五千年的文化傳統是不是難以甩掉的包袱？
誰說中國人缺乏自省意識，誰說我們保守固執，一百五十年來國人從沒有停止過反思並且勇於試錯，流血漂杵也在所不惜，隻要能讓中國富強，雖九死而不悔。康有為的改良之路不通，孫中山率眾終結了千年帝製；軍閥混戰、外族入侵，數千萬生命換來民主建國；抗美援朝，兩彈一星，我們擺脫了被開除“球籍”的厄運；改革解放了生產力，中國製造冠絕全球……從鴉片戰爭到現在不過一百七十年，隻相當於清朝壽命的一半，與夏、商、周跨越的時間更是無法相比。盡管代價慘痛，我們還是應為一百多年來的進步感到欣慰。
一百多年來，聰明好學的中國人一直在尋找導師。日本維新、英美立憲、蘇俄革命都曾被我們借鑒。改革之初，首批走出國門者肯定深受刺激。在國內，不要說缺衣少食、一個“工分”隻有幾分錢的農村，當時的城裏人吃塊豆腐都要憑票、排隊，而且還得等到年節才有供應。文藝作品裏的好市長就是讓市民吃到豆腐。而美國超市裏是什麼景象：人高馬大的“老外”推著購物車，在商品的海洋裏隨意抓取，瀟灑地刷卡付賬，然後開著後備箱塞滿貨物的私家車馳往帶花園的House……“世界上還有三分之二的受苦人等待我們去解放”，這樣的宣傳頓時顯得蒼白。20世紀80年代，武克鋼1①第一次走出國門時去的是新加坡，那裏的繁榮、進步讓一行人震驚，一致認為“五十年以後中國也沒有城市能達到新加坡的水平”。也難怪當年有那麼多人舍死忘生、不擇手段地爭取留在海外。人生苦短呀，改變不了國家就改變自己的命運吧！但也有許多人回來了，他們心中深藏著這樣的夢想：讓美國的今天成為中國的明天。我們應當感謝他們，三十年後再也不會有國人在美國超市被“洗腦”了，倒是華人在奢侈品店“掃貨”的場麵可以給洋人“洗頭”了。
但是這一代人也有鮮明的曆史局限，生長在紅旗下的他們對中國傳統文化的認識基本來自“批林、批孔”運動，“三綱五常”、“中庸之道”在他們腦海裏是一堆“四舊”、破爛貨。歐美發達的物質文明和人性化的製度安排令“老海龜”傾倒，成為自由經濟的“原教旨主義者”，主張全盤西化、全盤照搬，政府什麼都不要管。與他們截然不同的“新生代”（也就是人們常說的80後、90後）沒體驗過計劃經濟、沒來得及看世界，是初入經濟社會的“菜鳥級”玩家。享受著市場經濟果實成長起來的“新生代”是充滿矛盾的一代：一麵朦朧地羨慕大鍋飯、低物價、包分配、分房子，卻決不可能忍受領幾十元月薪、“排隊”到三四十歲才“搶”到筒子樓裏的一間房，在樓道裏用煤球爐做飯，隻能使用公用水房和衛生間……“老海龜”非富即貴，“新生代”人多勢眾。前者像《大話西遊》裏的唐僧，在公眾右耳畔不厭其煩地鼓吹自由化、放鬆管製、國際慣例，後者則像牛魔王一樣在人們的左耳畔吼天罵地。
其實，“老海龜”與“新生代”都是有良知的、愛國的，但缺少的是共識。他們同在一片藍天下，正如一百五十年前美國的北方和南方，北方人從星空中讀到天賦人權的神聖，南方人讀到的則是奴隸製的天經地義。
改革開放的“政策紅利”已在持續一二十年的高增長中被耗盡，隻有進一步的變革才能為更加宏偉的大廈構築起製度的基石。另外，中國在經濟上對美國的“模仿秀”也已觸碰到資源瓶頸，小小的地球承受不了十幾億人過上美式生活。也就是說，中國發展的模式及目標都需要大幅修正。奧馬巴聲言美國不做二流國家，中國走模仿之路到頭也就是個“小二”，值嗎？
下麵，讓我們從對近代中國落後挨打原因的幾種假說開始。
一、落後的金融是原因嗎
從技術層麵找原因總是相對容易些，最近流行的一種說法將中國落後的根源歸結於沒有發達的金融體係，代表人物是陳誌武教授。封建政府隻知一味往國庫裏存錢，明末國庫藏銀1300萬兩，乾隆朝鼎盛時期達到7000萬兩。不僅是中國，印度、土耳其等國家也都大量藏金，而英、法、西、荷、意、美等列強的政府都負債累累。結果卻是擅長攢錢的一敗塗地，大膽虧空的橫行世界……其實，執此觀點的金融專家隻是說對了現象而沒有揭示本質。
幾百年前，金銀是流通貨幣。政府大量囤積金銀與今天央行提高存款準備金率異曲同工，都是在收緊銀根。相反，美英等國政府的國債本質上是有價證券，是可以交易、流通的，在相當程度上具有貨幣的功能，政府的借貸行為反而向實體經濟注入了流動性。世界上最早的證券交易所裏主要的品種就是國債。其中的道理很簡單，在規範的上市公司出現之前，政府是唯一具備足夠信譽的證券發行主體。另外，國債持有者隻有到期才能拿回本利，如果中途需要用錢就得尋求變現。而資金富裕者也願意折價購買沒有到期的國債，以便從中牟利。所以，當國債發行達到一定規模後，就會自發形成交易市場。有意思的是，中國最早的一批證券玩家，比如上海的“楊百萬”也是從收購“國庫券”起步的。
從金融角度來看，中外之間呈現兩正兩反的對應關係。第一對是清王朝不能像英、美政府那樣融到充足的資金來發展經濟、增強武力。這是落後挨打的重要原因。第二對是清政府囤積的金銀收緊了市場的流動性，而英美的國債卻向市場注入流動性。戰敗賠款及太平天國、義和團運動造成的巨大財政危機，使通貨緊縮更加嚴重。如果把清王朝覆滅這事兒比喻為一張紙，正麵是政治垮台，背麵則是經濟破產。
陳誌武教授擺對了現象：“國庫裏金銀萬貫的國家今天基本貧窮落後，靠發國債發展的國家今天基本民主富強”，但卻搞錯了因果。如果真的那麼簡單，清政府隻要大力發展金融，到處借錢就能夠改變四萬萬人的命運！更有意思的是，陳誌武教授還認為靠借錢度日的政府對民眾自然低聲下氣，國庫充實的國家當然不會搞民主。也難怪，金融專家不由自主地把金融的作用看得高於一切。
其實清政府很想發行國債，而且還真的發行了幾次。但按照封建禮教“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國債的發行者和持有者為主仆關係，談何契約精神？主子為錢發愁，這叫主憂臣辱，奴才自當將家財獻上為主分憂。退一步說，就算錢是“借”的，奴才何敢要利息？如果主子連本金都還不上，臣子敢催債讓皇上難堪嗎？那可就用上“主辱臣死”這句話了，“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結果，清政府想效法英、美發行的國債異化為強製捐獻和變相“賣官”，結果是一地雞毛。1894年，清政府在甲午戰爭賠款的巨大壓力下，倉促發行首輪國債。而且自作聰明地給予認購一萬兩以上者封賜虛銜，最後隻籌到1000多萬兩銀子。四年後，又發行一億兩十年期國債，自親王以下紛紛“認捐”表示效忠，得到破格提拔者不計其數。這也罷了，官員們不僅自己“捐”錢，還為撈取“政績”在治下大行攤派、勒索，搞得民怨沸騰。折騰了半天還是隻籌到白銀1000多萬兩。可見，清政府不是不想借，而是沒法借。後來，清政府倒是從西方列強那裏借了不少債。但人家一不是你的奴才，可以理直氣壯地將本求利；二用你的海關收入做抵押；三有堅船利炮為依托不怕你賴賬。所以說，自由、平等、尊重私人財產的社會環境是發展金融的基礎條件。
戰敗賠款造成的通貨緊縮進一步傷害了中國本已脆弱的經濟肌體。既然發行國債行不通，清政府為何不像格林斯潘那樣發行紙幣？世界上最早的紙幣不是宋朝時就在中國出現了嗎？其中的道理與國債難以發行是一樣的。如果紙幣由政府發行，持有者就是發行者的債權人並且有權力隨時要求兌換貴金屬（幣）。拿著錢莊的銀票可以理直氣壯地要求兌換，拿著皇上發的紙幣，要求兌換金、銀，官府不給兌換怎麼辦？其實，中國人不僅發明了紙幣，而且迅速進入紙幣的高級階段——信用貨幣。宋朝政府濫發紙幣的力度遠遠超過今天的美國！誰說中國人隻會發明火藥和餃子？中國人在金融方麵的創新能力也冠絕全世界。但在封建專治下，金融創新如果沒有胎死腹中，就隻會給社會經濟帶來損害與動蕩。
說到清朝末年的中國金融倒也出現過局部的“繁榮”，那就是上海作為遠東金融中心的盛極一時。但因清政府根本無力監管，白白讓洋人從本來就不富裕的中國抽走數千萬兩白銀，投入什麼“南洋橡膠園”之類的鬼生意。
所以說，金融體係的不健全是封建專製的結果而不是原因。英、法皇權衰落，美國根本沒有皇權，所以金融業才能發展起來。而在封建專製下，中國根本不可能有發達的金融體係。英、美政府不是因為借了錢而低聲下氣，而是因為低聲下氣才借得到錢，亞洲諸國不是因為金融不發達而專製，而是因為專製發展不了金融。金融的力量不小，但製度的力量更大！
二、缺乏科學精神是原因嗎
還有一種流傳更廣、流傳時間更久的說法：中國人缺乏科學精神，四大發明都是技術。其實，在人類探索科學真理的早期，不僅“科學”與“技術”無法區分，就連“科學”與“迷信”也常常混為一談。
古希臘的畢達哥拉斯發現勾股定理後認為是神授，斬百頭牛祭祀，故該定理又稱“百牛定理”。更有甚者，畢達哥拉斯學派具有極為濃厚的神秘宗教色彩，門徒要宣誓守秘並終身不能背叛師祖。畢達哥拉斯的一個學生希帕索斯發現了無理數，打破了老師“宇宙萬物皆為整數與整數之比”的信條，居然因此丟掉了性命！畢達哥拉斯的“科學精神”何在？
中國在商代就發現“勾三、股四、弦五”。與畢達哥拉斯學派發現“正方形的對角線不是有理數”時的驚慌失措不同，中國人坦然地接受了那些“開不盡”的無理數。三國時代的數學家劉徽在《九章算術》中提出無理數的概念（作者稱之為“麵”）：“若開方不盡者，為不可開。”雖然沒有嚴格證明更沒有進一步形成係統的理論，但說古希臘畢達哥拉斯的“科學精神”比中國劉徽強就很可笑了。劉徽怎麼說也是位可敬的學者，畢達哥拉斯在今天足以被定性為“邪教”。拿個勾股定理裝神弄鬼，又是殺牛又是殺人，還不夠邪嗎？
科學與技術都源自人類的創造力。技術常常是冰山之一角，科學則是海平麵下巨大的山體。沒人會說美國的航天飛機隻用技術，背後沒有科學做基礎。每個民族創造力的側重點或許有些差別，比如日本可以造出世界一流的電器和汽車，但除了方便麵幾乎沒有發明任何一種全新的產品，在基礎科學方麵的建樹更是遠遜於美國。當然，日本人在模仿的基礎上實現品質上的超越和資源的節約也是了不起的創造。比如錄像機不是日本人發明的，早期的錄像機要100萬美元一套，連規模不大的電視台都買不起。後來，日本人匪夷所思地造出成本隻有幾千美元的錄像機，並且價格還一再壓低。真正做到了“把電器賣得像水一樣便宜”。
中國人可以說兼具美國和日本的長處。李冰父子修“都江堰”不可能沒有幾何、流體力學、工程學等深厚、完備的科學知識為基礎。而且這些科學知識肯定是中國人原創，絕非從歐幾裏得和畢達哥拉斯那裏“泊來”！近十年來，越來越驚人的“中國價格”，即使剔除勞動力成本超低這個因素，仍然可以讓日本人望塵莫及。
對中國科學素質最極端的誤解在醫學領域，認為中醫根本不是科學，完全是些散亂的經驗和玄學的胡說八道。廢除中醫教學，禁止中醫療法的呼聲起起落落從未完全消散。暫且不說“新文化運動”時期也不說新中國成立之初，進入新千年還出現過一輪貶損中醫的聲浪。
那麼西方人自古以來享受了什麼優於中國人的、“科學”的醫療待遇呢？放血，曾被西方當做包治百病的療法施行了三千多年，到19世紀仍然盛行。甚至到20世紀還被用於治療肺炎！西方的理發店一般兼營放血，沾血的布條被掛在門口做幌子，今天發廊門口的霓虹燈就是血布條的“升級版”。英語中“理發店”（Barbershop中“bar”這個詞根是“彩色旗幟”的意思，無疑指代著血染的布條）這個詞還留有“血腥”。失血使人感到虛弱、昏昏欲睡，除了心理作用之外還迫使病人臥床靜養，如能康複完全是因為命大。在多數情況下放血相當於謀殺，帝王將相也無從幸免。法國皇帝路易十五放幹身上的血仍然死於天花，華盛頓僅因為喉嚨微痛先後被隨從、私人醫生和“國寶級名醫”放掉身體裏一半的血！兩千多年前的關羽身中毒箭能接受“刮骨療毒”，還享用口服麻藥“麻沸散”。如果說華佗神跡有誇大的成分，那普通的鄉間郎中依《湯頭歌訣》治個頭痛腦熱還是不成問題的，甚至牛馬有疾也能得到有效的醫治。也就是說，在19世紀之前的數千年間，西方人“享受”的“醫療”水準，包括法國君主、美國國父，都遠遠落後於中國的平民百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