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說，中國人的科學精神不輸於世界上任何一個民族。
三、宗教信仰是原因嗎
對落後挨打最“深刻”的反思認為中國缺乏“好的”宗教信仰，連今天的市場經濟也不是“好的市場經濟”。其實，一百多年前康有為就發現了這個問題，而且這位康聖人明白中國不可能立基督教為國教。於是，他試圖力挺儒家思想為宗教以改良社會。當時儒家思想正飽受質疑，康有為的倒行逆施幾乎讓自己身敗名裂，不合時宜的拔高令“孔孟之道”倍加蒙羞。本想將孔子神化的康有為，卻誘發了儒家思想近一個世紀的“被垃圾”。
工商文明與宗教的淵源的確極深，但卻不像精英們想象得那麼“浪漫”。
天下的政府與各自管轄的民眾總是匹配的，否則遲早會被推翻，正所謂“天之所棄，不過其紀”。古今中外的政體都是人民的選擇，即便是獨裁專製政體也是如此。比如封建專製，皇帝不過是個“孤家寡人”，憑什麼發號施令？都不聽他的不就完了！希特勒不過是個奧地利小個子，“元首”的權威從何談起？
不同種族的確存在個性差異，但政治體製選擇的主要依據還是經濟基礎。亞裏士多德曾誇口：野蠻民族比希臘民族更富於奴性，亞洲蠻族又比歐洲蠻族富於奴性，所以他們常常忍受專製而不起來叛亂。但在他去世近兩千年後，托馬斯·費爾默在1680年發表的《族長製》中仍然堅信“帝王的神權”是“自然的權利”，“可以支配臣民的生命、自由和財產”。這與中國的“君權神授”論有多大區別？照這條路走下去，當然不可能孕育出資本主義工商文明。與費爾默的奴顏婢膝相比，孟子的“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奴性何在？
可以這樣說，“君權神授”與“天賦人權”兩種選擇都曾擺在東方人和西方人麵前，決定最終結果的還是經濟基礎。歐洲以遊牧為主的自然經濟模式與中國的純農耕模式不同。遊牧民族流動著追逐水草，產品交換發達。就社會整體而言，貿易、遠航、探險與征服都是必需的。遊牧民族的君主專製從根本上缺乏牢固的政治、經濟及物質基礎。所以，歐州的君王們對宗教的借重遠勝於中國皇帝。當一部分民眾“先富起來”以後，不甘心受製於人，便也從宗教角度尋求“維權”的理論依據。基督教原本就是“窮人的宗教”，誕生千年以後又被“修正”出這樣的教義：上帝指給你致富之道（上帝當然不會讓你傷害自己或其他人的靈魂），不尊從就是拒絕做上帝的仆人。既然是“奉旨發財”，當然可以享有財富，君王無權幹涉上帝的賜予！壓迫者（指不開明的君王）是反上帝的，是惡魔的代理人……托馬斯·費爾默洞若觀火地寫到：
“人生來就有天賦的自由，不該受任何壓製，並且可以自由選擇他們喜歡的政府。任何一個人統治其他人的權力，最終要根據群眾的意見來授與……”這種說法因豪爽地把自由給予最微賤的人而被到處熱切地歡迎。這些理論首先在神學院產生，後來受到教皇擁護者的縱容……那幫陰險的神學家，一心要把國王置於教皇之下。他們認為最妥當的辦法是把人民提高到國王之上。
國王在民眾之下，而教會在民眾之上，國王不就是教會的“孫子”了！？費爾默的陰謀論不見得完全正確，但自由、民主、平等這些觀念的確是神權為對抗君權而最早被提出來的。讓無數精英羨慕的“資本主義工商文明”確實源於宗教，馬克斯·韋伯（Max Weber）的著名論點是：清教徒思想（Protestantism）是資本主義發展的基礎（《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1922年，800位實業家在美國費城集會後發表一項共識：“我們的忠心首先是對上帝，其次是對合眾國。我們的國家的建立，是對造物主信仰的表現。”利用神權“克”掉君權後，資本的權利（也就是以出資比例為分享利潤份額的主要依據）並沒有立即樹立起來。“食利者”的典型形象就是《威尼斯商人》中那個放高利貸的猶太人。在亞當·斯密時代，對雇主與工人、利潤與工資是不加區別的。辛勤勞動是為了贖亞當與夏娃的罪，不勞而獲、奢侈享受都是違背上帝意誌的。資本獲得至高無上的地位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六十年間發生的事。
上帝連吃利息都不允許，發達的金融市場怎麼會有他老人家的功勞？不是基督教孕育了工商文明，而是隨著工商文明的發展，其在思想界的代言人，如德國的馬丁·路德和法國的讓·加爾文，修正了基督教義。
我們不去討論宗教信仰的狹義定義，而從廣義上講信仰是無處不在的。如果你身在北京，一個剛由重慶飛來的人告訴你重慶在下雨。如果你上網核實，或者打電話問身在重慶的朋友，那麼你是以科學的態度對待這件事情。反之，你直接相信了，這就是信仰！比如，母親堅信兒子聰明過人，成績不好是因為貪玩、粗心，曲折坎坷皆因運氣不好。又如，西方國家在兒童中調查“誰是你最敬佩的人”，答案無一例外都是父親。難道那些半大孩子不知道比爾·蓋茨比當卡車司機的父親富有？奧巴馬比當小職員的父親權力大？人的精神世界裏有許多這種不需求證也無法求證的東西，先驗地被信以為真，這些都可以在廣義上稱為信仰。馬丁·路德的“因信稱義”說的核心就是通過信仰而得救。他說“任何事都依賴於信心。如果一個人必須穿越海洋，卻不相信舟船能將他送達彼岸，隻能待在原地，永遠不能得救”。總之，信仰是人生脫離不開、卻得不到理性充分支撐的那些信條。比如今天的人出行經常乘坐飛機，從絕對理性角度來說是不安全的，但大家認為“不會那麼巧……”這與馬丁·路德那個乘船渡海的比喻在本質上是相同的。
中國人理性有餘、實用主義深入骨髓，信仰、信賴相對稀少，這的確是缺點，但仍然不是落後挨打的原因。
四、韋伯與李約瑟之問
馬克斯·韋伯很早就提出了一個著名的問題：為什麼資本主義沒有在中國發展呢？更加著名的是所謂的“李約瑟問題”，即中國古代發達的技術並未導致科學的出現，其原因是什麼？答案也許就在馬克斯·韋伯提出問題的那本書的書名裏——《中國的宗教：儒教與道教》。儒家思想既然是係統、完整的信仰體係，韋伯想當然地將其直接視為宗教。但中國的情況與西方完全不同。排斥異教、權威超過君王的教皇，龐大且地位極高的僧侶階層，這兩者是中國所沒有的。佛教在中國也曾一度強勢，並享有特權，但很快就被君權壓製住了。韋伯認為“儒教”的負麵影響有三：反對技術的革新，禁止買賣土地，宗法關係。其實，舊時西方宗教也視革新如洪水猛獸，教皇會支持日心說、血液血循環理論、進化論嗎？新教就是為了反抗精神壓迫而發展起來的，科學是唯一的武器且足以致對手於死命。至於買賣土地更是“選擇性失明”，歐洲中世紀的農奴不可以買賣土地，中國人在這方麵的自由大得多。宗法關係、家庭利益在所有國家的一切文化裏都是人倫的重中之重。巴爾紮克筆下的《高老頭》不就是宗法觀念的代表嗎？歐洲的所謂“王族”至今仍然延續不絕，傳承有序，不是宗法是什麼？是孔子還是孟子教他們的？韋伯對中國問題的結論是因果倒置的，沒有一種舊權威會開明地縱容試圖替代自己的新勢力，別忘了英王和法王都是被處死的。新生力量的破土而出完全取決於與舊勢力的力量對比。
17世紀英國資本主義經濟已經獲得相當大的發展，新興的工業部門和國際貿易初具規模。國王查理一世不得不批準於1626年召開議會，而議員居然一再否決國王的征稅詔令。議會還組織了軍隊與國王的軍隊作戰，最終於1649年把查理一世送上斷頭台。就在查理一世掉頭五年前，李自成逼死了崇禎皇帝，不同之處在於，“闖王”的軍隊是純粹的農民起義軍，農家子弟克倫威爾率領的卻是工商資本主義議會軍隊。所以，處死查理一世後沒有什麼“大順皇帝”登基，而是宣布成立共和國。更有意思的是英國人並沒有把浴血奮戰得來的發展資本主義工商業的自由給“小兄弟”美國。最終，還是美國人打出了自己的獨立。
新勢力的崛起要從本國社會經濟的發展進程中尋找原因。韋伯在另一本書裏將政治支配和權威歸納為三種形式：文化魅力（核心價值觀或宗教）、傳統權威（宗主、父權）或官僚體係（國家機器）。韋伯認為曆史上的統治者與被統治者間的關係是上述三種基本關係的混合。中國古代社會的“超穩結構”正在於支撐君主權威的三種形式非常健全和均衡。特別是“魅力四射”的儒家思想，對人性的扭曲小（如果對此有異議請與天主教對比）、寬容、不強加於人，故從內部激起的反抗力也相對較小。而今天中國官方的權威則偏重於國家機器，這是三種方式中成本最高的。
康有為捧儒學為“儒教”有賦予孔子神權，然後用神權來稀釋君權、改良社會之意。今天的中國，仍有人對“有教堂的資本主義”和“鼓勵人們為榮耀上帝而發財的”基督教新教崇拜得五體投地，恨不能立之為中國的國教。
我們不應貶低西方文明對人類的貢獻，也沒必要把中國的過去說得一無是處。比如，一提起儒家思想就批“三綱五常”、“三從四德”，那些東西的確不適用於當代了。基督教也曾長期要求婦女對丈夫絕對服從，理由是：夏娃的罪孽比亞當大。西方婦女地位的提高隻是近代的事，人家的“四舊”可以改，儒家思想為什麼不可以有與時俱進的資格？
從民族性和文化傳統方麵看，對個人自由的崇尚程度是東西方曆史進程差異的重要原因。基督教通過對人的二元解析，把人分裂為內在的和外在的“兩個人”，“外在的人”服從世俗秩序也就是歸國王管；“內在的人”隻受上帝支配，實際上受“上帝的代理人”——教會管轄。塞涅卡1①認為奴役分外在的和內在的兩種，外在的奴役僅涉及人的肉體，人的精神仍然可以是自由的；內在的奴役使人淪為欲望的俘虜，這才是真正的奴隸。所以，戴枷鎖的奴隸如果有自由的精神就是自由的，他的主人卻可能是貪婪或情欲的奴隸。這種帶有“阿Q精神勝利”的學說非常容易在底層民眾中流傳。黑格爾將斯賓諾莎2②的實體說和費希特3③的主體論融會貫通達至最高境界，建立實體即主體的理論體係。簡單地說，人的實體就是肉體，主體是心靈，兩者合二為一就是人。根據黑格爾的學說，主體是高於實體的，包括君王在內的一切統治者及任何形式的政府、國家機器的管轄權都僅限於實體。如果主體隻受上帝的支配，且人人都學會“仰望星空”來直接聽命於上天，豈不就獲得了心靈的自由。套用評書裏痞子的話就是：“上帝行大，我行二。”綜上所述，回答韋伯與李約瑟之問的最佳答案是近五百年來西方自由主義的盛行。自由主義強調內在精神至高無上的獨立性，既是抗拒君權的理論基礎，又能與神權分庭抗禮。個人奮鬥被尊重、被激勵，創造出眾多的科技成果，也是資本主義工商文明的基石。
但不論集體主義還是自由主義都不是無條件正確的。在君權沒落、宗教信仰趨於淡化的今天，個人的自由觀念被無限地解放了出來。在世界範圍內，自由主義已經矯枉過正了。
五、經濟基礎決定一切
在經濟學界一直流傳著所謂“資源的詛咒”理論，即擁有豐富自然資源的國家在政治、經濟、科技諸多方麵容易缺乏變革、創新的動力。通俗地說，負重的車子跑不動，資源豐富的國家進步慢。在不同的年代有各自的典型案例。20世紀60年代荷蘭海域發現了豐富的天然氣，資源出口收益巨增，而本幣升值使工業品國際競爭力下降。這種現象被稱為“荷蘭病”。後來人們又總結出“石油政治學定律”，大意是石油豐富的國家政治、經濟趨於“右傾”，且“右傾”的程度與油價正相關。就拿中東諸國來說，石油資源相對較少的伊朗、伊拉克早已爆發革命，而石油資源豐富的沙特、科威特、阿聯酋等國還在“國王”或“酋長”的統治之下。又如俄羅斯對外開放的積極性常常與油價成反比，油價越高？越強硬。
孕育了中華民族的這塊土地氣候溫和、土地肥沃，中原地區冬天不會有零下四十度的嚴寒、夏天不會有零上四十度的酷熱，沒有颶風，火山地震相對較少……農耕模式可以承載的更多人口，居民生活質量也相對較高。那些遊牧民族不是天然地想“遊”，而是氣候條件決定了他們腳下的土地不能養活他們，隻好“追逐水草”。農耕模式確定以後，其他的一切都要與之“適配”。比如要盡量減少動蕩，莊稼種下去至少半年以後才能收割，每一茬糧食的收獲都性命攸關；隨著人口的繁衍，土地壓力增加，需要精耕細作，種植技術代代相傳；定居以後河道的改變是災難性的，必須“治水”；“耕讀傳家”者怎敵“馬背上的民族”，必須由中央集權政府組織強大的國防軍。早在春秋時代就有每八百戶人家提供、給養一乘兵車的慣例，故有“千乘之國”、“萬乘之君”的提法。據估算，漢、唐的常備軍在50萬人左右，保有如此規模吃糧當兵的軍隊需要強大的國力。用現代政治經濟學的提法就是政府要提供“公共產品”，而農耕國度需要的公共產品多而且貴，隻有“大政府”才能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