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人都認為有形的財富是真正寶貴的，無形的信息僅在能夠帶來有形的收益時才有價值。比如，科學是第一生產力，是因為科學能指導人們創造財富。那麼，又是什麼推動科學的探索？什麼推動科技成果的轉化呢？是製度，製度才是真正的第一生產力。
創造財富經常被比喻為做蛋糕，“把蛋糕做大”曾經被當成解決一切問題的靈丹妙藥。“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口號在執行中蛻變為“效益優先，擱置公平”。以發展平息紛爭的確頗有成效，原來“大鍋飯”時代每個人的月薪都是30元，後來工廠承包，工人每月拿300元工資，生活水平當然提高了不少，也就沒人計較廠長憑什麼賺了幾十萬元。再過些年，工廠被“私有化”、廠長成了身家過億的“董事長”；原來的工人下崗，從社會上招的工人月薪1000多元……如今，蛋糕進一步做大的空間已經不大，而分配問題已經到了不得不解決的地步：沒有公平，就沒有效率！
一個小例子就可以說明製度的神奇。假設八個人做蛋糕，然後分食，做之前就應約定大家可以接受的分配方案。怎樣保證公平呢？儒家的思路是提倡“溫、良、恭、儉、讓”，從娃娃起灌輸“融四歲、能讓梨”；法家則力圖以嚴刑峻法消滅一切私弊；近現代盛行的“叢林法則”是憑“武功”高低分配……其實最經濟的辦法就是：蛋糕做好之後，由一個人操刀切蛋糕並規定這個人最後一個拿。如果大家都很謙讓，切蛋糕者最終會得到最大的一塊，從而違反了他的本意。反之，如果人人都很自私，切蛋糕者拿到的將是最小的一塊，這當然也非其所願。在這樣的製度安排之下，對切蛋糕的人來說（不管無私還是自私），他會小心地把蛋糕切得很均勻，使最大塊與最小塊之間的差別盡可能小。就是這樣一個小小的製度安排，不需教育、不用監督、不論人性的善惡都可以保證分配的公平，並且所有的人都沒有怨言。
當大家都很餓的時候，隻要有的吃，可以不計較別人分得更大的一塊。那種情況下可以講“效率優先”。溫飽之後，如果分配方式不令人信服，人們就沒興趣把蛋糕做得更大，此時要優先考慮的應當是公平。
一、買賣雙方可以雙贏嗎
許多中國人信奉“無商不奸”，消費者與商家永遠是你死我活的天敵。其實，在市場經濟下，兩者在多數時候都是雙贏的。理解這點需從邊際思維說起。
不知是否與平均主義根深蒂固有關，國人十分在意“平均數”。兩個老街坊，一家做生意每年賺100萬元，另一家殘障人士靠低保維生，如果寫個報道說“兩戶年平均收入達到50萬元”是多麼荒謬。
“邊際”是舶來的一種思維方式，它研究的是在存量基礎上與每一單位增量相關的得失。“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這句話就是十足的邊際思維：駱駝背上已經有小山一樣的大草垛，但每一根新增加上去的草具有不同的邊際效果。最終，出現那麼一根草，加上去駱駝就撐不住了。再打個比方，大學生在大學四年每一年都獲得知識上的收益，但最後一年的作用大大超過前三年。因為，完成這一年的學習就畢業了，就可以拿著文憑去找工作了。我們常說功虧一簣，這最後一“簣”的重要性比前麵所有的“簣”要多得多。
邊際思維在分析經濟問題時最常用的三個概念是邊際成本、邊際收益和邊際效益。
邊際成本和邊際效益比較容易理解，就是每增加一單位產品需付出的成本和取得的收益。假設一位退休大媽辦個“小飯桌”，為附近的小學生提供午飯。開始時有5個孩子，準備午餐的直接成本是30元（不計算人工、折舊），總收費是50元。當第6個、第7個孩子加入時，大媽隻需分別增加5元、4元的直接成本就足夠了。那麼，為第6個孩子提供午餐的邊際成本就是5元，第7個是4元，而邊際收益均為10元。小飯桌規模達到7人時，大媽的總盈餘達到31元（7×10-39）。當第8個孩子加入時，大媽需要花10元錢雇“鍾點工”幫忙，買菜錢也要增加3元。那麼，為第8個孩子提供午飯的邊際成本達到13元，而邊際收益僅為10元。因此，大媽的總盈餘下滑3元，落至28元（8×10-52）。僅從經濟角度講，大媽願意接納第8個孩子有兩個原因：第一，競爭激烈，攬客不易，今天8個，明天走一個就隻有7個了；第二，家裏比較寬敞，在一名鍾點工的幫助下，最多可以接納12個孩子。假設第9、10、11、12四個孩子每人的邊際成本都是3.5元，邊際收益都是10元，大媽這個“小生意”的最大盈餘是54元（12×10-66），扣除節假日，全年收益近萬元。從上麵簡單的例子可以觀察到邊際成本變化的一般規律：隨著產量增加呈現縮減趨勢，直到在某個極限處出現“暴增”，隨後會以更陡峭的斜率下降，並逐漸趨於平緩。一家按年產一百萬輛設計的汽車廠要將產能擴大一倍，需新建廠房、訂購安裝新流水線……連職工宿舍、食堂、澡堂都要擴建或新建。所以，第一百萬零一輛車的邊際成本是天文數字，但如果產品暢銷，產能迅速釋放，邊際成本會魔術般地降低。這正是當年亨利·福特起家的秘訣。
邊際效益的理解需要“腦筋大轉彎”，因為它與人的主觀感受相關。邊際效益量化的辦法是：人們為了多獲得一單位某種商品所願支付的最高價格。假如問一個愛吃肯德基的女孩兒，當你快餓暈過去時，最多願意花多少錢買一個香辣雞腿漢堡呢？“50元”，她說。好，假設你吃完了還有些餓，你最多願意花多少錢買一個漢堡呢？“10元”，她說。“好，我隻賣你8元，再吃一個吧”。假設女孩兒的胃口很大，吃下兩個漢堡後還能吃一個，但她這時最多隻願意花2元錢。因為漢堡出爐一段時間之後沒售出就得銷毀，聰明的老板以2元賣出第三個。“好，你已經吃了3個漢堡，第4個呢？”“最少給我100元我才會吃第4個！”同樣的漢堡，在同一時間、地點，麵對同一位消費者，第1、2、3、4個漢堡的遭遇卻有天壤之別。問題不在漢堡而在人性，貪婪體現在品種而不是數量上。不斷買新衣服的是購物狂人，重複買同一件衣服的是精神病人。對人類而言，邊際效益總是遞減的，這個秘密於1871年由門格爾最早發現。
下麵引入一個重要的概念：消費者剩餘（或稱交易剩餘）。當上麵那個女孩兒願意花50元時，一個漢堡的實際售價僅為10元（這是她獲取每個漢堡的邊際成本）。這種情況下，女孩兒會很滿意，如果將她的滿意量化那就是40元（即50元減10元）。對消費者來講，邊際效益與邊際成本的差值就是消費者剩餘。對商家來說，假設每個漢堡的邊際成本是6元，邊際收益是10元。那麼，肯德基在給那個女孩兒提供40元消費者剩餘之後還獲得贏利4元。中國民間講“無奸不商、無商不奸”太偏頗了，商家與消費者時時刻刻地在雙贏。更廣義地說，市場經濟中一切交易都需以雙贏為基礎。比如中東國家盛產石油，每桶原油的邊際效益都在下降。而工業化國家石油不夠用，美國、中國一半的石油需要進口，日本則是全部。原油輸出國與進口國之間當然是雙贏的，否則根本不會交易。
邊際效益與邊際收益是有區別的。前者是我們為獲得某物所願付出的最高代價，帶有相當的主觀性。邊際收益是我們出售某物所得的客觀度量。從另一個角度說，邊際成本是真金白銀的付出，邊際收益卻是主觀決斷，而交易能否達成取決於後者，這是整個經濟領域的絕妙縮影：主觀判斷總是主宰著客觀經濟世界的運行。
對社會經濟中所有自願交易的雙方來講，他的邊際收益（或邊際效益）肯定大於它的邊際成本，是雙贏的交易。比如，我們從小販處購買了1元錢的白菜，我們的邊際成本和小販的邊際收入都是1元。對小販來說，白菜的邊際成本肯定是小於1元的，所以交易對其有利。我們此時此地的情態決定了白菜對我們的邊際效益大小。如果你收入頗豐，此時又特別想吃白菜，你可能願意花2元錢得到它（千萬不能讓小販知道）。那麼你獲得了1元的邊際效益，在數值上比小販的邊際收益要大。
中國人講凡事都要有度，用邊際思維考慮這個度就是邊際效益與邊際成本相等的地方。還以前麵吃漢堡的女孩兒為例，吃第一個漢堡的邊際效益是50元而邊際成本是10元；第二個分別為10元和8元；第三個均為2元。本例中“第三個漢堡”就是“度”的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