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權”乃最高境界
廣義上說，能滿足人們需求的物質都屬於資源，而經濟學隻有當某種物質稀缺時才將其作為資源來研究。例如，陽光、空氣、水在幾百年前對人類來說是取之不盡的，而今清潔的空氣和水源已經不是“免費的午餐”了。當某種資源變得稀缺時，在此處多占用一分，在其他地方可被利用的該種資源必然減少一分，不同配置方式可以產生巨大的差別，這就值得我們研究了。
資源滿足人的需要稱為效用。效用與滿足該效用消耗的資源的比值稱為效率。既然資源是稀缺的，那麼就應當用這有限的、稀缺的資源盡可能多地滿足人的需要。也就是說要追求高的效率。因而效率就應該是資源配置的評判標準。經濟學的核心問題是稀缺資源的合理配置，而效率被普遍作為評判資源配置的首選指標。
如果僅涉及一個人，資源配置的效率是比較容易評判的。西方經濟學家常用魯濱孫的例子。荒島上的魯濱孫對可利用的資源及自己的體力和技能一目了然，對自己的需要也心知肚明，他可以根據自己的需要安排生產，最大限度地滿足自己的需要，使效率達到最大化。而當島上有了星期五，魯濱孫麵對的資源配置問題就複雜了些許。首先他不可能像了解自己一樣完全了解星期五的需要和能力；其次他需權衡兩個人各自需求得到滿足的次序。讓星期五吃得多一點可能產出更多的食物；而魯濱孫體弱時得到更多食物也很重要，因為他的智慧、判斷力和技術對兩個人的荒島生活尤為重要。涉及數十億人的，日趨一體化的現代經濟社會，比魯濱孫的荒島複雜億萬倍。比如中國的房地產市場，涉及的利益集團有地方政府、開發商、被拆遷戶、購房者、建材商、裝修公司……哪種資源配置方式更有效率？
《論語（子罕）》中說：“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大意是說，可共同學習的同學卻不一定可與之共同追求（理想）；可以共同追求的同道卻不一定可與之共同堅守（原則）；可以共同堅守的戰友卻不一定可與之權衡利益得失。此言在今天依然精辟。同學之間絕少利益衝突，互相幫助、共同探討極大地有利於學業；同事之間就複雜多了，歸納起來不外誰幹得多些、誰拿得多些、誰聽誰的；當事業遇到困難或麵臨誘惑時，是否堅守當初的目標？能否堅持做人做事的原則？有多少表麵上意氣相投的同事能經得起大浪淘沙？除此之外，最最難的還在後頭！
有一個小故事：管仲窮困時和鮑叔牙合夥經商。賺了錢管仲分得多，鮑叔牙認為管仲家貧更需要錢；虧了錢，鮑叔牙也不埋怨，而是說管仲時運不佳。“管鮑分金”就是一個“權”的例子。多少共同創業成就大業的人最終不歡而散就是過不了“權”這一關。
再看一個近代的例子。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英國從破譯的德軍絕密電文中得知曼徹思特將遭大規模轟炸，好在還來得及疏散。但立刻疏散肯定會引起德方懷疑，如果他們因此更換新密碼，英國將很難再次獲得他們的密碼。邱吉爾在權衡利弊之後，決定放棄疏散計劃，這是他漫長政治生涯中一次艱難的抉擇。
經濟學可以用一個“權”字來概括。可以用數學公式表達、計算的東西都由會計師們負責，經濟學家要解決的問題都需要權衡各方利益。比如中國經濟率先複蘇，想分一杯羹的國家於是製造輿論迫使人民幣升值。人民幣升值對中國有利有弊，好處是需要巨量進口的石油、鐵礦石、糧食等大宗商品便宜了，“輸入性通脹”的壓力減緩；壞處是出口產品的競爭力下降，做不下去的外向型企業數量肯定增多，進而引發失業潮。結果是進口貨便宜了，工作卻丟了。鮑叔牙與邱吉爾的大智慧古今罕有，與他們相比經濟學家不過是才智平平的普通人。讓他們去權衡彙率、房地產、股市的方方麵麵實在勉為其難。但是話又說回來，普通人掌握經濟學基本思維方法所進行的“權”說不定比“吃皇糧”的更高明。
二、折現一切
首先要理解機會成本。常言道，有所得必有所失。我們想要得到什麼東西必然要付出相應的代價，比如，我們需付出一定的代價購買商品、為了工作和學習我們得遠離家鄉和親人。人生的每一步都是在“為獲得而放棄”，當你抬起左腳向前邁步的同時就暫時放棄了右腳向前的機會（人不是青蛙，不能兩條腳同時跳著前行）。人們往往隻注意到我們付出後已經擁有的事物，而沒有意識到所付出的事物在未來可能給我們帶來的收益，也就是說，沒有意識到我們所付出的機會成本。機會成本就是我們為了取得某些事物而放棄得到另一些事物的可能性。上文講到經濟學就是一個“權”字，就是權衡怎樣使用稀缺的資源以求獲得最大回報。既然是稀缺的東西，今天用掉了明天就不可能仍然擁有，在此處消耗了彼處就沒的可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