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觀察
作者：張興漢
評審前我是一位好老師。評審之後，我因為職稱受到歧視和排擠，荒廢了後麵寶貴的十年。
我是一個鄉村教師，現已退休，理論水平不高，談不出什麼建設性意見來，但我對職稱評審有過親身的經曆。把這個經曆寫出來，或者也能代表一種意見。
上個世紀50年代後期，祖國教育事業飛速發展，給予了我一個從事教育工作的機會。1958年，我簡師畢業當了教師。那年，我18歲。1988年評審職稱時，我48歲，已從教30年。其中，前10年教小學高年級的語文、數學，後20年教初中的語文、政治。可以毫不謙虛地說，我把最寶貴的年華獻給了教育事業。
可是很遺憾，評審職稱時，我連個中級職稱都沒評上。
當年，我是學校的教學骨幹。我所教的課曆次考試成績都不錯。學校領導每年讓我教初三畢業班。評審職稱時，聯校領導（聯校長陳富生）把我排在中教一級的第一名。可是，當審批名單下來的時候，我傻眼了。中教一級的名單裏沒有我，我是中教二級。一位有中師學曆的同事，出人意料地被評上了中教一級。這位同事教不了主課，一直教副課。他的課時，常常被主課老師“侵占”。他圖清閑，樂得自在，也很少走進課堂。申報名單裏沒有他的名字，他本人也沒有被評上的希望。等評審結果出來，他喜出望外地說，受苦的不掙錢，掙錢的不受苦。這真是千古不變的理兒啊。
我像個受騙的孩子，滿腹不平和委屈，心裏堵上了棉花一樣難受。但一個七尺男兒，怎能為一個職稱長籲短歎呢？我拿起阿Q的法寶，安慰起自己來。
我隻上過六年小學，兩年簡師，不過是個初中二年級的文化水平。教初中已是抬舉我了，又何談一級二級？這樣一想，也算給自己一個台階下，心裏便坦然多了。
於是一切照舊，寫教案、上課、批改作業，像過去的30年一樣。語文、政治是中考科目。為了減輕學生的複習負擔，我除了要講授新課，還得反複翻閱三年的課本，盡量地縮小範圍，把考試重點找準確。其中的辛苦隻有自己知道。農民的孩子出路不多，念書算是最好的一種。我是農民的孩子，也愛這些農民的孩子。為了他們的美好前程，我忘掉了個人的榮辱得失。
豈料，我在學校的處境越來越不妙。評上中級職稱的同事們，課餘時間在一起有說有笑，優越感、幸福感十足。我被冷落一旁。友好被同情和憐憫所代替，周圍的目光變得複雜起來。我感到了無形的壓力，情緒不由得低落。這並不是我的誇張，那個時代過來的人，對此應深有體會。
雖然在人前，我還是裝作無所謂的。但我開始躲避我的同事們，以免遭受他們那種目光。接著來了一位聯校校長，屬於思想活躍、年輕有為的一類。他新人新思想，上任三把火，親自為中心校篩選初三畢業班的老師。這位聯校長了解到我的學曆和職稱，認為我教初三的語文、政治不甚穩妥，教小學甚至也有些問題，便說我年紀大了，分配我代了體育課。我像被人從講台上扔了下來，失落和悲憤充斥著我的內心。但我也明白適者生存的道理。體育就體育，教好體育照樣不錯。農村學校的體育課，不過是學生到操場玩上一堂課。除了滿地的碎石子，操場上沒有一件體育設施。學生們追逐嬉戲，砸個沙包，跳個繩子，便是體育課。已過知天命的我，帶著孩子們在操場上蹦蹦跳跳。我在朔縣師範學過一些體育常識，便利用三分之一的時間給孩子們講一講，比如如何跳高，如何跳遠，如何扔鉛球，如何扔鐵餅，籃球怎麼打等等。對孩子們來說，這不過是畫餅充饑，他們卻聽得十分入迷、專注。我的體育課其他老師不能隨便侵占，這是我的原則。這大約也引起了某些老師和領導的不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