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下半學期開學，學校通知我到8裏外的車道口小學任教。對我來說，這已算不得什麼。車道口學校的校長是我的老相識，非常歡迎我，又叫我代主課，四年級的語文、數學，但我已經心灰意冷。教主課，怕耽誤了孩子們。這位老兄軟纏硬磨，我最終又同意了。第二年（1994年），開學的前兩天，新上任的中心校長薑福到了我家，請我代初三班的語文，並說，聯校長也同意了。我那時已申請了提前退休，就如實對薑福說了。並告訴他另請高明吧。他一聽急了，說了一大堆“幫忙”“麵子”之類的話。剛剛結束的中考，中心校一百多個畢業生，隻走了一個中專，可謂慘不忍睹。
話說到這裏，又是多年的交情，我不好再推辭，就又回到中心校教初三的語文。
1995年3月，教育局批準我提前退休。我還是把這一屆畢業班代完。7月，學生們參加了中考後，我離開了學校。退休時，我是中教二級。
以上便是我在職稱評審製前後的不同遭遇。評審前我是一位好老師。評審之後，我因為職稱受到歧視和排擠，荒廢了後麵寶貴的10年。下麵我談點對職稱製的看法。
在九年義務教育階段，我認為不宜評審職稱，或者不能唯職稱論。原因大致有三。一是，他們做的都是基礎工作，難度和工作量大體一樣，都很辛苦，用職稱來區分有失公允。二是，利益驅動，職稱銅臭味太重，花錢買職稱時有發生。三是，職稱評審的唯文憑化，嚴重挫傷部分優秀老師的積極性（文憑不能完全代表水平，這話大概不是很錯）。而且，職稱決定收入，部分老師失去了平常心。
據我了解，農村學校裏，有職稱的不求進取，但終生受益；沒職稱的灰心喪氣，情緒低落，得過且過。有人引用木匠做風箱的行話來形容：一兩酒，一兩風；二兩酒，二兩風。
有些農村的學校，在校學生越來越少。農民本來收入不高，但為了孩子的前途，舍近求遠，把子女紛紛送到私立學校。如我從教多年的中心校，以前在校學生八百餘名。其中小學五百名，初中三百多名。現在該校學生不足百名。小學七十餘名，初中十八名，初三已空無一人。這種可悲的狀況與學校的管理和老師的工作態度是有直接關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