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次，《辛亥革命烈士詩文選》即將發稿，擔心還有不妥之處，請他再通讀一遍。沒想到他竟然找出多處問題。比如：“豺狼當道，安問狐狸”，原注引《後漢書·張綱傳》，他指出，還有更早的出處，應當引《漢書·孫寶傳》；又如“太白”，旗名，原注引《國策》，他說應引更早的《逸周書》。據沈玉成說：指出這些問題，王仲聞全憑記憶，因為工具書上所記載的出處，都是《後漢書》和《國策》。
王仲聞先生對古籍整理的貢獻最應該大書一筆的是他幫助唐圭璋先生整理《全宋詞》。唐圭璋先生積數十年之功，編纂了這部宋詞總集。唐先生精益求精，約請王先生為《全宋詞》核實材料，加以訂補。又是中華書局的人事部門按著金燦然、王春同誌的指示，與街道再三聯係，這個臨時工就變成長期工，成為事實上的中華書局職工了。
王先生一次次到北京圖書館查閱核對資料，遍翻有關的總集、別集、方誌、類書，甚至筆記、野史，補充了唐先生沒有見到的材料，和唐先生一起切磋磨礪，修訂了唐先生原稿中的許多考據結論，足足用了四年的工夫。王先生的努力，使新版《全宋詞》水平大大提高。唐圭璋先生在他的文章中和談話裏多次提到王仲聞先生的貢獻。到後來，中華書局編輯部的一些人看到王仲聞先生的貢獻，已大大超越一個編輯對書稿的加工，提出是否在“唐圭璋編”後，增加“王仲聞訂補”這樣一個署名。唐圭璋先生欣然同意。此事後來雖然因為政治的原因沒能實現，但一個“臨時工編輯”而“訂補”大專家的大量原稿，最後大專家居然同意與其共同署名，也可見王仲聞先生的學識和貢獻，亦可見中華書局用之得當。
上善若水
我之所以對王春同誌的胸懷和氣魄感觸深刻，還因為我自己也有這樣一個經曆，他也是那樣對待我的。而我那時並不是專家，隻是一個剛畢業、剛參加工作的青年學生。王春並不是因為對哪一個人，哪一件事有好感，才那樣做，而是心中裝著大的事業、大的目標。隻要是對這個大事業、大目標有利，他就會按著黨和國家的政策自覺地、努力地去做。
1966年7月，我在北京大學中文係古典文獻專業畢業，因為“文化大革命”的原因，在學校等待分配。一年多後，分到中華書局做編輯，接下來去部隊農場鍛煉，接下來又去湖北鹹寧五七幹校，直到1972年，才回到中華書局開始業務工作。這時，離大學畢業已有七八年之久。不久，批林批孔、評法批儒開始了。畢業七八年沒有工作，我們這些人就像長久被捆著的戰馬，急於馳騁。看到中央文件中提到的古代作品，聽到傳說的毛澤東講話中引用的古代文獻，油然而生把它們注解出來為工農兵服務的願望，心裏還想，這不就是把中央文件通俗化，幫助老百姓理解嗎？這不就是為工農兵服務嗎？到工農兵中去聽取意見，又大受工農兵歡迎，那就趕快行動吧！
我主持並執筆了《讀〈封建論〉》的寫作，我參與了《活頁文選》的編輯（前十篇都是中央文件提到的“法家”著作），我還評注了《鹽鐵論》，評注了《辛棄疾詞選》……粉碎“四人幫”，王張江姚的陰謀一件件被揭露出來，我深感懊惱，深受打擊，深刻懺悔！
王春同誌問我：批林批孔批周公你不知道嗎？“我真不知道。”
王春同誌問我：說天安門“四五”詩抄是反革命的詩，你是這樣認識的嗎？“不是。”那你為什麼還參加批判這些詩？“我沒有批判。四五事件天安門清場前我還在天安門廣場。我知道大家的情緒。北京市公安局來找中華書局黨委，請中華書局把這些詩注解明白。黨委找到我和其他三四個人，讓我們注解好。我注解的那首剛好在《人民日報》上有過注解，我就一字不差地把《人民日報》的解釋抄了下來。”
我的說明誰相信？王春同誌相信。
他那時還不是中華書局黨委書記，他在《詩刊》社做領導工作。他是我們在幹校改造時的領導，我信任他，我和他說話直來直去，無所顧忌，他相信我的真誠。我那時既不是黨員，也不是幹部。
粉碎“四人幫”後，王春說，他還很年輕，以後還有很多工作要做，需要把那幾年他的表現寫個“說明材料”。
有的領導說，誰也沒說他有什麼問題，他又不是領導幹部，不必寫吧？
王春說，得以黨委的名義給他寫一個，否則多少年後，事過境遷，就說不清了。
這些話，好讓我感動。父母兄弟又如何？
給我寫的“說明材料”上說：“這些小冊子的內容，都是按照當時有關文件指示和‘兩報一刊’社論精神編寫的，必不可免地要存在政治上和理論上的錯誤。”“與當時的曆史條件分不開，責任主要在領導。”“他真誠擁護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方針政策，工作中勤勤懇懇，兢兢業業，政治上積極要求進步……”後麵蓋著“中國共產黨中華書局委員會”的大印。
今天，我翻閱這一頁紙的“說明材料”，心仍然怦怦直跳。
這些話語，是對年輕人的一種大度，一種寬厚，一種信任，是在年輕人即將絕望時投過來的一個微笑。
年輕人該是多麼感激！他們必然會以一種忘我與刻苦的努力回報這寬厚、信任、大度和微笑。
當這些年輕人也老了的時候，在回顧他們的一生時，當會慶幸這人生的厚愛。他們隻會苦惱，無論怎樣做也不能報答這恩情於萬一！
老子說：上善若水。
著名學者陳鼓應先生說，老子用水性比喻上德者的人格。水有三個顯著特性：一柔，但屋簷下點點滴滴的雨水，經過長年累月可以把巨石穿破。二，停留在低下的地方，謙虛、容物。三，滋潤萬物而不與相爭。
王春同誌以他的品德為這句話作出了最好的注解。
王春可能沒有什麼大作，也沒有整理標點過古書，但是他卻重用了寫大作、整理標點古書的人。他也不是學術專家，不是教授學者，但是他在危難中關懷、幫助、救濟過專家教授學者。他沒有疾言厲色，慷慨激昂，爭強好勝，咄咄逼人，但他慈善溫和、設身處地，給人以溫暖，他的話像春雨般滋潤人的心田。他在“文化大革命”中挨過鬥，挨過打，戴過高帽子，遊過街，但他卻以博大的胸懷，無比的慈善，關懷做過錯事的年輕人。天下最緊要的事是人才，王春不正是從事這最緊要事，又卓有成績的專家嗎？一個黨的關鍵是得人心，王春的作為不正是努力給共產黨爭取人心，共同去建設偉大的中國嗎？
王春同誌去世十年了，在他快要離休的時候，他在《以誠待士三十年》一文中寫道：“在即將離休之際，以依依不舍的心情對這些同誌給予我的信任表示衷心的感謝。”
他依依不舍中華書局的同誌，依依不舍同誌們的期望和信任，依依不舍和中華書局同誌們共同奮鬥的事業。
今天，我們可以告慰他的是，中華書局事業蒸蒸日上，業務是中華書局曆史上最好的時期；中華書局一代新人在成長，老同誌、中年同誌、青年同誌，梯次清晰，和諧奮鬥。
薪滅火傳，王春同誌您可以安心地休息了。
（此文寫作時參考了《回憶中華書局》一書中沈玉成、吳翊如二位先生的文章，特此說明）
責任編輯 師力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