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11月1日，晴。
XXX大肆批評，辭鋒甚銳。餘即赴人事科找王春。先問他看我的那篇摘去右派帽子給組織寫的感想怎麼樣。他說：“你講的都是心裏話，都是很好的。”
我就說：“這次關於支援農業生產第一線及精簡機構問題，我沒有能夠好好參加討論。此刻我組正在熱烈討論，並催促大家貼大字報（表態）。我有點為難。要我寫一張大字報，要求讓我去農業生產第一線，或者說到農村去安家落戶嗎？那我決不寫，因為如果這樣寫了，分明是欺騙黨，欺騙群眾。”
王春說：“這樣寫當然不好，但你可以寫一張講摘掉帽子的事情，表示感謝黨，感謝同誌們，最後帶上一筆，說自己受年齡和體力的限製，不能追隨同誌們上農業生產第一線去，隻有更加努力，做好自己的工作。”
我說：“好，那我回去就寫。”
……晚飯後，我開始寫大字報，到十點鍾才寫好。最後我說：“現在同誌們紛紛要求到農村去，我受年齡和體力限製，不能追隨同誌們去到農業生產第一線，但是我也必須懂得農業是國民經濟的基礎，向在農業生產第一線上貢獻力量的青年同誌學習，更加鼓足幹勁，做好自己的工作。”
恰好這時書局內出現了兩張老先生寫的大字報。一位老先生在大字報中說，老年人要求下鄉是“自欺欺人”，多此一舉。還說，他不下鄉，他要保養身體，延長壽命，看共產主義到來。
另一位老先生在大字報中說，他決心要求到農業生產第一線去，雖然他的八十餘歲老母親聽到他要求去農村，嚇得昏倒了，他還是堅決要去。“誰無父母，我還是堅決請求黨批準我到農業生產第一線去”。
說實話，兩張大字報都有點調侃的味道，很快成為書局內議論的焦點。中華書局一位領導在大會上講：兩張大字報，一張叫“自欺欺人”，一張叫“誰無父母”，態度都不好。人家有的大字報就說得好嘛，表示自己受年齡身體限製，去不了，但要提高對農業是國民經濟基礎的認識，在自己崗位上做好工作，也間接支援了農業。
那位領導十分強調地說，這個人說的都是真心話。這樣說，實事求是就很好嘛！
宋雲彬這位剛剛摘了帽子的“右派”渡過了一劫，他說了心裏話，說自己去不了農村，還受到了表揚，很有麵子。對於一個老知識分子，這“麵子”不是比什麼都重要嗎？宋雲彬自然很高興，從內心裏感到王春待人以誠，與人為善，值得信任。
宋雲彬摘了右派帽子後，在1960年11月28日的日記中寫道：“上下午校勘《後漢書》。整天工作，不聽報告，不參加學習，殊難得也。”（見《紅塵冷眼》）短短幾句話，體現了一個知識分子想集中精力做些工作的心情。
金燦然也好，王春也好，信任他們，大膽使用他們，“殊難得也”！
與章錫琛玩麻將
有一件事是聽楊伯峻先生告訴我的。開明書店的創辦者之一，著名學者章錫琛先生愛玩麻將，有一次王春去看望他，正碰上章先生想玩麻將，又三缺一。王春到了，曾是“右派”分子的章先生哪敢去想請黨支部書記坐下來補齊人數陪他玩麻將啊！沒想到王春竟然坐下來，高高興興地和章先生等人湊成一桌。章錫琛先生大為感動，感到這個共產黨的幹部平等待人，感到這個共產黨的幹部尊敬老人，就為這，以後每年春節他都不顧年高體弱，由人扶著去王春同誌家拜年。王春說：我並沒有想到借打麻將來做什麼工作，隻是覺得老人很寂寞，陪他玩玩有什麼不可以。“隻是覺得老人很寂寞”，這是多麼深厚的同誌之情啊！如果每個共產黨的領導幹部都能像王春這樣體貼關懷老專家、老學者，還愁老專家老學者不把黨的事業當成自己的事業？還愁老專家老學者不把黨的領導當成自己人？
事情也正是如此。章先生雖然受到不公平對待，仍然一如既往地努力工作。他特別注意嚴格要求自己，幫助青年人業務上成長。有一位年輕編輯寫了一本小冊子，請章先生審閱。章先生一字一句斟酌修改，甚至連標點符號也不放過，還當麵給這位年輕人講解為什麼要這樣修改。有的地方章先生認為譯得不好，便自己動手重新譯過。沒覺得自己是摘帽右派，縮手縮腳。身處逆境，仍高風亮節，心中沒有理想的人是絕對做不到的。
剛才說到楊伯峻先生，他是著名的古漢語專家，北京大學教授，家學淵源，1957年也被劃成右派。不久，就由北京大學發配到蘭州大學。他因為不適應蘭州的氣候，舊病複發，吐血，想回北京。北京大學不敢答應。中華書局的總經理金燦然說，他是專家，中華書局用得著。王春同誌馬上行動，又找文化部，又找高教部，經過兩年多的努力，終於把楊伯峻調到北京中華書局，還給他愛人安排了工作。王春說，這是總經理金燦然的魄力，其實，沒有王春同誌的親力親為，再好的想法也不可能變成現實。
楊伯峻先生後半生與中華書局同甘共苦，在古籍整理出版工作中作出很大貢獻。他的《論語譯注》《孟子譯注》成為雅俗共賞的經典。記得1972年在湖北鹹寧五七幹校，晚上開完會我回自己的宿舍，碰到楊先生站在大路上，我問楊先生：“這麼晚了您在這幹什麼？”楊先生說：“值夜班，打更啊！”我聽了忍不住笑了，因為楊先生不但手無縛雞之力，風都能把他吹倒，而且1000多度的近視眼，看書都快貼到紙上了，還能值夜班？他見我笑，便說：“我看不到小偷，小偷能看見我啊！”看看，多麼樂觀的一位老先生，身處幹校，泥一把水一把，夏天室外氣溫到50℃，冬天結冰，路滑如鏡，他卻也坦然相對，心裏不是存著對金燦然、對王春同誌的知遇之恩嗎？
王國維的兒子王仲聞
還有一位著名人物，就是王仲聞。第一，他是王國維的兒子。王國維是頑固的封建主義保皇派，他因為末代皇帝溥儀被逐出宮，憤而投昆明湖自殺殉節，魯迅說他“在水裏將遺老生活結束”。第二，國民黨統治時期，王仲聞在郵局工作，當時郵局的關鍵部門由特務機關中統控製，而王仲聞由於工作認真恰好被分派在這一部門工作，於是他就是“特嫌”。後來，因為他要辦同人刊物，也沒辦成，郵局借此把他開除……像這樣一種人，在那個年代誰敢使用？盡管他的罪名能落實的似乎也隻有一項，那就是“王國維的兒子”。不久，王仲聞業餘搞了一本《人間詞話校釋》，他的學問遂被人發現。中華書局急需人才，金燦然還是那句名言，“他有這個能力，我們為什麼不讓他幹？”王春同誌還是那個指導思想，既然是人民內部矛盾，那就在人民內部處理，他有權工作。
其實，中華書局用他也還是很有分寸的，並不是如大字報所說“待若上賓”，隻不過是用其所長，盡其所能，做他能做的事。先是讓他臨時幫助審校書稿。他盡心盡力。街道讓他下鄉，中華書局人事部門就去跟街道說，他是中華書局的“臨時工”，在中華書局有任務，任務還沒完現在還不能下鄉，這樣王仲聞就得以每天來中華書局上班了。王仲聞也確實有學問，後來到社科院文學所做研究員的沈玉成曾經說過：“可以不誇大地說，凡是有關唐、宋兩代的文學史料，尤其是宋詞、宋人筆記，隻要向他提出問題，無不應答如流。”
一次，有位資深編輯查找“滴露研朱點《周易》”一句詩的出處，遍查無著，去請教他。他拿起筆就寫出了這詩的全文，並告知此為唐人高駢的詩。沈玉成說：“這首詩作者既非名人，詩中也無佳句，從來也沒有人提過，當時我們麵麵相覷，感到真虧他怎麼記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