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懷念中華書局原總經理王春同誌
真情寫作
作者：楊牧之
王春同誌若還健在，今年當是86歲。
10年前他去世時，我很難過，長時間地陷入沉重的靜穆與深思之中。轉眼10年，3600天，不算短，但他的形象卻常出現在我眼前。身材高大而勻稱，腰板挺直，雖然“文革”中腰被打傷過，犯病就得躺在床上，但病過，一起床，腰板仍然筆直，眼睛明亮、和藹，短短的頭發，多已花白，看得出豐富的閱曆和飽經滄桑。在北京也有幾十年了，但說話還有山東口音，聽別人說話很認真，那種真誠，讓你情不自禁地把心裏話都說出來。76歲。說活得少吧，也過了古稀之年。說活得不少吧，活到八十九十幾歲的人多的是，怎麼王春同誌隻活了76歲！
今年是建國60周年，檢閱60年的業績，緬懷60年間的人物，前輩、大家如千丈岩鬆，在我眼前聳立。但最讓我景仰和懷念的是王春同誌。
王春同誌離休前是中華書局總經理、黨委書記。
他不管出書，卻“管”出書的人。
他不是“管”出書的人，他是千方百計招攬有真才實學、能出書的人，真誠地為他們服務，保證他們出好書。
我們做出版的人，常常記住一本書的策劃人、責任編輯，甚至封麵、版式、裝幀設計的人，但誰還能去想是誰發現了這些人，培養了這些人，請他們來做這份工作的呢？
想到這裏，我心潮澎湃。我大學一畢業就到中華書局工作，一做20年。我一生與古籍整理出版事業有緣，離開中華書局仍然做著與古籍整理和出版有關的事。所以，我不會忘記王春對中華書局，對古籍整理出版事業的貢獻。
“人棄我取，乘時進用”
1958年是中華書局曆史上十分重要的一年。這一年，中央把中華書局定為整理出版古籍的專業機構，還指定中華書局是國務院科學規劃委員會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的辦事機構，隨後又召開了全國古籍整理與出版規劃會議。這種形勢，使中華書局的地位大大提高，但與地位等量的工作任務瞬間壓了下來。而這時，中華書局連收發室、維修辦公樓的後勤人員都算上，全體職工隻有六七十人，根本沒辦法承擔這樣的艱巨任務。
也就在這時，又傳來毛澤東主席對新校點本《資治通鑒》的表揚，毛澤東說，這部書出得好，是一件很有意義的工作。同時，毛澤東又幽默地說，這部書裝訂（每冊）太厚，像磚頭一樣，隻能給大力士看。
毛澤東的話讓決心幹一番事業的中華出版人看到了光明的前景。新中國成立初期，百廢待興，毛澤東日理萬機，卻能顧得過來表揚一部古籍整理的圖書，可見古籍整理與出版對新中國是很重要的，是很有意義的工作。中華書局的領導明白，要很好地完成毛澤東交給的任務，頭等大事是必須有優秀的人才，中華書局的編輯出版力量遠遠不夠，必須大大加強。
這時，中華書局的“老板”金燦然，這位1936年北大曆史係的學生，抗日烽火驟起時毅然奔赴延安的熱血青年，延安馬列學院的研究員，範文瀾編寫《中國通史簡編》的助手，新中國成立之初出版總署的出版局副局長，提出了“人棄我取，乘時進用”的口號。
真是石破天驚！就是在今天，我想到金燦然同誌的這兩句口號，仍然會感到它的千鈞之重，仍然會驚異這個不算大的、出版界的領導，怎麼會有這樣的膽識！怎麼敢說人棄我取！他就沒想到那些人是誰“棄”的嗎？
作為當時中華書局主管幹部人事的黨支部書記（即後來的黨委書記）王春同誌立即接過這個口號，大刀闊斧地幹起來。
王春說：我完全讚成燦然同誌的方針，而且在他的領導下，具體地、十分積極地執行了這一方針。這句話不是事後的誇譽，而是“文化大革命”中被造反派勒令檢查時檢查材料中一字不差的文字。在被勒令檢查時仍然敢於這樣說，這就是自信。
他認為，燦然同誌說得對，“右派”中間有不少人有真才實學，應該利用起來為社會主義建設事業服務。許多單位要把“右派”趕出來，我們可以從中精選出一批品質好、業務好的人來中華書局搞古籍整理。
王春有理論和實踐的根據，他說，古籍整理工作和新聞戰線、教育戰線不同。毛澤東在上海，不就是讓中華書局過去的編輯所所長舒新城先生當“右派頭”，搞《辭海》嗎？
一時間，中華書局陸續調進一大批被認為有政治問題，或者戴著右派帽子的專家學者。這中間有著名文化人、原浙江文聯主席宋雲彬，著名古漢語專家楊伯峻，王國維公子王仲聞，秦漢史專家馬非百，陶瓷專家傅振倫，版本專家陳乃乾，編輯專家張靜廬、徐調孚，沒有公職、遊散於社會，但學問淵博的戴文葆、王文錦，還有著名學者、出版家、古文字、天文曆算等方麵的專家，如盧文迪、潘達人、陸高誼、曾次亮、章錫琛、傅彬然，洋洋灑灑，幾十位著名人物，頗有廣攬人才盡入彀中的氣魄。當時，連出版大家、商務印書館的總編輯陳翰伯都說：“我沒有你們金老板的氣魄！”
袞袞諸公，不負所望，四年下來，中華書局先後整理出版了《冊府元龜》《永樂大典》《文苑英華》《太平禦覽》《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全唐詩》《明經世文編》《宋會要輯稿》《莊子集解》《太平經合校》《藏書》《焚書》《文史通義》等等，都是重大項目；二十四史的整理工作，繼《史記》《三國誌》出版後，已全麵鋪開，又請來一批著名史學家，如鄭天挺、唐長孺、王仲犖、劉節、盧振華、張維華等等來中華書局工作。真是人才雲集、碩果累累。
中華書局真是那麼平靜嗎？其實，那時“反右”鬥爭，運動雖過，但餘波未平，很多“右派”帽子仍在；反“右傾”高潮又起，“拔白旗”，批“白專”，天天開會。可是，“大躍進”風仍勁，鼓幹勁，爭上遊，也是毛澤東提出來的，沒人敢反對。毛澤東對古籍的重視，對二十四史的偏愛，使中華書局有了保護傘。
在這兩種潮流的湧動中，金老板的主張在運行。
金老板大政方針一定，王春抓緊時機，千方百計貫徹落實。又要用這些人，調進這些人，保護他們工作的積極性，又不能讓別人抓著把柄，說你保護“右派”，保護政治曆史有問題的人，思想“右傾”。做人的品質，政治的原則，工作的技巧，與人相處的平和謙遜，許多故事由此產生，讓我們認識了王春同誌的風采與品格。
宋雲彬的大字報
宋雲彬是位著名人物。他的言論不僅在浙江引起批判，在全國也是掛上號的大“右派”。中華書局想盡辦法把浙江不要的人弄了過來。
1960年，精減機構，支援農業生產第一線。中華書局領導作了動員報告後，要求大家報名。很多老先生感到自己年老體衰，沒有條件去農村，沒有報名。這種敢於不報名的舉動，馬上受到單位一些青年人的批評。說他們不響應黨的號召。恰好幾天前，黨組織剛剛宣布宋雲彬摘去右派帽子，有人說他剛摘了帽子就翹尾巴，不聽黨的話了，老虎屁股摸不得了。宋很不服氣，便去找時任黨支部書記的王春。
這些事宋雲彬在日記中有具體記述。宋雲彬幾個階段的日記近70萬字彙編在一起，取名為《紅塵冷眼》，2002年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我看日記大體保留了原貌，讓我們能真切感受當時的社會氣氛。且看他是如何記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