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當年曾被指著作剽竊
曆史人物鉤沉
曆史上，魯迅與顧頡剛是一對冤家，尤其是魯迅，甚至不惜在曆史小說《理水》中，在各種通信中，都對顧頡剛發難，並且多次稱之為“鼻”。魯迅為什麼這麼挖苦顧頡剛的“生理缺陷”？照說，魯迅不是這樣的人。因為和魯迅發生爭執的人多了，用聶紺弩的話來說就是“有文皆從人著想，無時不與戰為緣”。可無論爭論的人有多多，也不管爭論得如何激烈，我們都沒有看到過魯迅公開或私下裏拿對方生理缺陷做文章。魯迅反對用小說進行人身攻擊，卻為何對顧頡剛大稱“紅鼻”？
胡文輝先生在《鳥頭與紅鼻》一文中說：“魯迅與顧頡剛交惡是現代文化界的一大公案，據說起因是顧頡剛曾誤信陳源之說，以為魯迅抄襲了日本人鹽穀溫的著作。魯迅自然耿耿於懷，從此就‘盯’上了顧頡剛。”1926年陳源公開在報上說魯迅，“他常常挖苦人家抄襲。有一個學生抄了沫若幾句詩，他老先生罵到刻骨銘心的痛快，可他自己的《中國小說史略》，卻是根據日本人鹽穀溫的《支那文學概論講話》裏麵的“小說”一部分。拿人家的著述做你自己的藍本，本可以原諒，隻要你在書中有那樣的聲明，可魯迅先生就沒有那樣的聲明。”為這個緣故，魯迅當時把陳源罵了個狗血淋頭，慌得陳源的好朋友徐誌摩為助朋友一臂之力，而出麵要求雙方“帶住”。
而且在10年後的1936年，魯迅在做《且介亭雜文二集》的“後記”時，還再提及此事：“當1926年，陳源即西瀅教授曾在北京公開對於我的人身攻擊，說我的一部著作是竊取鹽穀溫教授的《支那文學概論講話》裏麵‘小說’一部分的。《閑話》裏的所謂‘整大本的剽竊’，指的也是我。現在鹽穀教授的書早有了中譯，我的書也有了日譯，兩國的讀者有目共見，有誰指出我的‘剽竊’來呢？嗚呼，‘男盜女娼’，是人間大可恥事，我負了十年‘剽竊’的惡名，現在總算可以卸下，並將‘謊狗’的旗子，回敬自稱‘正人君子’的陳源教授，倘他無法洗刷，就隻好插著生活，一直帶進墳墓裏去了。”可見魯迅對此事的怨恨之深。
可是，此說也有幾處難愜人意：首先，說“顧頡剛誤信陳源之說，以為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抄襲了日本人鹽穀溫的著作”。這從二人的知識背景上說不過去：陳源乃留英博士，他對國學或東洋（日本）學問不太在行，這點，我們可以從他的文章中看出。不太可能知道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與日本人鹽穀溫的《支那文學概論講話》有何關係，而在這方麵，專弄國學的顧頡剛顯然比他在行也更有資格。其次，如果是“顧頡剮誤信陳源之說”，那魯迅罵陳源當比罵顧頡剛厲害。但實際上，正如上文所言：魯迅罵陳源雖然厲害，可並沒有像罵顧頡剛那樣進行人身攻擊。從中我們可以看出，其實魯迅恨顧頡剛比恨陳源厲害。為什麼？我們不妨推出這樣一個結論：說魯迅的名著《中國小說史略》“抄襲”了日本人鹽穀溫的《支那文學概論講話》的傳播者雖然是陳源，可製造者卻是顧頡剛。
這證據就出自顧頡剛的女兒顧潮寫的回憶錄中，提到魯迅“抄襲”一事時，顧潮這麼寫道：“魯迅作《中國小說史略》，以日本鹽穀溫《支那文學概論講話》為參考書，有的內容就是根據此書大意所作，然而並未加以注明。當時有人認為此種做法有抄襲之嫌，父親即持此觀點，並與陳源談及。”
有意思的是，陳源在後來編輯自己文章時，對這段與魯迅爭論的文字，他一篇也沒編進自己的文集。也許，他也多少對此感到了委屈。倒是陳源與顧頡剛的共同朋友胡適曾出麵為陳源洗刷過：1936年底，胡適在寫給蘇雪林後來又公開發表的一封信中寫道：“通伯先生（即陳源）當時誤信一個小人張鳳舉之言，說魯迅之小說史是抄襲鹽穀溫的。”在這封信中，胡適承認了說魯迅抄襲是“冤枉”，並承認造謠的人是“小人”；不過，胡適這樣說還是為了替陳源洗刷，也掩護了顧頡剛。可惜，顧頡剛的後人並不領情，還是白紙黑字地將這個“功勞”算在了自己父親頭上。胡適若在地下有知，恐怕真會啼笑皆非！
邢大軍據《百年潮》孫玉 文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