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均是中國自金融危機以來的一貫表述。內政決定外交，中國當務之急是如何借4萬億元人民幣刺激國內經濟，推動社會向內需驅動、科學發展的方向深層發展，不在西方“忽悠”中迷失自己，量力而行，不去擔當超出自身發展水平的義務。而中國領導人在G20峰會中提出的“進一步支持發展中國家”等舉措，也意味著中國還是一如既往，甘當“窮兄弟”代言人，並沒有把自己算入“富人俱樂部”，更不是G2之一。
———務實理性態度“不變”。金融危機，暴露出了現有國際金融體係，存在著根本性的弊端。危機呼喚改革。與所有新興經濟體一樣，中國主張對國際金融體係進行改革。胡錦濤本次提出，“要完善國際貨幣體係，促進國際貨幣體係多元化、合理化”。周小川等中國高官更適時發聲，表達建設性主張。但體係改革是長遠目標，並非一日之功，當務之急誠如胡錦濤在峰會中所言“結束危機，複蘇世界經濟”。
人類曆史正是在這“變”與“不變”的過程中，化解危機，尋求變革的動能和堅守的主題。同樣，中國也在“變”與“不變”的旋律中排除困難，摸索有序地向前推進的道路。
盡管世界經濟何時複蘇尚難定論，但中國的救市政策備受肯定。哈佛大學經濟學教授馬丁？菲爾德斯坦表示，他對中國市場的恢複相當有信心，他認為，雖然中國經濟遭遇放緩，中國經濟刺激計劃的實際效應還未見明確，但隨著中國政府刺激經濟政策的陸續推出，尤其是新醫改等方案實施，中國經濟有可能在全球經濟體中最先複蘇。
也可以預期，隨著中國的發展，中國不可避免地要承擔一定的國際責任，但更為重要的是要實現實體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和內部各種製度建設。
在美元和黃金脫鉤以後，美元的強勢不僅在於美國所建立的國際體係，也在於美國龐大的實體經濟，在於美國內部的各種製度建設。美元成為儲備貨幣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因為國際社會存在著一種對美元的主觀期待價值和信任感。
同樣，國際社會是否對人民幣產生足夠的主觀信任度取決於中國是否能夠實現實體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取決於中國能否進行有效的內部製度建設。
對任何一個國家來說，無論是承擔國際責任還是國際主導權，都包含有巨大的代價。作為崛起中的大國，中國不可推卸應當承擔的責任，但也沒有必要去作過度的國際承諾，更沒有必要過早地去爭取國際主導權。
這次爆發的全球金融危機，為中國在世界上的定位提供了契機，中國必須善用這個機會清晰地確立自己的定位，不僅幫助國際社會設立新的規則，而且給世界帶來新的願景。
人民幣成世界流通貨幣隻是時間問題這次金融危機引發了各國對以美元為核心的全球金融體係多種弊端的深刻反思。顯然，單極國際貨幣體係的利己性、缺乏約束製衡機製、權利與義務不對稱等內在缺陷，成為製約世界經濟繼續健康發展的嚴重障礙。而隨著中國經濟的崛起，全球都在關注人民幣的升值問題，並引起了廣泛而激烈的爭論，中國為此承受著前所未有的壓力。以美國為首的部分西方發達國家對人民幣彙率改革指手劃腳，經常以製裁相威脅，並提出諸多蠻橫指責。對此，亟需國人以新視角從總體上研究人民幣的國際化問題，而不是糾纏於單純彙率變化，授人以柄，甚至迷失方向。
國務院常務會議於2009年4月8日決定，將在上海市和廣東省廣州、深圳、珠海、東莞4城市開展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試點。分析人士認為，此舉將成為人民幣國際化征程的關鍵一步，並為今後人民幣國際化的推進奠定重要基礎。
早在2008年年底在華盛頓舉行的G20會議上，胡錦濤主席就提出了四點建議，其中專門談到了國際貨幣體係多元化問題。其含義包括了人民幣的國際化。而實現人民幣國際化，就是人民幣作為國際貿易的一個結算貨幣，不但要計價，同時還要作為結算和儲備貨幣。中國要實現經濟大國向強國的轉變，必須解決貿易大國與金融小國的矛盾，這需要依托於金融的崛起，而金融崛起則要求擁有國際化的貨幣環境。目前的全球金融危機，在不同程度上創造了人民幣今後成為完全可流通和國際儲備貨幣所需要的基礎性條件。而在各國綜合實力此消彼長的較量中，總體而言人民幣國際化的機遇大於挑戰。從此前半年內6500億元貨幣互換協議的簽訂，到跨境貿易結算試點的推行，人民幣國際化的路線圖正悄然展開。
國務院常務會議提出，在當前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的形勢下，開展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對於推動我國與周邊國家和地區的經貿關係發展，規避彙率風險，改善貿易條件，保持對外貿易穩定增長，具有重要意義。
“在上海市和廣東省廣州、深圳、珠海、東莞4城市開展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試點，是考慮到我國與香港澳門地區及東南亞等周邊國家貿易往來比較頻繁，用人民幣取代美元來結算，可以避免彙率的劇烈波動，有利於貿易往來。”長期研究人民幣國際化問題的中國社科院金融所研究員曹紅輝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