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色記憶
作者：方海霞
1982.9.1-9.11 北京 代表人數1690人 全國黨員3965萬人
中國共產黨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剛剛結束一個星期，鄧小平便離開北京，陪同朝鮮領導人金日成去四川訪問。途中，他介紹“十二大”的情況時說：“從十一屆三中全會到十二大，我們打開了一條一心一意搞建設的新路。”“十二大的作用與我們黨的七大一樣。七大把革命引向勝利，十二大將把建設引向勝利。”鄧小平為什麼給予十二大如此高的評價？它又是在什麼情況下召開的一次重要的會議呢？
十一屆三中全會衝破“左”傾束縛，撥亂反正、改革開放有序推進，為十二大的召開奠定了基礎
有黨史專家曾這樣說過：“寫‘十二大’必須從十一屆三中全會說起，因為這次會議的意義太重要了。可以說它不僅僅是一次會議，它已經成為曆史分期的重要標誌。正是它結束了兩年徘徊，開始全麵糾正‘文化大革命’的‘左’傾錯誤，為工作重心轉移，實行改革開放吹起了進軍號。沒有它，就沒有中國的新時期；沒有它，也就沒有以後曆次黨代會的成就。”
讓我們把曆史鏡頭推到難忘的1978年：這年12月15日閉幕的中共中央工作會議，長達36天，這是為十一屆三中全會做準備的會議。這次會議本來要討論經濟工作和黨的工作重點轉移到現代化建設上來，但是陳雲的發言一石激起千層浪，使會議的氣氛活躍起來，直指重大曆史遺留問題。他提出了6個重大問題：從對黨內重大冤假錯案和天安門事件平反，一直到對犯有嚴重錯誤的康生、謝富治重新審查，每個問題都涉及糾正“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傾錯誤。雖然陳雲此時還隻是一個中央委員，但他的影響力卻遠遠超過他現時的職位。他的發言，引起了強烈反響。
一旦重新拿起實事求是的思想武器，必然要重新審視過去的道路，如果不認真對待曆史，黨的工作重心轉移隻能是一句空話。
在這次會議上，鄧小平發表了那篇著名的講話：《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這篇講話，實際上成為十一屆三中全會的“主題報告”，它是開辟新道路、開創新理論的劃時代曆史文獻，堪稱中華人民共和國再度輝煌的宣言書。
1997年初，史學工作者在研究這段曆史時，有一個意外的重要收獲，就是在著名學者於光遠那裏發現了一篇鄧小平的親筆手稿。這是一份用鉛筆寫在三張普通白紙上的準備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講話的提綱，上麵詳細記載了鄧小平對未來的思考。
這份手稿十分寶貴，就連鄧楠知道後也驚奇地對於光遠說：“我父親很少寫提綱，像這樣長的提綱，更是十分少見。”
在真理標準問題討論初見分曉之時，在全麵撥亂反正剛剛開始之日，鄧小平已在關注未來。當時，改革開放尚未列入中央工作會議的議事日程，而鄧小平已經在提綱中提出一係列富有創造性的改革主張。鄧小平在這個提綱中對價值規律、供求關係等問題進行了深入的思考，他的思緒已開始突破計劃經濟的窠臼，出現了市場經濟的思想萌芽。
也許正因為如此，鄧小平在正式講話中，並未展開提綱中的全部思想，隻是談了當前最迫切的問題。但他沒有忘記語重心長地告誡全黨：“一個黨，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如果一切從書本出發，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進，它的生機就停止了，就要亡黨亡國。”
1978年12月18日，中央工作會議剛剛結束兩天後，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就在北京召開了。這次為期5天的會議和遵義會議一起被稱為中國共產黨曆史上兩個偉大的轉折點。
這一天，中國人已經等得太久。早在八大，中國共產黨就提出集中力量發展社會生產力，然而後來的曆史卻是“以階級鬥爭為綱”，中國不得不付出20年的代價，不得不走一段曲折徘徊的路。
為了保證這次曆史性的轉變順利進行，始終沿著正確的軌道前進，不再走大的彎路，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在組織上、人事上采取了重大措施。一些人逐漸退出政治舞台，而另一些人則成為新時期中舉足輕重的人物。“文化大革命”以來，一直遭到排擠的陳雲，被重新選為中央副主席，並在新成立的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中擔任了第一書記；鄧穎超、胡耀邦、王震被增補為政治局委員。中共第一代領導集體的核心毛澤東離開我們兩年以後，在這次會議上，以鄧小平為核心的黨中央第二代領導集體實際上開始形成。
十一屆三中全會後，黨掌握了撥亂反正的主動權，開始了有步驟地解決建國以來的許多遺留問題。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迫害的各級黨、政、軍機關幹部陸續得到平反，受到打擊、誣陷或迫害的民主人士、知識分子等也恢複了名譽。到1982年底，全國大規模平反冤假錯案工作基本結束。據不完全統計，約有300多萬名幹部的冤假錯案得到平反，他們心情舒暢地重新走上工作崗位。
中共中央組織部原秘書長何載在談到平反冤假錯案時說：“沒有這麼幾百萬人問題的解決，好多事情不好設想。第一，黨的實事求是的優良傳統沒辦法恢複，人們思想觀念轉變不過來，解決問題用什麼來解決？從實際出發還是從個人意誌出發？這個大前提定不了。第二，這麼些身經百戰，甚至有的人身經千戰，經過長期鍛煉的幹部不解放出來，當時那個混亂局麵沒辦法克服。你如果不落實政策，不讓鄧小平出來，這個國家不可收拾。第三，如果不平反冤假錯案，好多人才出不來。你看後來發現的都是科學家、知識分子，沒有這麼多幹部人才，重點轉移不了。最後一條我看，沒有平反冤假錯案，恐怕改革開放也不可能搞成這樣成功，我們黨在國際上的形象恢複不了。”
人們現在將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稱為“中國第二次革命”的偉大開端。這次全會不再使用“以階級鬥爭為綱”這個不適用於社會主義的口號，決定把全黨的工作重心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全會總結了建國後的曆史經驗，明確提出：“實現四個現代化，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產力，也就必然要求多方麵地改變同生產力發展不相適應的生產關係和上層建築，改變一切不適應的管理方式、活動方式和思想方式，因而是一場廣泛、深刻的革命。”
鑒於國民經濟中一些重大比例關係嚴重失調的狀況和經濟工作中急於求成的現象的出現，黨中央於1979年4月召開工作會議，製定“調整、改革、整頓、提高”的八字方針，開始對國民經濟進行調整。在調整經濟的同時，農村和企業的改革也邁出步伐。隨著改革的推進，對外開放開始有重大突破。１９８１年６月，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了《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標誌著黨在指導思想上的撥亂反正勝利完成。
上述形勢的發展和巨大變化，表明中國已經基本上消除了“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嚴重後果，並為全麵開創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和改革開放的新局麵創造了條件。因此，召開黨的十二大，係統總結過去6年來的經驗，進一步肅清10年內亂遺留的消極後果，確定繼續前進的戰略目標，戰略步驟、戰略重點和與此相適應的具體方針政策，全麵開創社會主義現代化新局麵等問題，提到了中國共產黨的議事日程上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