降職減薪，職場“進退”辯證法
現象
作者：馮群
“新年新氣象，新年求加薪”，這是多數職場人的內心期待。但當白領們在升職加薪的道路上奮力奔跑時，一些“金領”卻放慢了腳步，甚至停了下來。
Jason是上海一家知名外企的亞太區副總裁，在幾個月前的公司高層會議上，他被提名為總裁候選人，並暫代總裁職務。幾個朋友提前為他即將高升慶祝了一下，並打趣說年底會“痛宰”他一頓。誰知，聖誕節還沒到，Jason就在聚會上坦然地宣布，他未來還是“副總”。大家還在暗地揣測他是不是得罪了上級或是工作中惹了什麼大麻煩時，他一句“是我主動拒絕的”簡直讓眾人吐了一口血。
“總裁壓力有點大。”Jason搖著酒杯和我抱怨。大大小小的會議，作為公司的“形象”，他都要出席。這個擁有多年跨國公司高管經驗的“實戰派”覺得這簡直是浪費時間，而且他正計劃著轉為投資人，更傾向於在幕後觀察、操作。
Jason這樣自發求降職的高管不在少數，他們的理由多種多樣，但“降職”成為個人主動選擇這一行為卻不斷刷新著其背後的社會意義。
此前，“減薪”、“降職”，往往是被迫的：公司人事變動，競爭職位失利，和上級不和，業績不如意……因此，降職減薪大多與“職場困境”、“事業低穀”劃上等號，接到通知的人有的怨天尤人、自暴自棄，甚至怒氣衝天幹脆跳槽走人，還有一些則“臥薪嚐膽”，等待機會東山再起。
如今，疲累不堪的職場人開始考慮主動降職的可能性。主動降職成了漸漸受到青睞的職場“減壓閥”之一。
專家也建議，如果工作壓力實在令你不堪重負，你希望能有更多的閑暇時光，但卻不能或不願完全放棄工作，不如考慮主動降職，減少工作量或者少背負一些管理責任。
降降更健康
Kevin，公關總監，36歲。身為半個媒體人，他對近兩年屢屢爆出的如普華永道女碩士、淘寶店主、電台主播等勞累過度致死的新聞都有耳聞，但加班是Kevin不得不做的選擇，“不加班壓力更大。”
Kevin需要保持超高的工作節奏：每天接洽五六個客戶，趕場各大會議，加班到淩晨三四點，早上八九點趕到公司。一個項目接著另一個，他隻能像陀螺一樣不斷地旋轉下去。“公司考察你，團隊依賴你，怎麼停下來？”
即便在來之不易的假期中Kevin也過得不好。精神高度緊張，超負荷加班導致他經常失眠，有時不得不依賴藥物，在公司的例行體檢時Kevin發現自己成了“三高人士”（高血壓、高血糖和高血脂）。
2012年8月，中國醫師協會、中國醫院協會和北京市健康保障協會等機構針對20-45歲的青年白領人群開展為期半年的問卷調查活動。隨後公布的《中國城市健康狀況大調查之青年白領健康分析報告》中顯示，受訪人群中感覺到壓力非常大的占11.9%，壓力比較大的占35.8%，表示壓力很小或沒有壓力一共占17.2%。其中壓力排名第一的是是工作，占32.3%。
長期處於緊張的工作和競爭的壓力下，加上吸煙酗酒，生活、飲食不規律，身體健康自然“紅燈”警示不斷。“未老先衰”、“過勞肥”、“過勞死”層出不窮，心梗等傳統“中老年疾病”在年輕人中的發病率上升。不少職場人戲稱“薪水沒漲，腰圍漲了；職位沒高，血壓高了；業績不突出，腰椎間盤突出”。
身累的同時還有心累。有關調查結果顯示，78.9%的企業員工有過“煩躁”情緒，59.4%的人感受過“焦慮”，38.6%的人覺得“抑鬱”，有6.2%的人出現過情緒失控的狀態。
麵對健康狀況不斷預警，一開始選擇忽視的Kevin在持續不退高燒幾天後不得不重視起來。從病房重返辦公室的他向上司打了報告，以身體健康為由申請自降為副總監。
妻子是Kevin“自求降職”的最大支持和推動者，她為此算了一筆賬。這段時間加班賺得的工資，還不夠住一次院的醫藥費和誤工費。長此以往，超負荷工作對身體造成的傷害更不是金錢能補償回來的。
Kevin現在對自己主動降職的決定仍然很滿意：“一味追求‘往上走’忽視了健康得不償失。不是說可持續發展麼，趁著這次降職，我打算多花點時間調整一下身體和心理狀態，健康了才能更好的工作。”
降職=不變or轉變
IT工程師張元糾結了一個星期，還是推開了人力資源辦公室的門。出門時，他鬆了一口氣，推掉主管職位的選擇沒有他想象的那麼難。
降級對於張元意味著可以就任一個不需要監管別人的職位。人力資源顧問表示尊重他的意見，“不是每個人都適合擔任管理職務的。”她見證了很多技術人員被提拔到管理崗位卻無法勝任的案例，他們當中有些人後來又回到了原先的崗位或者調至其他平級職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