盲目追求自成體係，重複立項，重複建廠。無論對全國還是對地方都強調以自力更生為主，建立獨立的工業體係和國民經濟體係。各地為了追求自成體係，就要做到門類齊全，樣樣都有，其結果是產業結構的趨同程度很高。在短缺經濟時期，計劃經濟奉行的統購包銷製度，企業不會感到有市場壓力，一旦市場經濟體製發揮作用，這些產業就會變成“夕陽”產業，產品則成過剩商品，陷入滯銷狀態。
戰略目標過重，影響合理布局和民用工業。從毛澤東《論十大關係》時，就把工業布局同打仗結合起來，認為東部暫還可以建一些工業，就在於三五年世界大戰打不起來，如打起來再搬工廠。“三線”建設就是建立戰略後方，為此工業布局不是以經濟技術合理、交通方便為前提，而是以靠山、分散、隱蔽為原則，使許多企業建在荒無人煙的山溝裏，造成運輸和生活的困難，加大了企業辦社會的負擔。同時，過多地布建常規武器的軍工企業，占用了大量應當用於民用的投資，嚴重影響了民用工業的發展。整個均衡發展時期，居民憑票證購物，消費品供應緊缺。
淡化科學技術的作用，過分用陳舊設備武裝工業。在均衡發展戰略時期，以為隻要發動群眾，搞大兵團會戰，工業生產就會突飛猛進。在“政治決定一切”、“思想決定一切”的認識下，把科學技術人員看成“資產階級範疇”，把科學技術的創新始終放在群眾運動之後。無論“一五”建設還是“三線”建設，都要麼引進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機器設備，要麼把原來的舊設備、舊機器東搬西移，有些甚至是抗日戰爭時期的設備也當做寶貝。當時，世界科學技術已經處在迅速發展時期，而我們拘泥於意識形態的對立，正是在這個時期我國同西方科學技術水平的差距拉大了30～50年。
立項的主觀隨意性，造成資源浪費驚人，效益低下。整個地區間資源的分配，建設項目的上馬，都是按領導者的政治意圖行事。許多項目未做充分準備，有的邊勘探、邊設計、邊施工，有的把工廠建在山溝或荒漠中，需要建設防洪、引水工程及廠外管線、道路和服務設施，增加了投資，擴大了成本。尤其在“全黨大辦農業”的口號下，不少企業又搞所謂“多種經營”，使企業成為自給性小社會，既沒有幹好工業，又沒有幹好農業。
地區的封閉性和企業的封閉性很強，割斷生產要素合理流動和優化組合的渠道。在改革前的整個均衡戰略時期，各地區的企業均受上司的層層管理，形成集權式的縱向隸屬關係，而幾乎不存在企業之間、地區之間經濟的橫向聯係。企業的資金由國家或地方政府統一撥付，企業的生產資料由國家統一調撥，產品由國家包銷。許多企業幾乎與當地的百姓沒有來往，較先進的工業對極為落後的農業沒有發揮帶動作用，過剩的人員和設備不能流出，不足的設備、技術也難以流人。形成了封閉的經濟帶、經濟省、經濟市，失去了吸納國內外先進技術和人才的機製，造成了我國工業結構和經濟結構低水平、低層次的局麵。
（2）梯度推移戰略
“文革”後，我國的均衡布局戰略受到了嚴重挑戰：
一是均衡戰略本身的缺陷。在我國推行的均衡戰略，隻著眼於人為的均衡，而不考慮各地經濟的條件和優勢，形成了投資在後發地區的遍地開花，隨意布點，資金分散使用，造成了資源的嚴重浪費和效益的低劣。
二是蘇聯模式的逐步否定。蘇聯的計劃經濟模式在80年代前後受到挑戰。首先有匈牙利、波蘭、羅馬尼亞等東歐國家提出的各種“自治”模式對市場經濟表示了親近。蘇聯自己也開始講改革，逐步否定由列寧開創、斯大林強化的這種模式。80年代初，蘇聯學者和政府官員尖銳批判盲目的產業布局和地區布局行徑，這說明蘇聯對自己創造的均衡發展模式同計劃經濟一樣開始持否定態度。
三是對我國30年經濟體製和發展方針的全麵反思。建國後，我國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主要手段是以階級鬥爭為綱，以抓革命的方式促生產。結果經濟發展水平很低，人民生活改善緩慢，改革前竟有約2.5億人口處在貧困狀態。於是在我國出現了以十一屆三中全會為起點的全麵改革，先後出現了“計劃為主市場為輔”、“計劃與市場相結合”以及“有計劃的商品經濟”的理論與方針，而且對產業結構也進行了輪番調整。與此同時，均衡布局的地區政策也受到了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