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化改革開放，推動體製轉型。西部同東部相比，存在著體製差距，計劃體製的痕跡比較嚴重，企業對政府的依賴性很強，市場機製在許多領域還沒有充分發揮作用。西部的開放力度也不大，不僅向西方國家開放不夠，資本引進的數額很少，而且向西部周邊國家開放的層次也不高，邊貿市場的交易量很低。這一切說明，西部在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的過程中處於後進狀態。這次西部大開發既有政府和政策的支持和指導，但更重要的是采取市場經濟的方式進行開發，無論是資源的開發、老工業基地的改造，還是人才的引進，都要采取市場調節為主的方式。在開發中政府的調控作用會充分發揮，政府會更矚目於基礎設施的建設和公共服務業的發展，而各類企業則會全力以赴擴大生產規模、改進技術、創製名牌產品，這樣做有利於政企比較徹底地分離開來。在開發中通過搞活人才機製，使市場在勞動力資源的調節當中真正發揮作用。通過市場機製的作用吸引國內外投資，不斷擴大融資渠道，使資本市場更加發育起來。
二、西部大開發戰略的形成及其重點領域
1.西部大開發戰略的形成
建國50年來，國家對西部地區的發展在不同曆史階段曾采取過一些不同的發展措施和政策，但“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卻是1999年才第一次正式提出，它的形成是在經過了很長時間地區發展戰略理論的演變和地區發展的實踐經驗的總結而逐步形成的。
（1）均衡布局戰略
解放後至改革前大部分時期，我國對地區經濟發展實行均衡發展戰略。均衡布局論來自蘇聯，蘇聯的均衡發展論來自對馬克思經典論斷的套用。斯大林等蘇共領導人堅持生產關係決定論，認為隻要變革生產關係，全國的生產力都會均衡發展，經濟會以同一速度增長，這種理論在我國得到了充分利用。
從1949年到1956年，國內的中心工作是抓生產關係。當時，全國的工業化水平總體上都很低，而沿海地區的工業基地又強於內地。到1956年時，用沿海與內地的概念劃分經濟地帶，則沿海占工業總量的70%，內地隻占30%。對此毛澤東從均衡布局的觀點出發，指出“這是曆史上形成的一種不合理狀況”，強調“新的工業大部分應擺在內地，使工業布局逐步平衡”。從而“一五”期間和“三線”建設期間內地興辦了許多重大工程項目，與此同時從東北、天津、上海等地也較大規模地向內地搬遷了一大批企業。這種辦法對內地工業體係形成起了作用，但又較大地削弱了沿海工業。針對這種情況，毛澤東指示要“發展沿海工業的老底子”，等打起仗來“再搬家”。
我國推行的均衡布局戰略是建立在計劃經濟和單一公有製基礎上的。在推行方式上有如下特征：一是資源的計劃調撥。無論是新建項目還是搬遷企業，都按指令性計劃執行，不計成本、不計地區補償，是地區經濟布局領域的大鍋飯和共產風。二是立項和搬遷的強製性。一旦確定建設項目和搬遷任務，不需要進行決策論證，像執行戰役任務一樣，必須毫無疑義的執行。三是強烈的意識形態傾向。當時設計國家的經濟布局，雖然也考慮到經濟本身的發展問題，但更多考慮的是政治問題、備戰問題和社會平等問題。“三線”建設的項目，布建地點都是同打仗相聯係，經濟工作是靠政治掛帥來推動。
均衡發展戰略的實施，在我國工業化和國民經濟體係形成中起了顯著作用。“一五”期間除堅持投資分配接近原料產地的原則，使一些資源地區的工業有了較快發展。還適當照顧到少數民族地區的發展，在內蒙古、西藏、昌都等地，興建了工業和交通運輸工業項目。“三線”建設時期，在內地建成了許多工業項目和交通項目，一大批工業企業在各地落成，還建成了一些新的工業中心。“三線”建設改變了落後地區的工業布局，建成了2000多個大中型骨幹企業、科研單位、大專院校、交通郵電項目，形成了以45個重大產品為中心的生產科研基地和30個新興工業城市。
均衡布局戰略在實踐中也出現了許多不良的後果：脫離地區比較優勢實施均衡戰戰略，造成資源和社會財富的巨大浪費。東部和沿海地區的優勢是工業基礎好，本應利用此優勢，讓工業有一次騰飛的機會，但卻采取了削弱東部工業優勢的方式，讓其向內地和邊遠地區搬遷，機器設備和職工在搬遷中造成了財富的嚴重浪費，原來的廠房、福利設施要閑置，接收地區要重新為舊設備建新廠、為企業辦小社會，加上搬遷的運輸費用，耗資是很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