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農民專業合作經濟組織的興起。如果說家庭聯產承包責任製的推行，激發了農民的積極性，解放了農村的生產力，這是製度和政策的威力所在。但從經濟結構來說，它仍然是以小規模家庭經濟為基礎，這種製度必然有其發展的極限。近十年來，農民從切身的體驗中，創造性地發展了合作經濟組織形式。目前全國有各種形式的合作經濟組織18萬多個，將近有四千萬農民在這種組織中獲得了發展的新機遇。今年全國人大正式頒布了《農民專業合作社法》這對這一新動向的法律肯定，必將加速農村組織結構的深遠變革。
5.農村產業結構的加速轉型。經過近三十年的經濟快速發展，國民收入水平、社會消費結構、消費者的消費模式都發生了重大轉變，由此，也促進了了農業生產結構的調整。傳統以糧食生產為主導的農業生產模式，已逐步以市場需求導向的多類型、多層次、多品種的大農業轉變，已經開始出現生態農業、設施農業、安全農業、觀光農業。種植業的特色化、養殖業的規模化、生產過程的標準化、農業服務的社會化，也在加速形成。傳統的春種、夏鋤、秋收、冬藏的生產節奏性規律正在淡化與逐漸消失之中。
6.農村經濟循環方式的調整。在上述變化的同時，農村經濟加速朝向大農業、大市場、大分工、大循環的方向發展，多少年來所期待的內外交流、城鄉互助將變成現實。傳統農業中，農民是以家庭為中心的生產單位，以國家收購為依托的產品流通，而且是一年看一年、一年盼一年。現在，農民的資源鏈、生產鏈、產品鏈、流通鏈、資金融鏈、信息鏈都在延伸，尤其是物流、商流、信息流和資金流是困擾農民的幾個關口，一家一戶的農民難以抗衡、不得不窮於應付。農業資源的循環利用，會帶動一係列產業的發展，經濟潛力十分巨大。
7.農業風險因素日益複雜。傳統的農業隻偏重於關注旱、澇、蟲、雪、風等自然災害，農民家庭也隻愁婚喪嫁娶、天災病孽。現在的農民麵對著多方位、多層次的風險，近在眼前、遠在天涯，諸多風險隨時可能落到農民的頭上。如果美國出台一項貿易政策，就可能把一大批中國農民打暈；突發而來的畜禽病毒，可能把一批農民搞垮；城市外排的“三廢”可能導致千百家農民受損，輕則減產、重則喪命。經濟學家常說的市場風險、貨幣風險、價格風險、彙率風險、利率風險、道德風險，或多或少地直接或間接地滲透到農民的身上來，脆弱的農民難以承受其重。
8.市場導向與政府導向的交替與磨擦。經濟市場化以後，農民對市場還需要有一個相當長的適應過程，農民對市場規則知之甚少、知之甚遲。農民獲取信息的成本高昂，他們沒有條件通曉天下大事。市場功能失靈時，必須有政府的適應幹預。農民對於國家的行政管理，一則以喜、一則以懼。當農民求助於行政管理部門的難事，往往得不到政府部門的救助；而農民上街賣一點農產品，則有一撥又一撥的執法官員來幹預，所以農民說，“七八個大蓋帽管一頂大草帽。”農民的權益得不到有效的法律保護，也導致農民苦不堪言。
9.農民的主體地位和自主決策意識的覺醒。在市場經濟和現代化建設的大課堂之中，大多數農民的維權意識、決策意識和經營理念有了很大進步，農民對社會事務也有了較強的參與意識，他們開始要求知情權、話語權。凡是違背農民意願、損害農民利益的事情，最終會受到農民的抵製。今天的農民，逐漸從單個的和封閉的小農圈圈中走出來，正在向有組織的農民、群體的農民、社會化的農民轉變。
10.農村二元化的社會結構隻能淡化不能消失。受曆史和現實條件的限製，農村經濟社會的二元化結構，短期內不會在明顯的收斂。處於社會最低端的貧困縣和貧困農民，要經過幾十年的發展過程才有可能發生根本性的轉折。國家目前正在下力氣扶貧的縣還有592個，貧困縣的人口達2.3億人；按國家目前設定的貧困標準，貧困人口平均年收入693元人民幣計算，絕對貧困人口還有2148萬人；如果按照聯合國設定的貧困標準，以每天平均消費低於兩美元計算的貧困人口，則貧困人口的數量還要翻上幾番。假定貧困地區人均收入每年增長率可以達到10%，即達到目前農村居民年平均收入4631元的水平，至少還得二十年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