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旦失業洪水決堤，其後果不堪設想。農民工的組織性其實超過了我們的想象。常人以為農民工到了城市裏麵就變成了散沙，沒有組織，也沒有集體行動的能力。中國農民工確實沒有工會，但是到城市的農民工大部分是通過同鄉、同宗的關係相互聯係的，他們有自己的社會網絡，盡管這一社會網絡的下半部分紮根在農村，隻有上半部分的枝丫顯露在城市。在社會急劇變遷的過程中，農村的宗法勢力已經逐漸抬頭，在很多地區儼然已經實際上控製著農村社會的秩序。
當今社會信息的溝通和交流已經無法屏蔽，而同宗同鄉的社會網絡卻具有極其有效的號召力，這很容易導致更多、程度更激烈的群體性事件。農民工的無助程度也可能超過我們的想象。常人以為，農民工沒有了城市的工作，至少可以回家種地。但是，很多農民工在進城的時候已經將自己的土地轉包給了別人，他已經沒有自己的土地了。而且，很多農民工從十幾歲就外出打工，即使他仍然有自己的一小塊土地，他很可能已經不會種地了。在既沒有醫療保險，又沒有失業養老保險的情況下，僅僅依靠土地為農民提供社會保障，已經越來越行不通了。如果農民工想回城市回不去，想留在農村留不住，沒有土地也沒有工作，絕望之下，極有可能導致更多的惡性事件發生。
亨廷頓在《變革社會中的政治秩序》中談道，在大多數現代化國家之中，“城市往往是國內反對派的中心；中產階級是城市反對派的集中點；知識分子是中產階級反對派內部最活躍的集團；而學生則是知識分子內最有內聚力也最有戰鬥力的革命者”。但是，革命一定要出現一個聯盟。在社會存在越來越多的不滿，但是並沒有出現暴動的時候，一定是學生和農民之間難以溝通、沒有共鳴。但如果在短短一年之內，農民和學生的就業狀況都急劇惡化，我們很難想象，絕望的農民遇到絕望的大學生之後會出現什麼樣的局麵。
盡管2009年就業形勢嚴峻，但是，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這恰恰是加速中國進一步改革的契機。洪水固然會泛濫成災，但是其中也蘊藏著巨大的能量，如果能夠有效地利用洪水的能量，便可以化危機為機遇。曆史的演進往往如此，有壓力才有反應，有應戰才有挑戰。失業的洪水看似可怕，其實正好為改革提供能量，點亮改革之燈。
發軔於1978年的改革可為佐證。在計劃體製時期，國家和公民之間實際上存在著一個隱含的社會契約。“勞動人民當家做主”這句漸漸褪色的標語，形象地描述了當時的社會契約。所謂勞動人民，即國家有為公民提供就業機會的義務，而作為回報，公民對政府提供合法性支持。但是，在計劃體製時期，真正享受到就業權利的隻有城市裏麵吃公家飯的人，包括政府機關、事業單位和國有企業的員工等。即使如此，隨著人口增長，政府也越來越難以繼續通過國有部門提供就業機會。為了解決城市中的就業問題，政府從20世紀50年代就開始組織城市中的年輕人到邊遠農村建立農場，“文化大革命”之後，更是動員大批知識青年上山下鄉。
但是，這種做法顯然不是長久之計，很多中國人的家庭被生生地分割開，而且一代人的青春也被無謂地消耗掉了。鄧小平上台之後，讓知識青年回城，無疑是做了一件深得人心的好事。但是，就業壓力隨之而來。到1979年，返城知青大約有1 700萬人，加上320萬沒有就業的留城青年，大約有2 000萬沒有工作的年輕人，這數字相當於當時中國城鎮人口的1/10。沒有工作的回城青年很快出現了不滿和焦躁的情緒，當時各地不乏包圍火車站、包圍市政府要工作的群體性事件。解決就業成了政府的心頭之患。正是由於嚴峻的就業壓力，習慣於計劃體製的共產黨“置之死地而後生”，摒棄了過去的教條，銳意探索新的道路。1978年10月召開的“全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工作會議”上，當時還是北京大學講師的厲以寧，提出了通過股份製解決就業問題的思路。究其本源，政府之所以采納股份製改革的建議，不過是就業壓力太大，什麼藥都想拿來試一試。
如今，中國經濟又到了調整發展戰略的十字路口。解決農民工和大學生的就業問題，不能指望零敲碎打的政策，而是必須得做一篇大文章。為什麼農民工會遇到就業壓力？是因為出口行業在過去幾年出現了畸形的發展，政府和企業盲目追求出口的數量，無節製地消耗以農民工為主的廉價勞動力。整整一代農民工的青春被消耗在喧鬧而雜亂的加工工廠裏。他們的技能幾乎沒有得到任何提高，收入水平一直難以上升，工作環境和福利待遇難以得到改善。為什麼大學生的就業會出現問題？就是因為我們的產業結構與教育體製嚴重不匹配。適合大學畢業生的工作大多是在現代服務業，但中國的服務業恰恰發展滯後。其根源就是支柱性的服務性行業無不受到政府的過度管製，甚至是直接壟斷。過度管製和政府壟斷的後果是服務業供給不足、質量奇差、價格昂貴，需求最終也會受到嚴重抑製。教育的失敗本身就是一個例證。中國的大學，最大的成功之處就是把一群青春洋溢的孩子圈在圍牆的裏麵，沒有讓他們竄到大街上遊蕩；中國的大學，最大的失敗之處就是沒有讓這些孩子在學校裏麵學到有用的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