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1、關於FDI對東道國經濟增長的相關研究
（1）國外學者的相關研究
國外學者關於FDI對經濟增長的作用機製的實證研究，主要采用兩種方法：一種是通過跨國比較分析來研究外國資本流入與經濟增長的關係，通常的做法是將經濟增長率對外國投資水平和外國資本的積累進行回歸分析；另一種做法是通過生產函數導出的增長方程研究外國資本對本國經濟增長的貢獻。在對國際資本流入與國內經濟增長特別是發展中的東道國的各種實證分析中，西方學者主要有以下三種觀點：
第一，FDI流入促進了東道國的經濟增長。侯賽因，伊什塔（Husain。Ishrat）與王軍（Kwang W。Jun）（1992）應用時間序列和橫截麵序列相結合的方法，對東亞國家（不包括中國）1970-1988年的經濟數據進行了回歸分析，發現FDI對經濟增長有顯著的促進作用。
巴拉蘇伯羅曼斯。VN（Balasubramanyam。VN）和索利斯。M（Salisu。M）（1996）在新增長理論的框架內，檢驗了FDI對采用不同貿易政策的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增長所起的作用。他們使用了包含46個發展中國家的樣本的橫截麵數據，研究證明，FDI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東道國的經濟增長，而且其作用在采取外向型貿易政策的國家要比在那些內向型國家更強一些。
梅洛，德（De Mello）（1997）以新經濟增長理論為基礎，認為FDI可以通過增加東道國的資本，促進經濟增長。一方麵，通過FDI可以引進先進技術和設備，以及管理方法和營銷手段；另一方麵，也可以通過培訓員工等增加東道國的資本存量。
瓦爾茲，烏維（Walz。Uwe）（1997）把FDI納入包含內生技術進步的一般均衡模型中，並把新產品的研製地與生產地分開，即跨國公司在R＆D基礎設施完備的發達國家研究設計新產品後，再通過FDI在低成本的發展中國家進行生產，從而產生跨國間的技術外溢。從該模型中推導出投資國與東道國高新技術產業創新和生產的均衡狀態及產業政策的含義。
羅伯特。J。巴羅（Robert J。Barro），哈維爾，撒拉，馬丁（Xavier Sala-i-Martin）（1995，1997）作為新經濟增長理論實證分析的先驅之一，對技術進步、技術差距、技術外溢、人力資本及影響經濟增長的諸要素進行分析，提出了確定各因素之間關係的模型，並對經濟增長與技術進步、人力資本及其趨同性關係進行了開拓性研究，為研究國際投資與經濟增長的關係奠定了基礎。
巴雷爾，羅伊（Barrell Ray），佩因，奈傑爾（Pain Nige）l（1997）建立模型，分析了歐洲不斷增長的跨國投資對投資國和東道國產生的廣泛影響，量化外資企業的技術轉讓在多大程度上促進德國和英國的技術進步，提出外國直接投資迅速增長的主要原因之一是為了使企業特有的知識資產得以充分利用，這意味著國際投資是技術擴散的主要渠道。
邦德，納本德（Bende-Nabende）等（2001）對馬來西亞、泰國、菲律賓、新加坡、印度五個亞洲國家吸收FDI的研究表明，FDI通過產生積極的溢出效應直接導致東道國的經濟增長。他們還發現FDI的溢出效應主要體現在人力資本和對技術（知識）的學習效應上。對影響FDI的因素進行分析發現，開放政策、低生產成本、好的基礎設施和熟練的勞動力都有利於吸收FDI。
蕭政（Cheng Hsiao2002）建立VAR模型，對中國和其他23個發展中國家的時間序列資料進行分析，認為國內生產總值與外國直接投資之間存在著相互影響、相互促進的互動關係。除經濟因素外，穩定可靠的組織機構和城市化的發展在吸引外國直接投資方麵發揮著相當重要的作用，它們是促進經濟增長的重要囚素。
山 喬丹（Shan。Jordan 2002）運用向量自回歸方法研究中國的FDI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係，用方差分解與脈衝響應函數分析FDI與經濟增長之間的相互影響，結論如下：①經濟增長與FD1之間存在著雙向的因果關係，而經濟增長對FDI的影響要大於FDI對經濟增長的影響。②FDI的流入加速了東部、西部之間的地區差異。③彙率變動並不是影響FDI流入中國的重要原因。
第二、對FDI流入會促進東道國的經濟增長持懷疑甚至否定態度。美國經濟學家古普塔。L。卡納赫亞（Kanahaya L。Gupta），伊斯蘭，阿妮斯。M（M。Anisul Islam 1983）結合發展中國家的時間序列與橫截麵序列的資料，考察了1950-1973年FDI對發展中國家經濟增長的影響，結果發現FDI對其經濟增長沒有明顯的作用。
威廉，埃斯塔利（Easterly。William）（1993）認為，利用優惠政策吸引外資會阻礙國內投資。當外資企業與國內企業收益差距很大時，引進外資反而會阻礙經濟增長。
哈達德，蒙納（Haddad。Mona），哈裏森，安努（Harrison。Anu）（1993）分析了摩洛哥公司的橫截麵數據，證明更高水平的FDI並不一定會帶來東道國國內企業生產率的增長。
約翰，康沃爾（John。Cornwall）和溫迪，康沃爾（Wendy。Cornwall）（1994）提出了一個包含需求與結構變化的模型，用於估算歐洲統一大市場的效果。其結論是，貿易和生產要素自由移動（包括FDI）的對經濟增長的作用被新經濟增長模型誇大了。降低失業率促進經濟增長比生產要素自由移動更可靠，而擴大需求也是生產要素自由移動的前提條件。
科格，阿裏（Kokko。Ari）（1994）認為，當跨國公司在東道國所占市場份額比較大，並且與本國技術水平差距太大時，沒有證據表明FDI對東道國企業勞動生產率的提高有任何作用。
羅德裏格斯，克萊爾，安德列斯（Rodriguez-Clare。Andres）（1996）利用模型指出，當跨國公司與本國企業之間的聯係比較弱時，FDI與本國經濟之間是負相關。
第三、FDI對東道國經濟增長的作用受各種條件的限製而有所不同。莫斯特。S。J（Most S。J）和博格H。V。D（Berg H。V。D 1996）考察了11個撒哈拉非洲國家的經濟增長與三個主要的投資資金來源（外國援助、FDI和國內儲蓄）之間的關係。由於傳統的橫截麵分析存在缺陷，他們應用了時間序列分析。結論如下：在某種程度上，國內儲蓄在促進經濟增長方麵似乎比FDI或外國援助的作用更大，而後二者的作用顯著地因國家不同而異。
伯倫茲特恩。E（Borensztein。E），（德，格雷戈裏奧。J）De Gregorio。J和李。J-W（Lee。J-W 1998）運用內生經濟增長理論對工業化國家流向69個發展中國家的FDI的研究表明，FDI是技術轉移的重要動力，而且比國內投資更具有效率。研究還發現，東道國必須具備足夠的吸收先進技術的能力，FDI才會對其經濟增長產生積極影響。他們以人力資本來衡量東道國的吸收FDI溢出的能力，認為隻有東道國人力資本達到一定水平以上，FDI才會對其經濟產生積極影響。他們的研究還發現FDI對東道國的投資有拉動作用，但FDI對東道國經濟增長產生影響主要是通過刺激東道國的技術進步而不是投資拉動。
達勒姆（Durham）（2002）對80個國家和地區的FDI進行了研究，他側重於研究東道國吸收FDI的能力對當地經濟增長的影響，這裏他以東道國的金融業發展狀況作為衡量吸收能力的代表。結果發現，FDI並不是對所有的東道國都有積極的促進作用，他認為FDI在OECD國家和非OECD國家對經濟增長的作用存在差異，這很大程度是由於在金融業發展水平的差異引起的。
（2）國內學者的相關研究
中國改革開放以後，國內許多學者認識到對國際資本流動和利用外資研究的重要性，撰寫了許多有價值的著作和文章，對於FDI對東道國經濟增長方麵的研究，主要有：羅雲毅（1999）根據中國當前宏觀經濟政策和宏觀經濟運行的特點，從作為需求要素的投資與經濟增長關係的角度，研究了投資對中國經濟增長的貢獻率。他采用了中國1952-1997年、中國福建省1978-1997年、美國1981-1996年、日本1977-1995年和英國1985-1995年間各需求要素對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的貢獻率的經驗數據，其研究表明，FDI對中國經濟的增長具有一定的促進作用。
於克萍、傅曉濤（1999）應用簡單線性生產函數和Koyck幾何滯後模型，以中國經濟增長為基礎研究了FDI的理想吸收規模。通過建立國民經濟總體的生產函數，反映經濟增長和FDI之間的關係。在函數中把國民經濟分為內資部門和FDI部門，由於以對外借款方式流入的外資使用權歸中國，這部分外資視為國內投資。其計算結果顯示：外資部門的生產效率比內資部門高。隨著給定經濟增長率的提高和時間的推移，FDI最佳規模相應增加。作者應用的線性生產函數與內含投入要素之間具有完全替代性假設，這與現實生產過程差距較大。
東朝暉、靳向蘭（1999）運用1979-1997年間的數據，在總量基礎上用回歸分析方法計算FDI對中國經濟增長、出口、外彙儲備和就業的影響，得出的結論基本上是積極的，FDI對中國經濟的上述各個方麵都有正向影響。
王新（1999）根據哈羅德一多馬動態經濟增長模型研究了FDI與中國經濟增長的關係。他認為FDI導致額外儲蓄增加，且儲蓄應全部轉化為投資。通過FDI對中國經濟增長貢獻率的計算，得出的結論是：改革開放以來，FDI的經濟增長貢獻率呈現幾個跳躍式增長台階。這一思想開拓了FDI對東道國經濟增長貢獻的研究思路，但認為儲蓄全部轉化為投資的假設顯然與中國的事實不符。
梁誌成（2000）在內生經濟增長模型的理論框架內建立了FDI的一般均衡模型，並且利用中國的經驗數據，對中國現有的FDI規模以及FDI對中國經濟增長的實際作用進行了統計檢驗和實證分析，結論是：目前中國的FDI的總體規模水平仍然是合理的，FDI對中國經濟增長的貢獻也較為顯著。
夏京文（2001）提出FDI在五個方麵促進了經濟增長：FDI彌補了中國資金缺口。②FDI對中國的技術進步有推動作用。FDI改善和提高了中國的貿易結構。FDI對中國產生了就業效應。FDI促進了中國的政策變遷。同時夏京文也提出FDI對中國經濟增長也有負麵影響：通過對股權、品牌、技術和市場的控製來限製中國產業國際競爭力的提高；通過實物投資與資本投資降低了中國經常項目的對外償付能力；增加了貨幣投放，加大了通脹壓力。盡管他在FDI對經濟增長的影響這方麵分析的較為透徹，然而隻停留在定性分析上，沒有足夠的說服力。
程惠芳（2002）應用內生經濟增長理論框架，著重就國際直接投資對高收入國家、中收入國家和低收入國家三種不同類型國家經濟增長的影響進行理論和實證分析，認為FDI能內生技術溢出和技術進步，從而成為內生經濟增長的重要源泉。65個樣本國家的實證研究結果表明，FDI流入增加對高收入的發達國家經濟增長的作用比對中低收入的發展中國家的作用更明顯，但FDI流入增加對中國經濟增長和全要素生產率增長具有明顯促進作用，其原因與FDI流入規模和中國的人力資本水平有關。
陳浪南、陳景煌（2002）從總供給角度，借鑒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模型（索洛模型）和方法，在勞動投入考慮人力資本作用的框架下，測算了固定資產投資，尤其是FDI對中國經濟增長的貢獻。其研究結果表明，FDI對中國某些經濟變量有相當程度的影響，但不是對所有變量都有影響。這一分析假定所有生產要素對國內生產總值的貢獻比重每年均保持一致，這是與事實不符的。
蕭政和沈豔（2002）利用中國和其他23個發展中國家的時間序列資料來分析中國的實際GDP與FDI之間的互動關係，通過循環式結構進行了實證分析，認為國內生產總值與外國直接投資之間存在著相互影響、相互促進的互動關係，並使用三階段最小二乘法（GLS）測算出FDI和GDP之間的短期彈性和長期影響。就短期彈性而言，FDI每增加1個百分點會使GDP在當年增加0.0485個百分點，相應的，GDP每增加1個百分點會使FDI在增加2.117個百分點。就直接的長期影響而論，FDI每增加1個百分點會使GDP在當年增加0.2959個百分點；GDP每增加1個百分點會使FDI在增加3.148個百分點。但是如果考慮到GDP的增長對FDI增加的非直接效果，那麼，FDI每增加1個百分點會使GDP在當年增加5.4479個百分點，同樣，GDP每增加1個百分點也將會使FDI在10年後增加34.4479個百分點。
王成岐、張建華、安輝（2002）運用構造分析聚合數據（Panel data）模型考察了影響中國引入FDI與經濟增長之間關係的諸多因素。發現無論在全國還是各省區分組的層次上，受資國或地區的經濟技術水平和政策因素均強烈地影響FDI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係。在經濟發達地區，FDI對於經濟增長的影響更強烈；企業間的競爭最激烈時，FDI對於經濟增長的作用能夠得到最大程度的實現。分析結果還顯示，地方政府應該且有能力采取措施最大程度地發揮FDI對經濟增長的作用。市場化改革作為一種“一般性”的政策優化了經濟增長的環境：FDI作為這種政策的一種體現，在發達地區對經濟增長發揮了重要作用。
馬明和（2003）選取1983～2000年間，中國FDI與GDP、進出口總額T的時間序列資料，描繪了FDI與經濟增長、對外貿易的運行軌跡，對FDI與經濟增長、對外貿易的關係作了相關分析，並實際測算了FDI 對中國經濟增長、對外貿易的貢獻。結果表明，FDI 與中國經濟運行、對外貿易的軌跡基本平行，從一定程度上這是FDI對中國經濟增長、對外貿易貢獻顯著的反映。FDI與中國經濟增長、對外貿易具有較高的正相關關係，但FDI對經濟增長、對外貿易的貢獻確實存在著當年的需求效應和滯後年份的供給效應。
南開大學國際經濟研究所的任永菊（2003）根據中國1983～2002年的有關數據，在建立自回歸模型（VAR Model）的基礎上，檢驗二者之間是否存在長期協整關係；並在建立格蘭傑因果檢驗模型的基礎上檢驗二者是否存在因果關係。研究結果認為FDI與GDP之間存在長期協整關係。並且由於滯後期的不同，FDI與GDP之間有著不同的因果關係。滯後期為1～2時彼此獨立；滯後期為3～4時兩者互為因果關係；滯後期為5時，LNG（某期GDP的對數值）在4.57%的水平上為LNF（該期FDI的對數值）的格蘭傑原因，反之，卻不成立。
盡管大部學者認為FDI對經濟增長起到積極作用，但也有學者持不同的觀點，李坤望和佟加棟（1996）通過一個比較簡單的宏觀經濟模型，將外資對中國經濟增長的影響分解為幾個不同的渠道，通過估計然後加以彙總，得出了1979-1992年外國資本的流入對中國經濟增長的總體影響。結論為：外國資本對中國經濟增長的影響在統計上不顯著，FDI對經濟活動各個方麵的作用比較顯著，但影響有正有負。
武劍（2002）以經濟增長理論為背景，運用多維方差分析模型，對中國地區間GDP差距、國內投資數量差距、國內投資效率差距、FDI數據差距、FDI效率差距等關鍵變量進行了研究。結果表明，FDI的區域分布不能有效解釋各地區經濟的不平衡狀態，相反，國內投資的區域差距，特別是在投資效率上的顯著差別，是造成區域經濟差距長期存在的主要因素。
杜江等（2002）利用協整分析，證明外國直接投資與中國經濟增長之間不存在長期穩定關係。
盧荻（2003）的研究表明，在產業發展層麵，外商投資確實有助於改進資源配置效率，然而這種貢獻卻是以妨礙生產效率改進為代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