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2、關於FDI與東道國對外貿易的相關性研究
（1）國外學者相關研究
關於FDI與東道國對外貿易之間關係的問題，最初是由羅伯特·蒙代爾（Robert A。Mundell）於1957年提出並進行深入研究的，迄今為止，這方麵的研究先後出現了貿易與投資“替代模型”（Robert A。Mundell，1957）、麥克遜（Markuson）和希文斯（Svensson）的互補關係模型（Markuson，1983）、“小島清模型”（Kiyoshi Kojima，1987）、哈文特（Bhagwati）和迪諾普 洛斯（Dinopoulos）的補償投資模型（Bhagwati，1987，1992；Dinopoulo，1986，1989，1991）。
羅伯特·蒙代爾（Robert A。Mundell）早在1957年就提出了貿易與投資的替代模型。他指出：當存在國際貿易壁壘時，如果廠商始終沿著特定的軌跡實施對外直接投資，那麼這種對外直接投資就能夠在相對最佳的效率或最低的生產要素轉換成本的基礎上，實現對商品和貿易的完全替代。
麥克遜（Markuson）和希文斯（Svensson）利用要素比例模型，闡述了要素流動與商品貿易之間的相互關係依賴於貿易和非貿易要素之間是“合作的”還是“非合作的”。當由於任何一種因素導致商品貿易，而生產商品所需要的貿易和非貿易要素又表現為合作狀態時，商品貿易必然帶動非貿易要素的流動，從而使貿易和要素流動之間表現為互補關係。
哈文特（Bhagwati）和迪諾普洛（Dinopoulo）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分析國際貿易和FDI之間的關係，認為不同利益集團之間的博弈會產生對外貿易和投資之間的替代及補充，即補償投資。
在實證研究方麵，威爾金斯（Wilkins 1974）對美國對外投資研究發現，經濟大蕭條時期，由於許多國家大幅度提高對關稅，迫使美國的跨國公司在國外擴大分支機構，進行對外直接投資。普法夫 佛梅（Pfaf-fermayr1996）的研究發現，奧地利FDI和國內出口之間存在互補關係。斯文森（1996）采用1974一1990年間瑞典企業最終製成品出口和FDI數據，研究表明二者之間存在替代關係，但FDI與中間投入品出口之間則存在互補關係。
康納（Connor）和帕古拉托斯（Pagoulatos 983）的研究表明，投資對出口貿易的作用有賴於跨國企業的進入模式，兼並一個現有企業和水平型直接投資對出口具有替代作用；而綠地投資、新建企業和垂直一體化的FDI與出口之間則具有互補關係。
瑪拉諾斯奇（Malanoski）等人（1998）的研究表明，美國FDI和出口在發達國家之間是負相關關係，而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是正相關關係，尤其是在亞太地區。
（2）國內學者相關研究
中國有許多經濟學者對FDI與對外貿易的關係進行過研究，從研究內容來看，既有宏觀層麵的研究，也有微觀層麵的研究；從研究方法看，既有定性研究，又有定量研究。
楊全發（1999）利用回歸分析法，對廣東利用外資與外貿的關係進行定量分析，表明廣東出口貿易總量與FDI間有明顯的正相關性，其中，加工貿易出口與外資數額顯著相關，說明加工貿易是中國三資企業的主要出口方式。
冼國明等利用1983一2000年的數據進行了計量研究，發現兩者之間存在著長期的均衡關係。向鐵梅從總體趨勢和分階段情況對我國出口貿易和FDI的關係進行實證分析，發現總體上呈相互促進的互補關係。
沈坤榮（1999）[38]通過考察外資企業出口在全國出口總額中所占比重的變化趨勢，發現在中國利用外資發展較快的階段，外資企業出口額和中國出口貿易總額都呈現高速增長，且外資企業出口額在全國出口總額中的比重逐年上升，因此認為外資的流入對中國出口貿易具有擴張效應。特別是在亞洲金融危機後，國有外貿公司出口貿易出現負增長的情況下，外資企業出口的高速增長大大抵消了危機對中國出口貿易的影響。
劉恩專（1999）在文獻中定性分析了FDI對出口的促進作用，但認為考查FDI的出口效應，在方法和內容上必須是綜合的，在考察周期上應該是長期的；他利用1983年到1997年的數據，建立每年的FDI值與出口的回歸模型，得到的回歸係數高達2.62，從而認為FDI能顯著促進出口。
楊迤（2000）、許和連和賴明勇（2002），丁文麗（2001）分別使用相關係數檢驗、協整分析和誤差修正模型、回歸分析方法分析了FDI對中國出口貿易的影響，均指出FDI對中國工業製成品出口的影響要顯著大於對初級產品出口的影響。
奚君羊、劉衛江（2001）運用計量經濟學方法，對FDI與中國國際貿易總量的關係進行實證分析，認為在99%的顯著水平上，FDI對中國進出口貿易，特別是工業製成品進出口的促進作用十分明顯。該文還從外資企業的進出口對進出口總額的貢獻率等角度論證了外資企業的進出口績效。
杜群陽（2001）通過計算外資企業出口對全國出口總額增長的貢獻率，發現外資企業出口對全國出口總額的貢獻越來越大，尤其是當外貿形式嚴峻，出口總額增長放慢的年份，外商投資企業出口對全國出口總額的貢獻越為明顯。
江小涓（2002）對FDI與中國出口競爭力的關係進行了定量研究。她將FDI企業與國內企業的高新技術產品出口份額進行了比較，認為FDI有利於優化中國的出口商品結構，提高出口商品的競爭力。
向鐵梅（2003）通過建立中國利用外資與對外貿易關係的計量回歸模型，對兩者的相關性做了分析，結果認為：從總的趨勢上看，利用外資促進了中國對外貿易的發展，投資與貿易是一種互相促進的互補關係。
沈克華（2003）對1981-1997年和1981-2001年FDI與中國出口總量及結構、基礎設施投入之間的關係進行了回歸分析，結果表明，FDI對中國出口總量增長貢獻巨大且呈上升趨勢。
謝建國（（2003）的研究表明，中國產品競爭力的變化有較強的路徑依賴特征，FDI雖然不是中國產品競爭力的決定因素，但卻是打破這種路徑依賴的重用原因。FDI促進了中國出口結構向高新技術產品出口結構的遷移。FDI對中國資源密集型產業及一般技術製造業並不具有顯著的促進作用。
張毓茜（2001）對1983—1999年中國利用FDI和貿易關係實證分析結果顯示，FDI對進出口的乘數效應為0.78440，對出口的乘數效應為0.78256，對進口的乘數效應為0.52305.另外一種比較直接的衡量FDI對出口影響的方法是考察外商投資企業的進出口指標。如中國外商投資企業的進出口1980年為4265萬美元，到1999年快速增長到1745.1億美元，年均增長率達72.67%，其中出口增長率更是高達96.17%。反映了FDI對中國外貿增長的貢獻較大。
王洪亮和徐霞（2003）運用格蘭傑因果關係檢驗法對中國與日本雙邊貿易和投資的關係進行了檢驗，結果顯示日本對華投資和中日貿易之間存在著長期的互補關係，FDI和製成品的出口具有雙向的因果關係，但FDI對進口水平僅有單向的因果關係，同時還發現FDI和進口貿易在短期存在替代效應。
梁琦和施曉蘇（2004）利用1980——2001年中國進出口貿易總額數據、初級產品和製成品進出口貿易總額數據以及FDI的折舊存量數據，較為全麵的研究了外國直接投資與中國對外貿易的關係。她們運用Granger等計量檢驗方法發現，中國對外貿易與FDI之間的互補作用遠大於替代作用；FDI與中國製成品出口之間具有雙向因果關係；而FDI對製成品進口在長期具有促進作用，在短期二者則是相互替代的。
嶽昌君（2000）認為，FDI是與技術關聯的特殊資本。他用三種彈性係數給出FDI變化率與產出變化率之間關係的表達式，使用跨行業數據分析FDI與商品貿易之間的關係。結果表明，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FDI促進了勞動密集型產品的淨出口。FDI對產業結構、外貿進出口結構可以產生一定的影響。某一產業FDI的增加不僅會影響到本部門的淨出口，還會影響到其他部門的淨出口，而FDI作為外生變量，政府可以積極有效地對其進行控製。
1.2.3、關於FDI與東道國就業相應的相關研究
（1）國外學者相關研究
關於FDI 對就業影響方麵的研究，國外學術界開發不一。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UNCTAD）在《1999年世界投資報告》中指出，FDI會勸說母國培訓機構在東道國建立就業技術培訓中心，從而有助於提升東道國的人力資本。但是，UNCTAD在《2006年世界投資報告》確認為，發達國家輸出的FDI多為資本或技術密集型，可能對東道國的就業產生“擠出”效應；發展中國家輸出的FDI多為勞動密集型，具有較強的就業吸收能力；從全球範圍看，FDI的就業數量效應是中性的。
威廉姆斯（Williams）認為不同來源國的FDI以及FDI的不同進入方式等因素對勞動力的需求有顯著影響。考斯特、麥克（Kostas、Mike）對流入美國製造業的FDI研究發現，FDI的流入對該國製造業就業提升並不顯著。
密茨凱維奇（Michiewicz 2000）等人通過對多個中歐國家的研究，認為FDI在當地的就業創造過程中起到了關鍵的作用，1993—1996年問，匈牙利製造業部門中外商投資企業的就業人數占該部門總就業的比例達78.2%；捷克共和國在此期間雖然就業總量減少了107900人，但外資企業仍然提供了64089個工作機會，這在很大程度上遏製了該國由於大量失業可能引起的嚴重社會問題。波蘭學者安娜 卡璐奇斯珂（Anna Golejewska 2002）研究發現，外資對波蘭不同產業的就業影響大小不同，但各產業的直接就業效應和間接就業效應均表現為促進就業，並且間接就業效應要大於直接就業效應。
克裏斯托夫·恩斯特（Christoph·Ernst2005）認為，20世紀九十年代以來，拉丁美洲國家FDI迅速增長，但是其對就業的影響卻不顯著。其中的主要原因是FDI 主要以私有化和並購的方式進入到現有的公司，FDI進入到相關部門後帶來了現代化和對經濟利益的追逐，而這往往導致大量的勞動力失業。此外，FDI的進入還將擠出國內尤其是中小企業的投資，造成東道國經濟的不穩定性。研究表明，FDI並不是一國經濟增長和創造就業的“萬能藥”，要保證經濟的可持續增長和就業創造，政府需要創造良好的投資環境，以吸引長期穩定的能夠促進經濟、就業增長的國內外投資。
裏斯詹金斯（Rhys Jenkins 2006）對越南的研究發現FDI 對越南的直接就業效應很小，並且由於外資進入擠出了部分國內投資，外資對越南的間接就業效應也非常有限甚至表現為抑製就業。
（2）國內學者相關研究
國內學者關於FDI對中國的就業效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就業數量效應方麵進行了大量的實證研究。
陳晨（1997）研究發現，雖然曆來有一些經濟學家認為，外商投資是解決發展中國家就業問題的成功之舉，但利用外資對解決中國就業的作用並不顯著。
王振中（2000）從淨增量變化的角度考察了FDI對就業數量的效應。研究結果發現，從1986-1998年，FDI對中國就業數量具有一定的正效應。
李海艦（2000）將改革開放二十年分為三期，認為從1980年到1995年，FDI起到了擴大就業的作用；從1996年到1998年僅起到了轉移就業的作用；從1998年到現在，基本上是一種擴大失業的作用。
牛勇平（2001）對1986-1998年的FDI與中國就業數量之間的關係進行了定量分析，研究結果認為，在國內投資效率下降或相對下降的形勢下，FDI對就業數量的增長具有不可低估的正效應；港澳台企業的創造就業效應較為顯著。
江綺萍（2002）依據凱恩斯主義者關於投資拉動就業的觀點，對中國外商投資與就業效應進行了相關分析，得出結論：外資目前並不能大量增加中國的就業量，並在此分析的基礎上從增加就業的角度，對外資政策的調整提出了幾方麵建議等等。
邱曉明（2004）將FDI的就業效應劃分為兩個時期，認為從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隨著在華FDI由勞動密集型加工行業向技術密集型行業發展，FDI直接增加就業的作用明顯弱化，導致就業效應發生了變遷。
蔡防、王德文（2004）用人力資本的分析框架總結了FDI對就業的貢獻，展望了FDI進一步吸納就業的潛力，並從勞動力市場發育水平的角度，回答了為什麼FDI集中在東南部地區。
李東陽（2002）等人對FDI對東道國就業的影響因素做了一定的分析，他認為FDI對東道國就業效應的貢獻大小受到多種因素的影響，部分取決於投資技術的選擇，勞動密集型投資容易增加更多的就業機會；部分取決於進入方式，綠地投資會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此外還涉及到東道國政府所奉行的經濟政策，即勞動力充裕的國家如果實行外向型戰略將比實行內向型戰略能夠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
1.2.4、關於FDI對東道國技術外溢效益的相關研究
（1）國外相關研究
國外學者對FDI技術外溢效應的實證研究主要集中在兩個層麵：第一個層麵，對於一個特定國家（地區）的特定時期而言，FDI技術外溢效應是否存在？第二個層麵，哪些因素對FDI技術外溢效應產生影響？卡維斯（Caves）最早對FDI技術外溢效應進行了計量分析，他將外資作為一個獨立的生產要素納入到當地企業的生產函數中，分別檢驗了加拿大和澳大利亞的FDI技術外溢效應，選用兩個國家在1966年製造業行業橫截麵數據，發現外資確實對澳大利亞相關產業的勞動生產率有著正麵積極的影響，加拿大當地企業的利潤率與行業內的外資份額也是正相關關係②。格洛伯曼（Globerman）采用加拿大製造業1972年的橫截麵數據進行的實證研究也得出同樣的結論③。
布洛姆斯特倫（Blomstrom）和佩爾鬆（Persson）選用墨西哥1970年的行業橫截麵數據，將勞動生產率作為技術水平的評價指標，選用行業資本密集度和勞動力績效為影響特征變量，實證得出了存在技術外溢的正溢出效應。
哈達德（Haddad）和哈裏森（Harrison）采用摩洛哥製造業1985一1989年企業層麵的麵板數據考察了FDI技術外溢效應。將企業規模作為控製變量，他們發現與當地企業相比，外資企業並沒有更高水平的生產率，並且當地企業較高的生產率增長速度也並不能用外資企業比例來解釋。
科高（Kokko）通過對墨西哥1970年的行業橫截麵數據進行分析，發現隻有在跨國公司所采用的技術不是很複雜，跨國公司與當地企業之間的技術差距較小時，技術外溢效應才會變得比較明顯。
博朗斯茲坦（Borensztein）等通過構造內生增長模型檢驗了從發達國家流向發展中國家的FDI 作為技術溢出的途徑對東道國經濟增長的影響。研究發現：FDI 對東道國技術外溢效應是顯著的，還指出東道國企業必須擁有一定的吸收能力即人力資本或R＆D投資基礎，才能成功模仿、吸收和消化國外的先進技術。
戴密坎（Damijan）等對8個轉型經濟國家（保加利亞、捷克、愛沙尼亞、匈牙利、波蘭、羅馬尼亞、斯洛伐克和斯洛文尼亞）製造業1994-1998年間的企業麵板數據進行了考察，結果發現上述國家的製造業都不存在明顯的外溢效應。在深入研究當地企業吸收能力之後，他們發現羅馬尼亞存在技術外溢的正溢出效應，捷克和波蘭卻存在負溢出效應其他國家則不存在明顯的外溢效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