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德七年的規定中對征庸代役做了一些詳細說明。每名男丁每年應該服力役二十天；如果不參與力役，可以繳納庸作為替代，庸的標準是每日三尺棉或者麻，並無年齡或役種的限製。到開元、天寶年間，就全國範圍而言，征庸代役已成為普遍情況，庸絹布成為政府絹布形態的財政收入的大宗。但就局部地區而言，作為正役的力役依然存在。在通常的情況下，庸和役並不並征。租庸調法還規定依照災情輕重，減免租庸調的具體辦法。裏正和州、縣官負責按上述法令授田、收田、征課賦稅。唐律規定，三事失一者，裏正及州、縣官分別處以笞刑或杖刑；課稅違期不繳或擅自賦斂，利不歸國家者，也要處刑。
開元年間又做了新規定：布帛要求一尺八寸寬，四丈長才算一匹；布五丈算一端，綿六兩為一屯，絲五兩為一絢，麻三斤為一戾。如果某戶人家繳納的庸調不滿匹、端、屯、絢這幾個單位，要就近湊成整數。庸和調是可折納的，主要是折納成相應數量的米粟。安史之亂後的一段時間，江淮、荊楚一代的庸調出現過折算成錢幣的現象，是當時特殊情況造成的，沒有普遍意義。
（3）唐代前期的雜稅
戶稅，在唐朝前期稱為稅錢，偶爾也稱為稅戶或者叫戶稅。它是唐朝前期雜稅的一種，但因為不是正稅，所以不載於《賦役令》。唐朝的稅錢，無論是全國稅錢的總額，還是平均每戶應納的稅額，都呈明顯上升的趨勢。唐代前期，稅錢在朝廷的總收入中所占的比例不大，其財政意義也不及義倉稅。但僅就貨幣形態的財政收入而言，稅錢的財政意義很大。因為在以實物稅賦為主的曆史時期，稅錢的收入為當時貨幣形態的財政收入的最大宗。
唐開元之前還沒有商稅的明文規定，也沒有酒禁、鹽禁。隻有政府控製的一些鹽池、鹽井需要繳納鹽供給京師或軍隊。隋至唐前期的商人也有課稅，但是他們納稅的標準與一般農戶區別不大。到天寶年間，政府開始對市肆中的商賈征收商稅。不過總的來說，安史之亂以前，唐王朝對於工商業與關津都是重在管理，並不在意其賦稅。安史之亂後，政府財政極端困難，於是關卡林立，瘋狂征收商稅，比如流通稅、營業稅等等。由於一般商稅仍然無法解決財政危機，唐政府開始針對鹽、酒這樣的稀缺奢侈品征稅，後來安置官吏實行專賣。《舊唐書》中記載，通過劉晏的改革，將官運官銷改為商運商銷又更增加了商業稅賦的收入。唐代大曆年間末期，全國賦稅收入每年為一千二百萬貫錢，其中商稅收入超過一半。
（三）唐後期至五代
1.兩稅法產生的背景
作為隋朝和唐前期國家賦稅收入主要來源的租庸調製，在當時的一定曆史階段中確實起到了調動農民積極性，恢複和發展農業經濟，保證封建國家賦稅收入的作用。但是，唐代租庸調製的實質仍然是秦漢以來小農經濟的變種，沒有實質性的變化；其實施的前提條件是戰爭造成的大量荒地。小農經濟脆弱，自然災害或者征斂無度，都可以使之破產，這又為豪富地主的土地兼並製造了機會。對於租庸調製來說，小農的破產，就意味著國家財政來源的枯竭。因此時至盛唐，隨著社會和經濟形勢的變化，租庸調製的不合理性更加明顯。
租庸調製的中央征稅以人丁為本。安史之亂前，天寶十四年（755年），中央政府管理支配戶數為891萬多戶，人口為5292萬多人。安史之亂開始後，河北掌握在叛軍和割據一方的節度使手中，河南、山東、荊襄、劍南等地都有駐軍擁兵自重，租賦不上繳中央。因此唐中央王朝支配的戶數和人口銳減，主要財政收入隻能依靠淮南和江南——乾元三年（760年），戶數隻有193萬多戶，人口隻有1699萬多人。因此，唐中央政府為了彌補財政虧空，就征收名目繁多的苛捐雜稅。據史料記載，征收賦稅的種類高達幾百種，無用的稅種不削減，重複的稅種不去除，新的稅製和舊的稅製重疊在一起，如此嚴重的苛捐雜稅無窮無盡。同時，各地方的豪強地主依仗財勢，采取托名騙取官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