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農村土地產權市場的有效運轉，也有賴於一個完整有效的關於農村土地產權的法律製度框架。土地產權必須受到法律的保障，否則土地權利的交易就不可能順利進行，土地權利收益的實現就不可能得到保障。一方麵是由於產權殘缺導致土地經營者投入減少，使得土地的邊際收益降低，從而使得土地的需求量減少；另一方麵是由於土地產權不明晰，導致土地市場化流轉的交易費用大大增加，使得土地需求者實際付出的成本高於土地的市場價格，而土地供給者的收益低於土地的市場價格，從而使市場化交易的數量減少。國家必須通過立法對土地權利作出詳盡的規定，以此來保障土地權利的實現和有序運轉。
建立健全有關土地產權的各項法律法規，對農地產權市場的高效有序運轉是必不可少的保障。雖然有物權法、土地管理法、農村土地承包法等相關的法律，但由於曆史條件的局限，已出台的法律還沒有對農村土地產權作出細致而明確的規定，不僅留下了大量法律空白，甚至不同法律之間相互矛盾，以致於農村土地產權市場的建立完善，缺乏法律法規的有力支撐。國家必須根據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需要，在整合既有法律及其原則基礎上，盡快製定頒布《農村土地產權法》，為農村土地產權市場的建立掃清法律上的障礙。在這部法律中，一是要按照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要求，明確界定集體產權及其構造，凸顯集體產權作為基本產權形式的地位和形象；二是按照現代產權理論的要求，明確界定集體土地所有權、土地承包經營權和其他權利主體及其權利內容，使集體產權主體化完整化實在化；三是按照產權市場運作的規律，明確規定農用地和集體建設土地流轉的原則和程序，實現集體產權市場化資本化流轉。順應土地產權市場化的趨勢，逐步擴大產權交易空間範圍，例如集體之間讓渡農地所用權、集體土地承包經營權實現超越社區進行轉包轉租，都需要進一步修訂相關法律，明確交易條件和範圍。同時，修訂和完善土地管理法、民商法、經濟法和行政法等相關法律，將農民集體作為集體土地所有權主體凸顯在這些法規中，並明確政府在農村土地產權市場建設中的職責和作用。
（2）土地產權的明晰在於能夠在法律上清楚地規範土地產權，而這又依賴於土地調查、登記和評估製度的建立。土地產權關係不僅涉及所有權人利益，而且也涉及國家、社會及第三人的利益。在理清國家、農民集體、農民集體代表以及農民個人之間關係的基礎上，必須對集體土地所有權、使用權以及他項權利加以明確界定。土地產權的發生、變更以及消滅，應以進行公示為必要，公示的方法通常采用登記方式進行，以有效保護土地權利人以及第三人的合法權益。土地登記製度不應作為是一種土地行政管理手段，而是土地財產權利認定和保護的手段，才能樹立起土地登記的物權公示效力。王小映（2003）指出，長期以來，我國對農村土地產權的認識不夠深刻，農村土地產權登記遠遠落後於城鎮土地產權登記，不能適應農村土地產權變動的需要。截止2000年8月底，我國約500萬宗集體土地，登記的僅有57萬宗，發證50萬宗，分別占集體土地總宗數的11％和10％。為適應農村經濟的發展，應逐步擴大農村土地產權登記的內容，特別要登記集體土地所有權、農業用地的承包經營權、非農建設用地使用權。物權法明確了建立一個統一的一元化的產權登記體係的原則，也明確了土地承包經營權要進行登記。從長遠來看，我國必須建立包括城市土地和農村土地、建設用地和農用地在內的統一的土地登記製度，逐步修改現有的相關法律法規，製定和頒布土地登記法，發展一套對農村土地進行登記的恰當方法，使這些權利更加明晰、有保障和不受侵犯。應當充分吸收和借鑒國際慣例，從我國實際出發，全麵規範土地登記程序、登記申請人、登記機關、登記請求權、登記事項、登記的類型、登記的審查等內容。藉此，明確賦予土地登記在土地權利設立和變動上的公示功能，明確土地登記在土地財產認定等方麵具有的法律地位和效力。在農村土地產權法確定土地產權主體後，應依據土地登記法的規定，由統一明確的專門機構通過實地調查、地籍測量等技術方法，確定不同主體之間的所有權界限、麵積、用途、位置等一係列土地客體的內容；然後通過土地登記發證的方式將土地權屬固定下來，從而有效地界定和保護土地產權，使得農村土地產權的變更、土地資產的狀況得到清晰的反映；同時通過對農村土地價格的評估，確定土地的等級，並使得土地的轉讓、抵押、轉租等得以順利實現，為農村土地產權市場的建立與運行提供條件。